《盛唐的危機》：
經濟負擔如此沉重，府兵制度得以實行便有賴於均田制度的保障。
唐代初期，人口較少，荒地較多。國家頒布田令，從收歸國有的土地中拿出一部分，分配給少地或無地的農民經營，使之成為發展經濟的主力軍，也成為國家賦稅徭役的重要源泉。
府兵主要就是來自這些自耕農的家庭，另外加上一部分普通中、小地主和富農的子弟。服兵役的年限通常是21歲至59歲。服役期間，免除本人的租庸調（即賦稅徭役）負擔。他們也有可能因戰功獲得國家授予的勛階，從而提高社會地位，還可以按勛階得到額外授田，能夠合法多占有土地。
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社會現實的變化，這項曾經卓有成效的兵役制度開始“亮起紅燈”。
府兵既是耕戰相兼的義務兵，按照制度便允許他們每年有一定的時間在家務農。但在現實中，軍事上的不確定性，卻有可能隨時影響輪番服役的時間，從而耽誤府兵的農時。特別是進入唐高宗、武則天時期，邊疆軍事形勢逐漸惡化，致使越來越多的府兵頻繁出征或戍邊，甚至逾期不歸，府兵的家屬則長期在缺少強壯勞動力的情況下辛苦耕耘，既要向國家繳納本身的租庸調，又要負擔自家府兵的甲仗衣糧，艱難困苦不言而喻。
而更糟糕的是，社會上的土地兼並之風愈演愈烈，又使越來越多的府兵家庭雪上加霜。
人類不同民族和國家的歷史，在共性的基礎上，還會“顯示出無窮無盡的變異和程度差別”（馬克思語），體現出“自己的特點”以及“不完全一樣”的“走法”（列寧語）。
中國古代，大致上從春秋、戰國之交起，在經濟領域內，以土地市場流轉為重要特征的地主階級土地所有制，逐步獲得經濟支配權和控制權，進而又助推地主階級在政治領域逐步掌握了統治權，並建立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官僚制的國家。這樣，就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地主階級社會。——這是一種適合中國古代國情的原創性的社會形態。
而自從地主階級土地所有制出現以後，就始終與土地兼並結伴而行。私有土地的自由買賣，土地所有者之間自覺或不自覺的競爭，勢必導致土地愈益集中，擁有少量土地等生產資料的分散的小生產者，常常處於弱勢，從而易於成為被兼並者。
因此，如果反用法國摩萊裡《自然法典》裡的話說，那麼凡是有“私有財產的地方”，就會有“因私產而引起的惡果”。
初唐的土地所有制，是私有制與國有制並存，仍以地主土地所有制占主導地位。均田制雖表現為土地國有形式，但具體施行起來，實質上大體還是一種土地私有制。因而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貧富分化的擴大，勢必導致土地所有權的轉移，出現土地的兼並和集中。
早在唐高宗初期，土地兼並就已顯端倪。爾後，王公百官以及僧俗地主富豪多置田莊，更愈發恣行兼並，莫懼章程。而自耕農和半自耕農，包括府兵家庭在內，經濟地位本來就很不穩定，一旦不堪賦役負擔或者遭遇天災人禍，便會被迫賤賣抑或抵押自己的土地。
然而“土地是一切生產和一切存在的源泉，並且它又是同農業結合著的”（馬克思語），所以喪失土地的農民也就再也無法維持自耕農經濟，再也無力承擔賦稅徭役。他們被迫逃離家鄉，脫離國家控制的戶籍，前往異地謀生：或開墾邊遠荒地，或租種地主土地，或流入城市從事服務業。而喪失土地的府兵家庭，也同樣踏上背井離鄉之路。
武則天後期，這些所謂的逃戶已經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迨至唐中宗時期，更出現“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的驚人說法。由此造成的嚴重後果，便是稅源減少，國用不足，軍府的兵源也日漸枯竭。
後來，唐睿宗和唐玄宗相繼整頓府兵制度，縮減兵役年限，但卻治標不治本，依舊回天乏術。府兵家庭愈益貧弱，逃亡略盡，最終就連京師衛戍部隊的衛士都難以湊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