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比利時列日開往匈牙利布達佩斯的火車行駛路線可謂蜿蜒曲折——首先要穿過德國和奧地利，然後沿著斯洛伐克西南部彎彎曲曲的邊界行駛，最終朝著匈牙利中北部長驅直入，到達布達佩斯。這一路少說要花十三個小時，往多了說，可能要整整一天，這取決於火車經停的站點數量和轉乘的次數。從列日市是無法直達布達佩斯的，中途必須轉乘。一般人轉乘四到五次就可以了，也有人需要轉乘七次甚至十次。
了解了這些，你大概能理解為什麼說瓦萊裡?多爾莫夫的這趟出行安排算得上是一個小小奇跡了——他隻換乘了兩次！第一次是在法蘭克福站，第二次是在維也納站。而且全程隻停靠了十一個站，就算把布達佩斯站算上也纔十二個——耗時絕對不到十三個小時。
不過，這樣絕妙的行程並不是多爾莫夫自己安排的，而是出自從不露面的幕後人員之手。這些幕後人員能從三個維度來分析列車時刻表，而大多數普通人看到的隻是一堆時間數據，他們無法把這些時刻完美地銜接起來。
多爾莫夫心想，幕後人員從地下辦公室把巧妙的行程安排呈給上司過目的時候，可能還是會免不了受一頓嘮叨，上司肯定會埋怨“怎麼停靠的站點這麼多”，而不會為他們的成果鼓掌，或是拍拍他們的背鼓勵他們。可是中途停靠的事情誰也沒有辦法改變——這兒又沒有直達列車。歐洲沒有那種可以開上連接城市與城市的立交橋的火車。瓦萊裡?多爾莫夫並不介意火車在中途停靠其他站點，但是他的保鏢們都很緊張。每次車門一打開，他都有可能受襲，因為那是刺客混進車廂的良機，至於換乘的危險性就更不用說了。當然，在行動之前，他和他的保鏢們已經把換乘的流程一步步過了好幾遍。保鏢們也跟他強調，必須按照排練時的步驟來。多爾莫夫很想跟保鏢們說，如果真的有刺客，那可能已經在列日火車
站和他們一起上車了。不過他也知道，保鏢們肯定不會說：“熱烈歡迎您來指導工作。”他們能朝自己點點頭已經很給面子了。
多爾莫夫是俄羅斯人，今年六十好幾了，還好隻需要換乘兩次，否則，他每隔幾個小時就要帶著三個高大強壯的保鏢從一個站點跑到另一個站點，還真有點兒喫不消。這倒不是說他身體不好——上次在美國體檢的時候，四十歲的醫生還誇多爾莫夫血壓正常，肌肉也很緊實，說很羨慕他呢！隻是他已經一刻不停地連軸轉了好幾天，確實累了。他希望接下來的時間裡，自己能坐著就不站著。隻要能讓他一直坐在椅子上，叫他干什麼都行。
搭火車這個主意是多爾莫夫自己提的。搭飛機肯定能更快到家，不過他告訴接頭人，那些搜捕他的美國人肯定已經派人監視了各個機場，甚至可能已經在機場安保人員中安插了眼線，伺機暗中下手。當然，那些人也不會放過火車站，不過火車站魚龍混雜，人群密集，就算他帶著保鏢，也能藏得比較隱蔽。好吧，說實話吧，他就是討厭坐飛機。在火車上，他想什麼時候上廁所就什麼時候上，對他這個年紀的人來說，這一點可太重要了，而在飛機上就沒那麼自由了。
其實多爾莫夫知道，就算自己提議坐飛機回莫斯科，局裡的人也不會同意的。這倒不是因為坐飛機更容易被追蹤，而是因為他們希望讓他安分點兒，不要有那麼多想法——誠然，他能回國，俄方很高興，但也不會讓他得寸進尺。局裡的人肯定會裝模作樣地給他使點兒絆子，好給自己的工作增添一點兒樂趣。多爾莫夫倒是不介意。他也可以做做表面功夫，讓局裡的人知道———在美國這三十五年裡，他並沒有“恃寵而驕”。
話說回來，隨著年紀漸長，多爾莫夫對很多事情都變得比較包容了。如果是在二十年前，他早就無法忍受那個此刻正在車廂過道上跑來跑去、用比利時法語大聲說話的小丫頭了。如今，他竟然能寬容到接受孩童們幼稚的行為，比如他們一聽到要搭火車去旅行就激動尖叫的樣子。他知道，要不了多久，這些小屁孩就會長大，會在學校和社會受一些教訓，最終成為無聊的平庸之輩，扮演著良好市民的角色。當然，還有另一種成長之路，那就是變成憤世嫉俗的“炸藥桶”，常常用一些錯誤的標準和看法去挑別人的毛病，好讓自己顯得很特別、很有想法。
坐在多爾莫夫身旁的保鏢問他想不想喝咖啡或茶、需不需要喫點兒東西，都不知問了多少遍了。多爾莫夫沒看保鏢，隻是擺擺手、搖搖頭，仍看向窗外。坐在他們對面的兩個保鏢看起來就是普通的俄國壯漢——表情堅毅而冷酷，眼神比其他乘客更警惕。
多爾莫夫身旁這個保鏢就不一樣了。他看起來更年輕，而且沒什麼經驗的樣子。多爾莫夫甚至懷疑這是他第一次執行任務，因為他似乎不知道，作為一名保鏢，隻要安靜地坐著，擺出一副“我是惡犬，生人勿近”的樣子就可以了。這個小保鏢一直在問多爾莫夫要不要喫點兒什麼、喝點兒什麼、坐得舒不舒服，以及需不需要毛毯。
多爾莫夫想起……好吧，尤裡確實說過很多人都搶著要護送這個“出手大方的科學家”回歸祖國母親的懷抱呢。這個尤裡，說話總是那麼誇張。多爾莫夫想，尤裡的這種說話習慣可能和他的工作性質有關。這麼多年來，尤裡一直在東歐和西歐之間斡旋，這樣的工作難免會讓人變得詭詐古怪。
東歐和西歐有很多共同點，但它們之間的差異是無法互補的——俄國媽媽可穿不下麥當娜的緊身衣。多爾莫夫打從心底裡相信，柏林牆倒塌和隨後的蘇維埃政權垮臺，其實是由三種因素直接造成的：麥當娜、音樂電視臺以及香香的廁紙。而互聯網的誕生則推動了整個世界不斷向前，現在已經沒有人想回到從前了。
說起從前，不得不提難忘的1984年。就是那一年，美國人找到了多爾莫夫，說會為他提供天堂般的高科技實驗場所，而且不受秘密警察的監管。多爾莫夫一開始覺得聽起來不錯，從而被哄到了美國。不過，經歷了三十五年那樣的生活，他已經知道秘密警察是無處不在的，就算你沒有身處西伯利亞的古拉格集中營，也不意味著你是自由身——隻不過你用的廁紙比犯人的更軟一點兒罷了。而且還有道德問題呢。
唉，天啊！
多爾莫夫一直希望成為一個品德高尚又正直的人。也許在和平年代，“品德高尚”和“正直”是比較難以精準定義的品質，必須考慮各種復雜的因素，但是多爾莫夫出生的那個年代，要判斷一個人是否品德高尚和正直並沒有那麼難。
多爾莫夫逃往美國，當然不是為了收看音樂電視臺或為了用上香香的廁紙，而是因為他知道，如果不離開，他的科學研究遲早會成為黨爭的工具。他不想某天早晨醒來發現自己已經被丟到古拉格集中營去了。在那個鬼地方，除了能在背後文一個威風凜凜的教堂文身，這輩子再沒有別的指望了。
逃往美國，難。下決心離開美國，難上加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