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在文學觀念上，歐陽修仍與尹洙基本上一致，但與同年好友石介，則旨趣大異。石介字守道，一字公操，兗州奉符人，天聖八年與歐陽修同年進士及第。他“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脫脫《宋史·石介傳》），在思想上崇尚儒學正統，力斥佛、老虛妄；在文學上倡言古文，激烈抨擊西昆體時文的流弊，嘗作《怪說》、《中國論》，認為“去此二者，可以有為”。石介時任南京（今河南商丘）留守府推官，是當時思想文化領域的一名健將，他的這些文章影響很大。

一天，歐陽修在王拱辰家品茶，拱辰拿出石介剛寄來的書信和隨信附寄的《二像記》石刻本，請大家欣賞。歐陽修接過一看，竟是滿紙烏黑，幾不可識，反復細辨點畫，纔慢慢看明白他寫的內容，心中不由暗暗喫驚。回想前年在洛陽時，他收到的石介來信，那時字跡並不如此怪異。當時在座的還有蔡襄，同輩中書法最精，遂將書信遞給他，問道：“君謨（蔡襄字），你看這字跡，是因為不懂書法纔寫成這樣嗎？”

蔡襄仔細看了看說：“不是。”

“那麼，是書法的規則本來應該如此？”歐陽修一臉困惑。

蔡襄搖搖頭說：“也不是。”

“或者，”歐陽修想了想：“是不是古代書法史上曾有過這麼一種字體？”

蔡襄笑道：“沒有。”

“現代還有誰這樣寫字嗎？”

蔡襄仍是搖頭。

“那麼，守道為什麼非得這麼寫呢？”

蔡襄回答說：“我看呀，他這是故意標新立異，顯示自己與眾不同。”

歐陽修聯想起最近讀到的石介的幾篇新作，其好古憫世之意固然令人感動，但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對所論述和批判的事情又沒有深入地追源溯流，在文章風格上也是求新求怪，不講究文學的審美價值，這些傾向與他習字的偏向顯然是同出一轍。本著朋友之間相期於道的想法，歐陽修決定給石介寫封信，直言規勸。他說：

修聞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為異也。好學莫如揚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為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與石推官第一書》）

追求真理，是君子求學致道的目的所在，即使是那些在歷史上被稱為特立獨行的人，如果細考其行跡，也不會越出君子的行為規範，隻是與當時那些得勢的庸俗之輩不相符合罷了。因此，求異取奇並不是君子所當為。而石介的書法，“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為來者法”，“天下皆非之”，卻“昂然自異，以驚世人”，對於這種做法，歐陽修覺得很不可取，而且他見微知著，敏銳地察覺到石介這種“好異以取高”的習尚，將有可能把一代青年學子引入歧途：

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為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效之，足下又果為獨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修所以為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同上）

這些推心置腹的話語，倔強勁直、性格偏執的石介卻聽不進去，他在回信中表示，自己本不善書，更不屑以此“特異於人以取高”。因為他所留意的是堯、舜、周、孔之道，這纔是匡時濟世的根本，而書法隻是用來傳播聖人之道的一種工具，“能傳聖人之道足矣”，又何必孜孜於此？更何必古有法、今有師？他說自己真正有異於眾人之處乃是排摒為害儒學正統的佛老思想，詆斥雕章琢句的西昆體時文，但也並非是“特為取高於人”，確實是出於衛道的需要。他尤其不能接受的批評是，自己可能給青年學子帶來不良影響，他在信中反駁道：

國家興學校，置學官，止以教人字乎？將不以聖人之道教人乎？將不以忠孝之道教人乎？將不以仁、義、禮、智、信教人乎？永叔但責我不能書，我敢辭乎？責我以此，恐非我所急急然者。（《答歐陽永叔書》）

接讀來信，歐陽修覺得石介並沒有真正理解自己的意思。書法固然隻是一種工具，好與不好無關乎國計民生，但他所憂慮的是，這一看似無足輕重的現像背後所隱藏的不良的思想傾向，恐怕會讓正在興起的思想、文化與文學革新走一段本可避免的彎路。是的，我們要求新求變、破除陋習，但並不意味著不分良莠，全盤否定。批判傳統，同時也應該尊重傳統，這樣纔能去蕪存精，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得更高更遠。因此，他又提起筆來，再陳其辭：

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為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毋母、彳亻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為斜，以其方者為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與石推官第二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