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讀者、朋友和社會科學愛好者，歡迎大家閱讀《怪誕行為學》。
很久以前我在醫院的燒傷科住院時，就敏感地覺察到人們的行為和決策經常偏離理性，遠非完美。多年來，我一直試圖弄清大家都會犯的這些愚昧、蠢笨、奇怪、可笑，有時甚至是危險的錯誤，希望弄清這些非理性行為的來龍去脈，以便重新學習、提高決策能力。
我對非理性行為，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實際應用，都有著濃厚的興趣，這把我引入了新興的行為經濟學領域。我認識到這些怪癖理所當然都是人類行為素。我在實驗中，面對一繫列的人性弱點，經常會提出這些問題：為什麼免費的東西會讓我們過度興奮？情緒在我們的決策過程中起到什麼作用？拖沓惡習如何作弄著我們？我們那些怪異的社會規範有什麼作用？為什麼有些信念已經被證明是錯誤的，但人們還死死地抓住不放？試圖解答這些問題，給我帶來長時間的無窮樂趣；不斷地求索鑽研，給我帶來新的理解和認識，從而改變了我的職業和人生。
我和同事們進行的實驗揭示了為什麼我們的實驗對像（人人都是如此，包括我們自己在內）不能正確地推理判斷。努力搞清楚人們非理性行為方式的產生原因，使我感到愜意；能與那些當斷難斷、猶豫不決的人分享研究成果，我感到非常開心。
然而，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我在試圖推廣我們的理念、實驗和成果的過程中，總是遇到很多障礙。例如，我在一個會議上剛剛發完言準備離開時，某位老兄（我姑且把他稱作“邏輯先生”，此人集我過去幾年辯論對像的種種特點於一身）伸手硬攔住了我。
“你發言所列舉的實驗中那些有關非理性行為的例子，盡管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但我喜歡聽。”他一邊說，一邊遞上了名片，“你講得很有意思，作為雞尾酒會的談資是再好不過了。”他停頓了一下，接著說：“但是，你不了解現實世界中的一切是如何運作的。大家都很清楚，在面臨重要的決策時，你說的那些非理性現像都會消失，因為事關重大，人們會對各種選擇仔細權衡，然後纔會采取行動。股票市場當然更是如此，它的每一個決策都利益攸關，所有的那些非理性因素都會被排除，取而代之的是理性。”
持這種觀點的絕不僅限於那些理性經濟學理論的精英—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在沒有專門學習過經濟學的人中，持這種觀點（我冒昧地稱之為宗教激進信條）的比例之高，令我莫名驚詫。不知道為什麼，傳統經濟學的基本觀點（每個人都是理性的），給我們的世界觀打上了如此深刻的烙印，以致各行各業的人幾乎都把這一觀點奉為基本的自然法則。在股票市場中，理性人與經濟學原理簡直被視為最佳拍檔，就像好萊塢的弗雷德·阿斯泰爾與金吉·羅傑絲那般配合默契。
每當遇到這種批評，我總是試圖深入探究為什麼隻要面對股市中的決策，人們對理性的這種信念就會馬上浮出水面。我的辯論對手總會耐心地企圖說服我采取和他相同的思維方式。“你難道不懂得”，“邏輯先生”會說，“一旦涉及那麼多錢，人們就會特別認真地考慮各種選擇，竭盡全力去追求投資回報z大化。”
我總是反駁說：“竭盡全力追求，與最終能不能做出最好的決策是兩回事兒。就說那些個體投資者吧，他們把所有的錢都投到自己所在公司的股票上，而不化投資，到頭來，還不是把一大部分家當都賠進去了？還有些人，轉眼就60歲了，卻不參加401（k）養老保險計劃，他們這是在白白扔掉馬上到手的錢！因為用不了幾天，他們不但能把自己的錢提出來，還可以拿回公司為他配套投保的那一部分。”
“好吧。”他不情願地表示同意，“不錯，個體投資者有時會犯錯誤，但職業投資人不同，他們的工作性質決定了他們的行為一定是理性的，因為他們管理著巨額資金，還因為隻有z大化的投資回報纔能給他們帶來更高的薪酬。最重要的是，他們在一個激烈競爭的環境裡工作，必須時刻保持警惕，兢兢業業，以保證他們的一切決策都是規範和正確的。”
我瞇起眼瞥了他一下，問道：“你真的是要向我證明，僅僅因為他們為自身的利益工作，職業投資人就永遠不會犯重大錯誤？”
“也不能說永遠。”“邏輯先生”平靜地回答，“但是綜合來看，他們的決策是規範的、正確的。某個人在這一方向上犯了個偶然性錯誤，另一個人又在相反方向上犯了個錯誤，負負得正，這些錯誤彼此抵消，就能使市場上的價格機制保持在理想狀態。”
談到這裡，我不得不承認，我的耐心已經消失殆盡。我問道：“你根據什麼認為這些人—即使是職業投資人，他們所犯的錯誤僅僅是偶然性的？想一下安然公司的例子。安然公司的審計人員陷入巨大的利益衝突之中，這種利益衝突最終導致他們對公司裡的一切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或者說緊閉雙眼、視而不見、充耳不聞，甚至連鼻子都塞起來，嗅也嗅不到了）。再看那些理財規劃師的獎金提成吧，客戶財運興隆時，他們賺了個盆滿缽滿。但是，客戶都賠得一分不剩了，他們少拿一點兒了嗎？在這樣的環境裡，錯位的激勵機制加上利益衝突成了安然公司的多發病，那裡的人們極有可能對於同樣的錯誤一犯再犯，而這些錯誤不可能負負得正，彼此抵消。事實上，這些錯誤的最危險之處在於，它們根本不是什麼偶然的孤立事件，它們會日積月累，越積越重，給整個經濟帶來滅頂之災。”
話到這裡，“邏輯先生”從他的思想武器庫裡拿出了最後一個武器，提醒我注意套利投機的威力—它的非凡魔力能夠消除個體投資者的錯誤，使市場在整體上得以完全理性地運作。套利投機怎樣糾正市場偏差呢？如果市場在無“摩擦”的狀態下自由運作（即使大多數投資人是非理性的）也仍有一小部分特別聰明而且理性的投資人，他們能夠利用其他人的錯誤獲利（例如，他們會把我們某些人低估的股票買進），在競爭過程中取得蛋糕的更大份額，進而為自己帶來巨大利益，同時把市場價位恢復到原本理性的水平上。“你的行為經濟學的觀念，錯就錯在沒有考慮套利投機這個因素。”“邏輯先生”得意揚揚地教導我。
可悲的是，套利投機這一概念無法用經驗加以證實，因為我們無法把股市分成兩種—一種由你我這樣既無出眾能力，又無特別地位的普通人運作；另一種由普通人和那些超級理性的投資人共同運作，這些克拉克·肯特一般的投資超人日復一日地拯救股市於危難之中，同時還要隱匿自己的超人身份。
我想說的是，我經常盡力說服我的辯論對手接受我的觀點，但事實很清楚，我說服不了他們，他們也說服不了我。當然，對我來說最困難的還是與那些傳統經濟學家辯論有關非理性的問題。一方面，他們對我關於非理性的實驗數據根本不屑一顧；另一方面，他們幾乎把理性當成上帝（如果亞當·斯密的“無形之手”還不夠像上帝，我不知道有什麼能更像）來信奉，兩方面的偏執如出一轍。芝加哥學派兩位傑出的經濟學家史蒂文·列維特和約翰·李斯特就這一基本觀點做了非常簡潔的表述，暗示行為經濟學在現實中充其量隻能起到某些補充作用：
行為經濟學面臨的z大挑戰在於如何證明它在現實世界中的普遍適用性。幾乎在所有的案例中，行為經濟學最有利的實證證據都是在實驗室裡得到的。但人們有很多理由來懷疑這些來自實驗室的結果經不起真正的市場檢驗……例如，市場的競爭本質鼓勵個人主義行為，並依據此種傾向在參與者中擇優選取。因此與實驗室行為相比，在日常市場運作中，市場力量與經驗相結合使這些行為學特性顯得並不那麼重要。
面對這種回應，我經常感到迷惑不解，為什麼這麼多聰明人竟然堅信一旦面臨金錢方面的重要決策，非理性就會不翼而飛？為什麼他們想當然地斷定制度、競爭，還有市場機制就能使人們免於犯錯誤？如果競爭足以戰勝非理性，它是否也能消除運動場上的騷亂，或者職業運動員的非理性自我毀滅行為？在金錢與競爭同時存在的情況下，人們就會變得更理性，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那些理性捍衛者相信我們的大腦裡存在不同機制，有的負責小事，有的負責大事，諸如此類，以此類推，還有一個機制專門負責股市嗎？抑或有的人就是刻骨銘心地堅信，“無形之手”與市場智慧無論何時何地都能保證人們采取最理性的行動？
作為社會科學工作者，我無法確定到底哪個模式（傳統經濟學、行為經濟學，或者什麼其他模式）能最好地描述人類的市場行為，我希望我們能夠設計一整套實驗來把它搞得一清二楚。不幸的是，我們對股票市場根本無法進行真正意義上的實驗，而人們對市場理性都深信不疑，這一直令我困惑不解。我不明白我們是否真的願意在此基礎上建立我們的金融制度、法律制度，以及方針政策。
正當我獨自冥思苦想這些問題時，發生了一件大事。
《怪誕行為學》出版後不久，2008年年初，金融風暴呼嘯而至，金融市場土崩瓦解，就像科幻電影裡面的某個場面。當時備受崇拜的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在2008年10月對美國國會說，他感到“震驚”！市場居然沒有如預期那樣運行，或者說沒有像預期那樣自動進行自我糾正。他說他犯了一個錯誤，他原以為企業團體為了自身利益（尤其是銀行等企業為了自身利益）一定會順理成章地保護它們自己的股東。
格林斯潘曾經不遺餘力地鼓吹取消管制，堅信應該讓市場力量自行其是。現在，這樣一位人物竟然公開承認他對於市場理性的這一信念是錯誤的，這纔令人感到震驚。我從來不曾想像這樣的話會出自格林斯潘之口。除了感到自己幸虧是正確的，我還覺得格林斯潘認錯是向前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就像人們常說的，承認錯誤是改正錯誤的第一步。
盡管如此，付出喪失家園、丟掉工作的可怕代價，纔讓我們認識到自己並不像格林斯潘和其他傳統經濟學家所說的那麼理性，這樣的學費過於高昂。我們的教訓是，單純依賴傳統經濟學作為指導原則建立市場和制度，實際上可能很危險。慘痛的事實非常明確地表明，我們所犯的錯誤絕非偶然，它們是人類行為方式的重要組成部分。更糟糕的是，我們這些失誤在市場中可能聚集起來，積重難返，最終引發像火山爆發那樣可怕的局面，而大家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哈佛經濟學家艾爾·羅特—我所認識的最聰明的人之一，對此概括說：“從理論上說，理論與實踐沒有不同，但是到了實踐中，二者卻有天壤之別。”）
在格林斯潘去美國國會做證的幾天以後，《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戴維·布魯克斯寫道，格林斯潘承認錯誤 “意味著會出現一個由行為經濟學家等學者組成的學派，這些嶄露頭角的人能把新穎、精妙的心理學研究成果引入公共政策領域。為什麼很多人冒著巨大風險卻又渾然不覺？這些人對此種現像的解釋起碼聽起來不無道理”。
剎那間，人們似乎開始明白了，對於雞毛蒜皮的小錯誤進行實驗研究，絕不僅僅是為晚會餐桌提供談資趣聞。我的罪惡感消失了，覺得心中輕松起來。
對於整個經濟形勢而言，眼下這段時間令人沮喪，對於我們每個人自身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格林斯潘的轉變給行為經濟學，也給希望反思和改正自己的思維與行為方式的人創造了機會。危機帶來機遇，這一悲劇也可能使我們最終接受新的觀念，而且我希望，可以推動我們開始重建觀念。
在博客與電子郵件充斥的時代，寫書絕對是一種享受，我不斷從讀者那裡得到反饋，使我能夠有機會對人類行為的各個方面不斷學習、重新考慮、進行反思。我還有幸與讀者進行一些有趣的討論，比如，行為經濟學與金融市場的關聯、金融市場的問題出在哪裡，以及交談過程中隨時提到的有關日常生活中非理性的其他題目。
我在本書的後面（《怪誕行為學》第一版的內容之後）添加了對本書某些篇章的一些反思及有關逸事，還有我對當下金融市場形勢的看法—把我們拖進這一泥潭的是什麼？如何從行為經濟學角度理解它？我們怎樣做纔能走出這一困境？
不過，我們還是言歸正傳，先來探討非理性行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