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出土青銅器的增多和青銅器本身所顯示出的獨特的藝術史料價值，近代關於商周青銅器的研究日漸興盛，學者著述頗豐，著名的研究學者有容庚、郭沫若、郭寶均、陳夢家、馬承源等。容庚在1925—1936年間編著了《金文編》《寶蘊樓彝器圖錄》《頌齋吉金圖錄》《海外吉金圖錄》《商周彝器通考》等，收集整理了大批包括遺失海外的商周青銅器的資料，並對銘文、紋飾、斷代、分類等方面給予了詳細的研究，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國學大師郭沫若先生在１９３２年編著了《金文從考》《金文餘釋之餘》《西周金文辭大繫圖錄考釋》等著作，對商周青銅器銘文進行了繫統的綜合研究，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把商周青銅器銘文的研究和古代的史實明確結合起來，開發了商周青銅器的歷史史料價值，並且在文字訓詁方面確立了權威地位，使商周青銅器研究成為一個綜合的研究體繫。其他的學者參考不斷出新的青銅器考古發現，將商周青銅器的研究不斷推向前進，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著名的論著有郭寶均的《商周青銅器群綜合研究》，陳夢家的《西周銅器斷代》，馬承源的《中國古代青銅器》《中國青銅器全集》。這些關於青銅器的論著從不同的側面，由不同的角度對其進行更加全面的分析，大大豐富了商周青銅器研究的內涵。更重要的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隨著國家對古代歷史文化遺產的重視，以及文保工作的深入，大批出土的青銅器得到了極為有效的保護，也為對其更加準確翔實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資料，既對前期的研究起到了察疑補缺的作用，又促成了很多新觀點的產生，商周青銅器的研究工作真正步入了正軌。

然而綜合前輩及迄今為止的商周青銅器研究，概括起來不難發現，他們無不著重在四個方面的研究。第一，關於商周青銅器的斷代分期研究。所謂斷代，就是用科學的方法來準確確定某一件特定青銅器或一組青銅器群所屬的固有的時代，“一件青銅器包括造型、紋飾和銘辭等一個方面或多個方面的研究價值，而以上三個因素都是在一定社會條件下的產物，斷代的任務是把一件青銅器還原到它本來所屬的年代，使之可以放到原來的歷史條件下來考察”

馬承源：《中國青銅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郭沫若、郭寶均、馬承源先生均在青銅器斷代分期上有獨特的見解。郭沫若在他的《彝器形像學試探》一書中，將青銅器的發展分成五個時期，即濫觴期、勃古期、開放期、新式期、衰落期，基本上確定了青銅器分期斷代的標準。而馬承源先生在此基礎上又提出了新的分期，即育成期、鼎盛期、轉變期、更新期、青銅器的衰退，此外還有郭寶均先生等人的不同的分期、各種斷代分期研究雖然側重點不同，但都根據商周青銅器的花紋、造型、銘文結合出土地點做出了自己的分期斷代，理順了青銅器諸多特征與社會時代特征的關繫，為其他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主導方向。第二，是關於青銅器器形分類的研究。商周青銅器是以具體的造型面貌而出現的，各種造型由於與實用功能、思想內涵結合緊密，其名稱類別在史籍中又較少提及或冠名錯訛，因此有必要清楚地區分青銅器的性質和具體的實用功能，從而更好地研究具有同一性質功能的青銅器之間的差別、變化，從中找出這種變化所產生的各個方面的原因及體繫特征。早期學者對青銅器的分類雖然紛繁復雜，但也基本達成了一致，可分為幾個大類，即兵器、酒器、食器、水器、樂器、雜器。最為常見的幾種青銅器名稱也比較明確，如鼎、爵、卣、盤、觥、壺、戈、鉞、簋、鬲、彝、匜、鐘等都得到了史學界的認可。對青銅器分類的研究是最直接反映各種各樣青銅器性質、造型的研究工作，它是其他各項研究的基礎。第三，對青銅器紋飾的研究。商周青銅器上的紋飾詭異瑰麗，雕飾種類、內容、方法眾多，之所以吸引我們對它進行研究，紋飾所具有的審美功能是一個主要的原因之一。紋飾還具有一定的承前啟後的嬗變過程，無論是對原始紋樣的繼承吸收發揚光大，還是對魏晉、漢唐紋樣裝飾的影響深遠，都是中國文化的一筆寶貴的藝術財富。對紋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內容和形式上，內容上主要包括各種動物和幾何紋樣，如神秘化的龍紋、夔紋、鳳紋，來自現實生活的變形牛、羊、像、虎紋等；形式上則因時代的不同，或剛健粗獷，或秀美細致，這些大都屬於美術學的範疇，對我國古代藝術的綜合性研究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第四，對青銅器銘文的研究。青銅器上鑄刻銘文是商周特別是西周時期青銅器的重要標志，西周時期的很多青銅器不是以器物造型而是以銘文所著稱的，如牆盤、大克鼎、毛公鼎、大盂鼎等。青銅器銘文中包含有許多重要的史實史料，因而格外為史學家、經學家所重視。龔自珍曾說“凡古文，可以補許慎書之闕；其韻，可以補《雅》、《頌》之隙；其禮，可以補逸禮；其官位氏族，可以補《世本》之隙；其言，可以補七十子大義之隙”，古文即銘文。郭沫若也認為“傳世兩周彝器，其有銘者已有三四千具以上，銘辭之長有幾及五百字者，說者每謂足抵《尚書》一篇，然其史料價值殆有過之而無不及”，可見對青銅器銘文的史料價值是極其重視的。

關於青銅器銘文與中國文字的發展、書法藝術的關繫，也是有關學者研究的重點。青銅器銘文，其字形字意於今大為不同，比較難以理解。早在宋代呂大臨、王楚等已經辨識了好幾百個青銅器銘文文字，並逐漸發現了一些金文構型規律，為進一步理解青銅器銘文字義打下了基礎。唐蘭和於省吾、郭沫若先生總結自己的經驗，也對銘文文字研究做出了貢獻。如唐蘭先生的比較法、推勘法、偏旁分析法和歷史的考證法，都對青銅器銘文文字的辨析起到了可借鋻作用。新中國成立以後對商周青銅器銘文的書法藝術特征的研究方興未艾，銘文書法由於書寫的格式、形式獨具特色，對當代書法藝術的影響也很大。馬承源先生就在他的《中國青銅器》一書中詳細地論述了青銅器銘文的書法藝術特色及其時代的演進過程。

此外，對商周青銅器的研究還包括對青銅器鑄造技術的研究、防偽青銅器的研究等多方面。對商周青銅器以上幾大方面的研究為我們能從總體上觀察青銅器提供了詳細的資料和重要的方法論，從中可以了解商周社會政治、經濟因素對青銅器的產生與發展的重大影響作用，其中的史料價值也為我們續寫中國歷史的脈絡，顯得何其寶貴。我國新時期進行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有很大一部分重要的資料就是直接來自青銅器的發掘與銘文研究，說明商周青銅器的綜合研究價值是無法估量的。

但是這裡有一個問題，商周青銅器的各項研究工作，看似包羅萬像，蓬蓬勃勃，但卻存在著疏漏。無論是對青銅器的斷代、紋飾、分類，還是對文字、書法、鑄造的研究，都忽略了青銅器本身是一件精美的造型藝術作品，忽略了它首先是以具有審美性質的整體藝術形態出現的這一事實。它的出現不僅僅是有社會政治經濟的原因，也不僅僅具有實用的功能、經濟的價值、記錄史實的價值，更重要的是它具有特定的反映時代特色的藝術造型形式和藝術表現手法，明白地說，就是它首先是一個雕塑形式，一種極為特殊的雕塑藝術形式，具有雕塑藝術的特征。翻開中國雕塑藝術史，談及商周時期的雕塑藝術，目光僅僅關注在玉雕、陶塑和普通意義上的鑄銅雕塑上。這些雕塑在商周時期是比較少的，而面對眾多青銅器雕塑精品，要麼寥寥數言，一筆帶過，要麼將其歸入工藝美術之類，以實用器的裝飾藝術出現，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失誤和缺憾。

藝術是文明的像征，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精神文化的心靈表現，也是智慧與審美趣味的特殊外在形式。雕塑作為一種獨特的藝術形式，在人類的審美造型活動中產生最早，它是物質的，以造型、質感、復雜的結構成為最接近人類生活現實形態的，經過雕刻和藝術手法處理升華了的靜態造型藝術。“從一定意義上講，它是人類形像的歷史，反映著不同時期人類的感情世界和文化藝術的審美傾向，被認為是典型的造型藝術。”

劉鳳君：《美術考古學導論》，山東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從某方面來說，我們研究一個國家民族的文明史，雕塑是最好的研究對像，在世界四大文明中，雕塑藝術是最直接、最多被提及的藝術形式。這首先是因為雕塑能最直觀反映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性格和社會政治經濟特征。我們看埃及雕塑，那遍布在上下埃及神廟裡的龐大法老雕像和無數的由奴隸鮮血汗水凝結而成的深邃高大的陵墓，直接說明了埃及奴隸制社會王權的巨大威力和奴隸主對社會財富的完全占有。我們看古希臘雕塑，那健碩的運動員雕像、優美的阿芙羅狄忒（維納斯）雕像，也能看出希臘城邦社會裡平民與貴族的審美趣味和對生活的熱愛。兩河流域巨大的花崗岩石雕猛獅撲人和建築上野蠻血腥的獅與人、獅與牛搏鬥的大面積浮雕，都完整鮮明地以雕塑藝術的形式展現了人類早期社會的階級關繫是赤裸裸的剝削與壓迫的關繫，以及在這種階級關繫存在條件下人類所產生的對抗與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這種關繫的殘酷性和必然性雖然在繪畫、建築、文學、詩歌等方面都有所表現，但其震撼力和可直接觸及與感受到的空間實體性是無法與雕塑藝術比肩的。另外，雕塑也是人類精神世界的感知的外在空間實體，早期原始人類的精神世界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宗教與巫術。人類是有思想的動物，一經誕生就存在著精神和物質的兩大世界。由於科學地認識世界的能力尚處在愚昧狀態，早期人類文明認為在與人類現實生活平行的另一個世界，是一個能主宰人的生命禍福的神靈的世界，並且為了自身的生存不僅要與自然界做殊死搏鬥，而且還要取得冥冥之中神的佑護，在各個世界文明中這種巫教都是非常盛行的，是早期人類生活中最重要的精神活動。這種精神活動對早期的雕塑無論是造型還是雕塑的內涵產生著重大而深刻的影響，有的作為圖騰偶像，有的作為具有特殊意義的裝飾品。中華文明、埃及文明甚至於太平洋彼岸的瑪雅文明都具有顯著的宗教巫神文化特性，這在所遺留下的雕塑藝術作品中非常明顯。埃及的長著鷹頭、貓頭的人神和長著人頭的獅身人面像，都是宗教神秘文化對雕塑藝術造型帶來的直接結果。他們相信這些特殊的形像掌握著人的生殺大權，隻不過隨著階級和階級社會的產生，擁有私有財產的奴隸主為了自己本階級的需要將自己打扮成神的後裔、神的使者、神在人間的代言人，從而利用其愚弄廣大的下層人民和鞏固自己的統治。瑪雅文明的統治者同樣將自己說成是天之子，是天上的太陽，那些裝飾著黃金寶石或以黃金寶石雕塑的人的頭顱、骷髏，顯示著統治者對甚至是人的生命的無情占有，從雕塑上看，這種統治更形像更殘酷更真實。

雕塑當然附有一定的歷史史料價值，可以從中分析出某個社會某個時代的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特征，但這僅僅是雕塑藝術所給予我們的實用價值之一。作為一種藝術產品，我們還應該重視它的藝術精神價值，這種價值是永恆的。

對青銅器研究而言不能不說是大師輩出，收獲頗豐，但此前對商周青銅器雕塑研究的疏漏是顯而易見的，這裡有從事研究者術業有專攻的個人原因也有歷史的原因。在中國古代，雕塑藝術的發育是非常不完整的，遠古時代我國早期雕塑藝術萌芽所顯露出的生動、活潑、天真和純樸，是藝術對生活的歌頌和欣賞，“是一派生氣勃勃，健康成長的童年氣派”。然而進入階級社會，雕塑藝術受到的束縛驟然加劇，生存的空間是非常狹小的，它被用來作為一種政治和宗教的統治工具，在統治者的手中掙扎成長，不是以宗教偶像出現（如石窟、寺廟中的佛、菩薩），就是被埋入暗無天日的墳墓中陪葬死人（如各個時期的俑、帝王將相陵墓前的陵墓雕刻）。雕塑隻是小技小藝，從事雕塑藝術創作的人也隻是一般的工匠技術工人而已。有關雕塑藝術的記載也極少，創造了華夏民族輝煌雕塑史的雕塑家也無留名留姓，這和中國古代雕塑在世界雕塑藝術史上所取得的地位極為不相稱。

商周青銅器首先是屬於藝術的範疇。青銅器不是一般的以青銅為材料鑄造的簡單的具有一定造型和思想內涵的實用器皿，它要先具有審美功能，再以審美發揮其所有上述的其他諸如史料、實用的功能，否則在將近一千多年的時間裡我們的祖先不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對青銅器進行造型、紋樣、雕飾的改革變化。從一個方面講，商周青銅器甚至是屬於純藝術的精神上的審美再現，它有美的形式、豐富的藝術表現內容和完美的雕塑技法。由此表現出的藝術風格也極其獨特，對它的藝術方面的理論研究無疑對完備中國古代雕塑藝術是起重要作用的，這也是本書最初的寫作心得和出發點。

基於以上所述，這本書的重點在於結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對商周青銅器雕塑藝術做一個較為全面的闡述。第一部分是雕塑理論方面的論述，主要闡明商周青銅器的雕塑藝術特征，鮮明而獨特的雕塑藝術風格及其雕塑藝術的表現形式，也包括論證了青銅器雕塑更為具體詳盡的制作方法。第二部分按照新的分期，著重分析研究了商周各個時期青銅器雕塑的藝術特征和造型特點，雕塑藝術風格的變化及其之間的承襲關繫。第三部分則論證了商周青銅器雕塑藝術在中國古代雕塑藝術史上的重要地位。我以為，從以上三個部分基本上可以完整地概括論述商周青銅器雕塑藝術的全貌。但是中國古代雕塑何其浩繁，商周青銅器雕塑的研究也是非常復雜的，頭緒繁多，有些部分的研究還需跨學科，不是一個人一代人能一次完成的。唯希望本書能引導一個對商周青銅器雕塑研究的良好開端，引更多的學者來關注商周青銅器雕塑，使商周青銅器以其藝術的本來面目展現在世人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