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觀像制器和備物致用——從彩陶看史前造物的方法和觀念

藝術設計的歷史和人類造物的歷史一樣漫長。在遠古洪荒時代，當人們有意識地制造第一件工具時，頭腦中必然已經存在其未來造型的預想。也就是說，他此後所采取的一繫列活動都是按照特定的目的進行的，人類的造型意識伴隨著造物活動萌芽，設計意識在造物過程中逐漸發展，當是不可爭辯的事實。但是，在中國遠古傳說中卻將人類所擁有的物品和重大發明都歸為聖人所為。比如，伏羲氏發明了漁網教人們用網捕魚、捉鳥參見《漢書》：“伏羲作網罟，以田漁，取犧牲。”；神農氏發明了耒、耜教人們耕種參見《易經·繫辭》：“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有巢氏發明了房屋使人們定居生活參見《莊子·盜跖》：“有巢氏教民構木為巢，以避野獸，從此人民纔由穴居到巢居。”……實際上，中國古人之所以將這些重要的發明都歸結在上古先賢身上，其目的大約有二：一是緬懷先賢強化祖先崇拜，提高氏族集團凝聚力和文化認同感；二是強化物品的神性，引導人們養成愛物、惜物的習慣。事實上，器物的發明或有某人某時靈感瞬間閃現的偉大推動作用，但更重要的還是遠古先民在勞作中不斷積累改進的集體智慧結晶，就陶器的發生而言更是如此。一、觀像制器和陶器的創生

關於陶器的產生，目前流行的說法有以下幾種。其一是，在陶器發明之前人們已經擁有籐條編織的簡單器物，後來先民為提高籐編器皿的強度在上面敷塗上泥土，於偶然或意外中被火灼燒，作為骨架起支撐作用的籐條被燒化後得到比泥土堅硬、更加實用的陶器；其二是，先民於火塘邊的泥土經火灼燒後變得十分堅硬這一現像中得到啟示，以泥制器再經火燒，從而發明了陶器；其三是，先有彈丸一類的簡單泥制器具，這些器具受潮後先民將這些泥器在火燒烘干的過程中得到了品質極大提升且不怕水的陶器。應該說，以上三種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從目前出土陶器來看，最早的陶器大都帶有籐編物或類似印繩肌理，故而大多數學者認為關於陶器的產生，第一種說法正確的可能性較大。

那麼陶器的形制和樣式又是如何產生的呢？中國古人認為是聖人在對自然萬像的觀察中得到啟示，於“像天法地”的模仿活動中通過觀像而後制器。陶器的確可能起源於人類對自然界物質形態或人自身某種形態的模仿，這種模仿源自一個極其樸素的觀念，那就是相同的形態可以獲得同樣或類似的功能。比如，人類從雙手合攏可以從溪流中掬到水喝這一行為中得到啟示，從而認為半球狀中空的果殼也可以完成這一功能，於是就在自然界中尋找半球狀的果殼作為飲水的器皿。但是，這種器具在大小上總不能讓人滿意，便逐漸發展到利用黏土燒制半球狀的圓底缽形陶器作為生活飲食器具。就目前考古發掘來看，半球狀的圓底缽先於平底盆出現，它們大量地存在於老官臺文化至仰韶文化前期。老官臺文化距今7800年左右，含有我國境內考古發現中最早的著色陶器。老官臺陶器大多數帶有印繩紋或刻畫紋，而時間稍晚的仰韶文化半坡類型的圓底缽多光素無紋，這也就充分說明了造物模仿的成立。

甘肅天水大地灣遺址是史前考古十分重要的遺址，其一期文化無論在時間上，還是文化內涵上都和陝西老官臺文化基本一致，因此，按照考古學命名的一般原則，我們可以把大地灣一期歸為老官臺文化。圖1大地灣遺址一期圓底缽形器演變圖示老官臺文化早期的圓底缽刻畫紋和印繩紋顯示，先民在用陶土仿制籐編器皿時，為了達到相同的功能，同連籐條的肌理也一並被一絲不苟地模仿上去了。大地灣一期出土的圓底缽中又可以分出三類，其中之一是口沿部帶鋸齒狀壓印紋飾，通體帶印繩紋或刻畫紋；第二類口沿部出現2—3釐米磨光帶，從腹部開始至底飾印繩紋或刻畫紋；第三類在口沿磨光的基礎上還飾有一道紅色彩帶，飾彩的方法是用筆壓住口沿繞圈而繪，固此飾彩部位外寬內窄，包住了整個缽體的圓口。就時間而論，第一類圓底缽最早，第三類最晚。（圖1）

從以上論述中可以看出，圓底缽明顯的發展演變規律，即印繩紋或刻畫紋呈減少式發展和口沿部呈光潔化發展兩大趨勢。這一演變規律清楚地表明，最早的圓底缽完全模仿籐編器物形狀肌理，在使用中為了增加舒適度，將與人嘴相交接的器物口沿部制作得越來越光潔。這種發展表明，史前人類在追求器物功能的同時，也在追求器物使用的舒適性。關於器物模仿的另一個典型例子是葫蘆瓶，葫蘆瓶是仰韶文化半坡類型陶器中較為常見的類型，其形狀和我們常見的葫蘆完全相同，半坡類型幾種典型的陶器中，尖底瓶全部帶有刻畫紋飾，圓底缽大多不帶刻畫紋，而葫蘆瓶則全部不飾刻畫紋，通體磨光是在模仿葫蘆的光潔外表，是對自然界生物的成功模仿。

史前人類“像天法地”的造物方法多少帶有一點仿生的味道。我們今天談到的仿生不僅指外形的模仿，還包括功能和原理的模仿。史前陶器的模仿主要是基於功能前提的外形模仿，但也不缺乏更加傑出的例子。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的船形壺，出土於陝西寶雞市北首嶺遺址，屬仰韶文化半坡類型，是一件形制十分特殊的器物。該器兩頭尖翹，呈橢圓的船形，中部有一杯形口，腹部飾有深褐色漁網形圖案。其模仿靈感可能來源於當時人們船行水中下網捕魚的生活實景，通過模仿船這種人造物的外形來制造盛水器具，顯然是一項更加復雜的工作。此外，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的灰陶鷹尊體現出史前人類更加傑出的造型模仿能力，該器出土於陝西華縣，歸屬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全器呈一站立的鷹形，頭和足刻畫得很精準，鷹頸、背部開廣口，腹深至足，容積較大，是像形仿生的史前器物之一。器物仿生並不是史前先民的偶然創造，《周易》爻辭有“制器尚像”一語，後來多作“觀像制器”。胡適認為：所謂觀像制器，就是見物而起意像，觸類而長之，並且認為很多重要的發明都是先有像而後制器。“觀像制器”是史前人類造物的根本方法，簡單地說，就是模仿，當然這種模仿不僅包括事物的形態，也包括事物的原理；模仿的對像不僅包括自然對像，也包括人本身以及人造物。 與上述兩件單件器物相比，呈完整發展序列的仿生陶器代表性的莫過於馬家窯文化的鳥形壺和齊家文化的鳥形器了。馬家窯文化鳥形壺最早出現在石嶺下類型中，經馬家窯類型發展演變，至半山類型時成熟，馬廠類型時逐漸衰落，馬家窯文化鳥形器將鳥的形態和罐的功能要求結合到十分完美的境地，是史前造物史上罕見的傑作，現按其發展分期取典型器描述如下。

1石嶺下類型鳥形壺石嶺下類型鳥形器非常接近鳥的自然形態，壺頸部較細長且偏向一方，另外一方腹部轉折處有代表鳥尾的突出短鋬，腹部比較圓實，頸部和腹部比例也與鳥類非常相似，體現出石嶺下類型鳥型壺在形態仿生方面十分注重寫實的特點。

2馬家窯類型鳥形壺馬家窯類型鳥形壺出土數量較多，與石嶺下類型同類器相比，頸部變得粗短，並且呈S形狀的曲折。腹部變大，多帶有環形雙耳，尾部的突出短鋬多上翹，誇張的造型容易讓人聯想到縮著脖子休息的鴨子，比較接近鳥的自然形態，同時注重容積，器物形狀有由壺向罐發展的趨勢。

3半山、馬廠類型鳥形罐半山類型鳥形器脖頸進一步變短、變粗，並以曲折的束腰葫蘆形造型著重表達鳥的形態意蘊。腹部進一步加大，整體器形呈罐形，寫實程度嚴重下降，與自然界鳥的聯繫意蘊大於形態。馬廠類型的鳥形器與半山相比其形狀並無多大變化，隻是制作較為粗糙，是整體制陶水平下降的表現。半山、馬廠鳥形器將鳥的形態和罐的功能要求結合到近乎完美的境地。

從上述馬家窯文化鳥形器造型演變可以得出以下結論：一、就整體造型而言，較早的石嶺下至較晚的半山、馬廠，鳥形器的脖頸部由長向短逐漸演變。與腹部造型的比例關繫是越到晚期，腹部越大，並不斷體現出渾圓飽滿的特點，容積也越大，整體器皿形狀由壺逐漸演變為罐。二、就形態與鳥的相似度而言，早期較注重比例關繫，與現實中的鳥相似度高，形態仿生，注重寫實。越到晚期，越注重容積，腹部變大，頸部變短，形態仿生反映出向意像化發展的特點。三、無論石嶺下類型，還是馬家窯或半山、馬廠類型，鳥形器都是頸部偏向器身一側，壺身對應端轉折處有一短鋬突出，形似鳥尾，從而清晰地表達了器物與鳥的關繫。（圖2）圖2馬家窯文化鳥形壺發展演變圖示 從以上馬家窯文化各期鳥形器從出現至衰落發展演變的序列裡可以看出，史前人類的仿生鳥形器在良好地傳達了鳥的造型特點的基礎上，進而表達了某種潛在的文化和精神意蘊，完美地體現了史前先民的形式創造力。一般認為，鳥形器是一種不同於一般器具的特殊物品，它的形狀和圖案都代表了某種較為特殊的文化含義。在中國人心目中，鳥和太陽有著密切關聯。《山海經》中記述：在遠古時代，天上總共有十個太陽，他們都居於東方的巨大扶桑樹上參見《山海經·海外東經》：“下有湯谷。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九個太陽居上枝，每天由一個三足的烏鳥載一個太陽在空中當值參見《山海經·大荒東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搖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裡，其葉如芥。有谷曰溫源谷。湯谷上有扶木，一曰方至，一曰方出，皆載於烏。”，大地也因此而得光明，這樣天天轉換，萬物也就生生不息。烏鳥載陽的觀念可能由來已久，因為“日中有駿烏”的鳥形紋飾早在仰韶文化廟底溝時期就大量出現在彩陶上。馬家窯彩陶上的鳥紋其躍動飛翔的姿態更是可以讓人聯想到被火焰包圍著的升騰感。載陽之鳥自然會被史前人類作為吉祥物而給予正面的文化信息，或許它於特定的氏族部落人心目中還具有圖騰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