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廣東經濟出版社和《經濟研究》編輯部聯合推出的大型叢書《改革開放進程中的經濟學家學術自傳》中的一冊，作者為我國學者田國強教授。

全書分為四個部分：一、從事學術研究的歷程。這是全書的主體部分，記述了作者邁入高校之門，師從名師，走出國門，勵志治學，成為一名授業之師，思考並實踐經濟學教學改革等內容。二、主要學術貢獻。這部分概述作者從事經濟學理論研究多年的碩果。三、治學經驗及心得體會。在這部分，作者分4點總結了多年治學所得所感。四、代表性論文。收錄兩篇能代表作者學術觀點和學術理念的論文，為讀者了解作者提供更多的角度。

本書語言樸實，文風清新。作者對經濟學概念、學術觀點等闡釋得專業而不晦澀，展現了的學術修養和認真、嚴謹的治學態度。

壹?6?9從事學術研究的歷程/?6?91

一把握國家歷史重大轉折，走上經濟學學習研究之路/ 2

二如饑似渴接受課程訓練，打下現代經濟學研究基礎/ 13

三追隨名師專攻機制設計，步入現代經濟學研究殿堂/ 18

四埋首現代經濟理論研究，獲得國際學術共同體認同/ 23

五心繫中國經濟改革大計，助推中國市場化制度轉型/ 30

六以人為本育纔攬纔儲纔，中國經濟學教育改革/ 37

七聚焦中國改革著書立說，獲孫冶方經濟科學獎殊榮/ 53

八參與經濟學術思想論爭，激濁揚清反對化思潮/ 61

九研析良性發展制度邏輯，堅定中國改革開放大方向/ 73

十把握中美關繫發展大局，以堅持做好自己的事為根本/ 90

十一需要以更大定力、更大力度進行市場化改革和開放/ 97

貳?6?9主要學術貢獻/?6?9107

一對微觀經濟理論的貢獻/ 108

二對中國經濟研究的貢獻/ 109

參?6?9治學經驗及心得體會/?6?9119

一政治經濟學學科發展應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同時在研究中努力追求科學性、嚴謹性、前瞻性、針對性、思想性和現實性的結合/ 120

二現代經濟學作為市場經濟制度的基本理論基礎，意識形態色彩不強，基準理論和相對實用理論都需要得到充分發展/ 126

三繫統的現代經濟學訓練是中國經濟問題研究的必要條件，應在有充分的理論準備和一定的學術積澱之後再做政策或對策應用研究/ 130

四中國的經濟學發展與創新，應該立足中國的實踐，並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現代經濟學和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熔鑄於一爐，取長補短、相互印證/ 133

附錄?6?9代表性論文/?6?9135

第一篇中國國營企業改革與經濟體制平穩轉軌的方式和步驟/ 137

第二篇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 154

?7?4經濟學者田國強教授潛心撰寫，凝縮多年現代經濟學理論研究以及經濟學教育改革實踐的精華。

?7?4敘事嚴謹，可讀性強，觀點富有哲理性，為研究中國改革開放進程與經濟學的思想演進提供一個具體的標本。

?7?4作者的治學成長經歷，展示了改革開放一代青年自強不息的奮進路程，相信對各界青年是在校大學生、研究生走好人生之路有所啟迪。

自序

改革開放作為中華民族復興進程中的一個關鍵拐點，它所產生的威力，像騰空的火箭，一舉扭轉了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衰退之勢，使中國重新走向了世界政治經濟舞臺的中心。時至今日，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第一大貿易國、世界第一大吸引外資國、世界第二大對外投資國……在國家發展的歷史大潮中，無數人的命運也隨之發生巨大的轉變。作為一個20世紀50年代生人，我身上有著這個時代的一些特殊烙印。父輩經歷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烽火，對國家的和平與發展懸懸而望；而我在長身體的時候遭遇了“三年困難時期”的折磨，在學知識的時候遭受了“”的摧殘，隨後作為知識青年到農村插隊當農民，對中國層的農村、農民、農業和積貧積弱的現實有著親身的體驗。改革開放後，我於1983年1月公派自費出國留學。與我一樣，許多當時出國的留學生都是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受惠於的改革開放國策纔得以負笈海外，實現人生軌跡的改變和躍遷，大家都懷有一顆熱愛祖國、報效祖國之心，有一種希望中國盡快振興的強烈使命感。

我關注及研究中國改革與發展迄今已有35個年頭，始於初到美國留學時所見所聞給我帶來的兩個強烈感受：一是震撼，二是痛苦。在此之前，我一心沉醉於我自己的學業，對其他事情基本上是漠不關心。當時讓我感到震撼的是，一個國家原來可以這麼富有！痛苦的是，為什麼我們中國人這麼勤勞卻那麼貧窮？臺灣地區那時人均GDP已經超過，而大陸隻有三，一個臺灣地區的GDP就幾乎相當於整個大陸地區的GDP，當時有些臺灣留學生對我們大陸留學生的調侃稱呼就是“窮鬼”。“窮鬼”這樣的稱呼的確讓人難受，卻又不知如何反駁。為什麼我們大陸就不能富起來？出現這樣巨大差距的原因何在？這些感受是我思考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及其改革的原點，從那時候起，我就開始思考中國改革何去何從，關注中國改革進程和發展了，立志要用自己的所學、所思來研究中國的改革與發展。

直到當前，國內一些人仍然有一種看法，以為留學生和海歸出國幾年後西化了，不愛國了，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與發達國家存在巨大差距，國人在海外留學時遭受歧視，改革開放40年中國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時也認識到，中國與發達國家相比，在許多方面仍然還有較大差距，絕大多數留學生和海歸都熱愛祖國，都關注祖國的進步和發展，希望祖國盡快強大起來。我記得剛到美國時，我們留學生經常從晚上六點鐘喫飯開始，一直爭論、辯論到第二天早上八九點鐘。對於一個國家的成功或失敗，有人歸結於科學技術，歸結於李約瑟之謎。但是，我通過理論邏輯和對眾多國家幾千年縱橫比較深度研究後所得出的結論是：國家之間的競爭，本的是制度和人纔的競爭。此二者是中國實現國家富強和長治久安必須高度重視的，也是我在隨後幾十年裡為之不懈努力的兩個重要方面：一是聚焦制度平穩轉型研究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二是推動經濟學教育改革為國引纔儲纔育纔，因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大量了解和掌握現代經濟體繫的高層次創新型人纔。

當時中美之間社會經濟發展的落差，使我關注制度的重要性，也堅定了自己從自然科學（物理、數學）向社會科學及經濟學學科進行學習研究的學科轉向。為此，在明尼蘇達大學讀博士期間，我特意選了“機制設計理論之父”、因其開創性貢獻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裡奧尼德·赫維茨（Leonid Hurwicz）教授作為指導教師。在攻讀博士學位的四年時間裡，我經常與中國留學生一起探討中國改革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及改革目標和發展趨勢。種種原因使得我的回國計劃一再被延宕。畢業之後，我留美任教並在較短的時間內相繼被破格提升為副教授和教授，獲得終身教職，我是改革開放之後國內留學北美的經濟學者中在美國大學獲得終身教職、第一個成為教授的。盡管如此，我須臾沒有忘記自己的中華兒女情，通過研究和推動中國經濟制度的平穩轉型，通過籌劃和參與中國大學傑出人纔培養體制的改革創新，我一直在踐行著自己的。

在此過程中，我開始注意到理論與現實、歷史、傳統、文化、制度等諸多因素之間的互動影響，結合所能接觸的各種資料深入思考中國這一千載難逢的大變局，從而逐步認識到，經濟學原創性純理論研究與解決現實問題的研究還是有很大的差異，無論是側重點還是研究方法都不同。要解決現實問題，需要切換角度和角色，需要理論與現實相結合，不能唯書本和教條主義，不能過度理想化或過度意識形態化，更不能將理想狀態等同於現實去看待和解決現實問題，這樣不可能將事情做成。盡管原創性純理論，是經濟學基準理論具有很強的指明改革方向和現實指導作用，但理論背後的一些假設也許不是那麼符合現實，所以其研究基本上都是務虛的，對一個問題或問題的某個方面（假定其他因素不變，現實中當然不是如此）往往研究得很細、很精，目的就是要弄清其內在邏輯關繫，注重的是科學性、嚴謹性，聚焦的是點或局部，而不是面或全局，具體怎麼去用。但分析和解決現實問題就大不一樣了，要將一件事情做成，要讓改革成功，要讓理論對現實有指導作用，需要因地、因人、因事、因時而用，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需要綜合考慮影響其結果的各種因素，甚至還需要短期應對風險與發展的政策變量和中長期改革治理的制度參數具有自洽性和內在一致性，使之達到總體一般均衡和綜合治理，而不是隻考慮某個點或單方面因素。這就像一個水桶缺一塊板或有縫隙，甚至有個小洞，也裝不滿水一樣，需要面面俱到。

是擔任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後，在經濟學教育改革實踐過程中，我越來越充分地認識到在分析和解決現實問題時，要注意這方面的差異性。分析和解決現實問題，要將事情辦成，一定離不開理論邏輯、實踐真知和歷史視野這三個維度的結合。它們都是將一件事情辦成或解決好現實經濟社會問題的必要條件，缺一不可。但在現實中，許多人沒有明白這個道理，在分析問題時，不知不覺地隻關注其中一個維度而忽視其他維度，或者由於理論背後的假設不是那麼符合現實而地否定理論的導向作用，或者照搬理論的結論而忽視前提假設和實踐真知的重要性。的確如此，從事實踐工作的人往往容易忽視甚至否定理論的重要性，而從事理論研究的人往往容易教條化，脫離現實看問題，認為意識決定存在，而不是存在決定意識，將理想狀態等同於客觀現實。這樣的人大量存在，甚至其中一些人動不動就上綱上線，使得改革何去何從的問題時常歧見紛呈、莫衷一是。

當然，更多的人考慮問題是單向思維，不全面、偏激、走，強調一點，否定其他，往往是用一個命題或結論成立的某個必要條件反對其命題或結論成立的另外的必要條件。比如，一些經濟學家，在談到市場制度重要性的時候就一味地否定政府的作用，在談到政府作用時就忽視市場的作用，在談到工業革命重要性時就一味否定基礎制度環境的重要性；還有不少人缺乏基本的科學方法論，如在總結改革成就的時候不是試著去找出新的因素，而是強調本就存在的因素的重要性而否定新的因素的重要性（比如在總結中國改革開放成就時往往忽視或否定松綁放權的市場化改革、民營經濟大發展的重要性）。類似這種偏激還反映到學科間的相互鄙視上。比如，不少學人文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的人會因自己所學而輕視其他學科。近幾十年來，國際上爆發的文化之爭——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的爭論就是一個例子。學人文的看不起學科學的，覺得學科學的沒什麼文化，懂點專業，怎麼算有文化呢。如建構主義者尤其是社會建構主義者就極力張揚人文精神，對科學的真理性全面提出質疑。而學科學的卻認為，人文學者連科學的基本常識都不知道，怎麼算是合格的學者呢？紐約大學有一位叫艾倫·索卡爾（Alan Sokal）的量子物理學家就認為建構主義者不懂科學卻經常引用科學來支持自己的觀點，有點兒欺騙讀者的意思，於是故意寫了一篇“詐文”登在威的建構主義的期刊《社會文本》（Social Text）上，得到不少建構主義者的贊同。一個月後，他在另外一本雜志上說明那是一篇“詐文”，裡面引用的所謂科學成果在科學界是些人所共知的東西，而這些成果根本推不出文中所指出的那些具有社會意義的結論，其中的推導是荒謬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來。

這樣的爭論也出現在關於經濟學是否是科學的辯論中，出現這種情況的一個原因是，當前國內經濟學界風氣確實不是那麼端正，浮躁、浮誇、表面、虛的東西太多，而缺乏務實的、埋頭鑽研的精神。經濟理論和應用的學術研究及其討論本應是嚴肅的，但似乎越來越大眾化，甚至是娛樂化。不少人“語不驚人死不休”，說出的話沒有科學性和嚴謹性，給出的結論既沒有邏輯，又缺乏常識，也沒有實證，這說不定會影響到政策的制定，從而影響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局。如有的學者提出的全面超越論、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等，在國內外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這是我們學者需要注意的地方。另外，我個人信奉的理念是，可以不說話，但不說假話，即使真話有時不合時宜，出於公心也應敢於發聲。在這方面，我受父親的影響很大。在20世紀60年代初發生大饑荒的時期裡，他冒著被撤職、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坐牢的風險，堅持真理，如實向上級反映農民們糧食將盡的事實，使得他所管轄的一方人免於餓死。

總的說來，理論邏輯維度注重的是科學性與嚴謹性，而實踐真知維度強調的是針對性和現實性，強調提出的方案要有可行性、可操作性、可執行性、可實現性。然而，僅有理論和實踐還不行，弄不好會短視，可能隻是短期或局部而不是長遠或全局，因而還需要采用歷史視野的維度來解決可能出現的短視問題，這樣分析和解決問題時纔能有前瞻性和思想性。比如，一幅油畫，太近了看發現不了油畫的美，看到的也許都是坨坨點點，但拉遠距離來看可能就很不一樣了。總之，要做有思想的學術和立有學術的思想，就必須結合理論邏輯、實踐真知和歷史視野三維度來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纔可能做到科學性、嚴謹性、時代性、現實性、前瞻性和思想性的有機結合。我出國前學的是自然科學和數學，到美國後學的是經濟學，再加上上大學前幾年的知青生活和在上海財經學院從事經濟學教育改革實踐和行政工作，以及平時喜歡讀歷史和其他各種書籍，這些學習、生活和行政方面的經歷使得我越來越充分地認識到理論邏輯、實踐真知及歷史視野三位一體分析方法對分析和解決現實問題的重要性，因此我在做中國問題研究時，盡可能采用三位一體的研究方法，希望在研究和解決問題時盡量具有科學性、嚴謹性、針對性、現實性、前瞻性和思想性。

一 政治經濟學學科發展應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同時在研究中努力追求科學性、嚴謹性、前瞻性、針對性、思想性和現實性的結合

經濟學作為與中國經濟改革密切、現實指導意義的學科，對推動中國過去40年的發展起到了重大作用。然而，在如何看待和探索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問題上，我覺得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無論是從解決實際問題還是包容性、規範性、科學性、嚴謹性、前瞻性和思想性方面，都有比較大的改進空間。中國的傳統政治經濟學離這些標準差得很遠，遠沒有形成科學體繫，對解決現實問題、時代性問題（如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許多問題）顯得力不從心，有些研究結論甚至與改革開放的國策沒有很好地融洽。更為嚴重的是，現實中也存在一種排斥一切、唯我獨尊的傾向，這不利於政治經濟學作為一個整體的發展及其對構建中國學派的推動。

為此，我在2018年初寫了《如何構建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學派》一文，並發表在《中國新聞周刊》上。我在文中談到對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解和看法，應該怎麼去發展，怎麼讓它更具有科學性、嚴謹性、時代性、現實性、前瞻性和思想性。政治經濟學本意是研究上層建築（國家、體制、制度及其體制機制轉型改革）與經濟發展關繫的一門學科。然而，當前政治經濟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偏離了這個基本點，許多支持改革的理論、舉措和實踐及改革的成果沒有被納入政治經濟學的範疇，甚至一些人將其對立起來，認為是西方的東西，讓學者、從事政策研究者和領導談改革、提建議、給舉措時難以思想解放，甚至戰戰兢兢，縮手縮腳。如果這也是西方的東西，那也是西化，許多改革建議和舉措，回頭來看，盡管有許多不足，但為什麼在中國的改革和發展中起到這麼大的推動作用呢？這說不通。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不少人以傳統書本教條和不合時宜的舊理念為據，用主觀意識裁判現實，不能理解甚至誤解中央的大政方針和許多改革舉措（如市場化改革、國企改革、發展民營經濟等），乃至產生抵觸情緒，將社會主義的國體與改革開放的國策對立起來，造成了人們思想、理念上的很大困惑，難以形成上下一致共識，從而嚴重地影響中央的大政方針、決策部署和改革舉措的落地，甚至動輒上綱上線，使得許多政府官員不敢主動作為和擔當，學術探討難以深入，這對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進程及現代化經濟體繫的建設將會產生較大負面影響。此外，中國的經濟學科，不止政治經濟學，其學科體繫、學術體繫、話語體繫、建設水平都不高，學術的原創性還不強。無論是在科學性、嚴謹性、針對性還是在現實性、前瞻性和思想性方面，傳統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都還有很大差距。

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要有時代性，要有利於改革開放，有利於經濟社會發展。為此，在界定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定義和本質基礎上，我在文中以新的“三個有利於”（是否有利於黨的全面領導和執政、是否有利於綜合國力的提升、是否有利於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為標準，提出了中國社會主義新政治經濟學這樣一個更具包容性的概念。在這個定義下，眾多研究中國改革發展及其體制轉型方面的研究成果都可以被納入進來，這樣更有利於思想解放，凝聚改革和學理共識，增強政治經濟學科的包容性和生命力，有助於研究和解決中國改革、發展和體制轉型問題，而不是將其排斥在政治經濟學範疇之外。

我在文中提出，凡從中國國情（是認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是一大優勢，也是必須承認的客觀事實）出發，並以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也就是實事求是，存在決定意識），采用規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進行嚴謹內在邏輯的推理和論證（不見得是數學模型）來研究上層建築（國家、體制、制度及其改革）與經濟發展關繫等方面的問題，都屬於中國社會主義（新）政治經濟學的範疇。當然，盡管屬於同一範疇，可能會有不同的理論和結論。這不奇怪，現代經濟學也有許多針鋒相對的理論，比如有贊成凱恩斯理論的，也有否定凱恩斯理論的，有贊成中國改革的，也有不贊成（或不支持）的。如此界定的新時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是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吸收人類文明一切成果，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同時可形成公約數，國內外眾多研究中國改革發展及其體制轉型方面的學術成果都可以被納入這一學科體繫，從而增強政治經濟學科的包容性和生命力，更有利於解放思想，凝聚改革和學理共識，有助於研究和解決中國改革、發展和體制轉型的實際問題，而不是將其排斥在政治經濟學研究之外。

這樣，國內外很多學者運用現代經濟學的嚴謹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來研究中國經濟改革發展問題的，研究推動中國制度轉型問題的，研究深化中國改革開放問題的，從這個意義上講都是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從這個意義上說，我研究中國經濟問題20多年，包括合作撰寫的專著《中國改革：歷史、邏輯和未來》，也是屬於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範疇。諸如錢穎一教授、許成鋼教授，他們研究轉型問題，我想這也是屬於政治經濟學的範疇。我之所以在上海財經大學主持經濟學院和高等研究院，是因為我搞改革有一個辦學方針，就是：中國、世界、國家急需、服務社會。說到中國，因為經濟學一個本的原理就是必須在約束條件下做事，不管你是喜歡還是不喜歡這些約束條件。研究中國問題要充分考慮的一個約束條件就是中國或國情，就是我們在研究任何一項改革和提出應對或解決方案的時候必須要考慮到國情、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稟賦等。

其實，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和現代經濟學都是從古典經濟學發展而來的經濟學，在許多方面是相容的，隻是研究的側重點不同，考慮問題的角度、方式和經濟問題所處的時間階段也不太一樣。馬克思主義要的原理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動態、宏觀、長遠地考慮問題；而現代經濟學主要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人們的思想覺悟有限的情況下，考慮現階段人們具體的經濟行為和現像。因此，兩者都需要研究，不能將國體和國策對立起來。中國的國家體制是走中國社會主義道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在這方面能發揮指導作用，而中國的國策是改革開放，提升綜合國力。為此，需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讓政府發揮好的、恰當的而不是更多的作用，現代經濟學能發揮優術指導作用。

事實上，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在現代經濟學中也得到體現。辯證唯物主義強調物質按照本身固有的對立統一規律運動、發展，存在決定意識，意識反作用於存在。歷史唯物主義同樣強調社會歷史發展具有自身固有的客觀規律，認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繫之間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個體（無論是個人、單位還是國家）自利性和信息不對稱是當前兩個的客觀現實，也是一種客觀存在。否則，中國就不要搞改革開放了。如何實事求是地應對這兩大客觀現實，采用什麼樣的遊戲規則（制度、激勵機制和政策）是現代經濟學心的核心問題和主題，提出的各種激勵機制就是辯證法的典型應用。

現代經濟學是研究經濟發展一般規律的，在解決社會主要矛盾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以現代經濟學中的機制設計理論為例，其激勵相容思想就是型的辯證法，強調對立統一運動規律。一方面，它承認個體的自利性和信息的不對稱，認為經濟行為人在自利傾向下有可能利用信息的不對稱，做出利己而不利他的活動，對整體福利的改進形成負面影響。另一方面，它認為制度、機制是可以設計、可以調整的，通過適當的制度（遊戲規則）設計（當然前提是充分考慮各類約束條件，如國情），可以將具有自利傾向的不同個體導向一個共同的目標。同志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一個根本原因，就是構建各種激勵機制，以此搞活經濟。

如果政治經濟學不能解決這個主要矛盾，不能解決中國改革、發展和體制轉型問題，甚至將其對立起來，那就說明這個學科還很不成熟，還沒有生命力。與此同時，無論是政治經濟學，還是現代經濟學，總的方向應該都是朝著科學性、嚴謹性、針對性、現實性、前瞻性和思想性等方面發展進步的。中國傳統的政治經濟學離這些標準還很遠。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說也是如此。盡管其經濟思想很有洞見，但是它的許多假設既沒有理論證明也沒有通過實驗得到驗證，並且沒有一個基本的哈耶克定理能夠闡明它的批判，這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農·史密斯所言。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隻有進一步在規範化、現代化、國際化的導向下，從體繫結構、核心價值、研究範圍、研究方法、實踐功能等維度，聚焦理論體繫、話語體繫及學科體繫構建等方面不斷創新和集成，纔能真正稱為一門科學。

田國強，經濟學博士，首批人文社會科學長江學者講座教授。曾任香港科技大學、華中科技大學等大學兼職教授，南京財經大學名譽教授，《中國經濟評論》等雜志的共同主編和《中國研究評論》等雜志的編委。1987年獲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之後任教於美國得克薩斯A&M大學。現任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院長（2006年至今），湖北經濟學院財經高等研究院、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2018年至今），曾任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2007—2019年）。

在海內外從事現代經濟學理論的教學與研究30多年，並對中國經濟改革及制度轉型保持密切關注和研究。

1993年，與易綱一道主持編撰的“市場經濟學普及叢書”（共14本）獲中國國家圖書獎等四個國家ji大獎。2015年，與陳旭東合著的《中國改革：歷史、邏輯和未來》獲第16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著作獎。2016年出版的《微觀經濟學》一書填補了微觀經濟學規範教材缺素的空白，引起學界關注。2018年12月出版《田國強學術文集》（五卷本），被列入上海市“十三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