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與文化，為我之所愛，不管東方與西方。有幸生長於華夏，浸潤在唐詩宋詞、秦磚漢瓦之中，也
有緣與英詩及英語文化相遇，留連於“樂園”與“湖畔”[1]、風笛與“木馬”[2]之間。二十多年來往返行走在漢英詩歌與文化交彙之處，一路上目之所及盡
收於此，或短淺幼稚，或恣意妄言，雖有些散漫隨意，則都為所思所想。
與生俱來的華人
血脈，使我無論行至多遠，都要回望故土，以華夏為根基、為起點、為終點。因而“以詩為媒”一章中漢英詩歌的相遇和相戀，主要是以“嫁”到華夏為目的，是緣
於親睞中國古典詩詞的美貌，“龐德與神州”、“洛威爾的詩與中國”“美國當代女詩人拉森對薛濤詩歌的譯介”等即是這樣，“中西合璧的寧馨兒——聞一多詩歌
色彩論”也是這樣[3]；如果說薛濤的“紅箋小字”遠走到了“天涯”，在異國他鄉重生，那也是薛濤詩歌、中國古典詩歌的魅力使然。本章中的後三篇文章，
關於美國詩人艾米莉·狄金森的詩、關於英國詩人布朗寧的詩，是我對英美詩歌的相戀，但也是以一個中國人的眼光來品讀英詩。
漢
英詩歌與文化交往的深入，是以翻譯為媒介手段的。翻譯使兩者相糾結相踫撞，使兩者互為滲透。因而龐德、洛威爾對中國古詩的誤譯或不忠，都不是簡單的誤譯或
不忠，是他們以我之主張去淘汰去過濾作為他者的中國古詩的滲透，進而素素滲透到中國古詩譯文中；真正的詩歌譯者從來都不是“老實厚道之
輩”，大多為“個性輕狂之徒”，他是借詩歌翻譯偷享心靈的快樂和美妙，本章中“感受中英詩歌翻譯的樂與美”、“詩歌譯者與讀者的審美角色”兩篇文章即是與
讀者分享這樣的樂與美，分享這種踫撞、滲透以及之美。本章中餘下的幾篇，是關於翻譯中兩種文化的踫撞及交融，比如，賽珍珠對《水滸傳》的翻譯，體現了
中西文化的踫撞和相互滲透，其英文譯名All Men Are
Brothers（《四海之內皆兄弟》顯然有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痕跡[4]，而賽珍珠翻譯《水滸傳》的行為本身，以及她在諾貝爾獲獎感言中大談中國小說給予
她的養分[5]，正是中國文化滲透到賽珍珠的抑或英語文化之中的見證。
近現代中
西文化的相遇和彙聚伴隨著社會時代的動蕩、格局的變遷。清末西方文化的強勢入侵、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後西方文化的蜂擁而入，以及當下中國文化走
向的呼聲，無不印證著東西方的彙聚終是文化的彙聚。本書第三章即以此為題，探討中西文化的相遇與交集，探討其共通之點及無法融合之處。通過“晚清三
位西方女傳教士對中國的解讀”，可以窺知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異及難以調和，從“英語文化與中國當代女性服飾文化的變遷”等文章，則可
感知當今文化的趨同與存異。可以說，文化的彙聚，文化的求同存異，正是今天英語文化或其他異質語言文化在中國生存的現狀。
本
書後一章是關於英語教學的，看似與文化無關，實則不然。作為以漢語為母語、在中國從教的英語教師，生活常態即是在英漢兩種語言文化中行走，在兩種語言文
化交界處探尋，接受英語語言文化的滲入，同時也自覺或不自覺地擔當起傳介漢語言文化的重任。要怎樣接受，該如何傳介？怎樣做到隋高僧彥琮所謂“不墜彼學，
不昧此文”？著實嚴肅而神聖！感謝英語教師的身份給了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