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切和奧斯特這兩位不愛與外人有過多交往的當今文壇的巨人，從2008到2011年的書信對話，觸及從體育運動到為父之道，從電影節到*，從哲學到政治，從金融危機到巴以衝突、文學、藝術、閱讀、旅遊、人生、死亡、家庭、婚姻、友誼和愛情等各種話題。他們在通信中談文學創作與現實的關繫、作家與批評家的關繫、創作中的思想與困難、生活中的小故事，個人的經歷、困惑、苦惱與憤憤不平等等，仿佛讓人偷聽到了兩顆睿智而豐富的靈魂在餐桌上令人著迷又富有感染力的長時間的對話。從中可見兩人不同的文化背景、深度的思考，的個人見解、不同的性格特征還有在他們的作品中難以見到的真性情。

200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庫切與美國實力派作家奧斯特三年往來書信集  兩位不愛與外人有過多交往的文壇巨人隨性暢談文學、藝術、哲學、政治、經濟、文化、體育……閱讀、旅遊、生活、人生、死亡、家庭、婚姻、親情、友情、愛情……個人、民族、國家、、人類…… 感受當今文壇兩位偉大作家機智銳利的目光、豐富的靈魂、深刻的思考、的個性與純真的性情 妙趣橫生，妙語連珠，警句迭出 或許，這是當代人*後的書信集了；或許，這21世紀乃至人類*後的書信集了。

後的書信集—《此時此地》譯序郭英劍一作為2003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翰?庫切（J. M. Coetzee ）這位來自南非、現居住在澳大利亞並已是澳大利亞公民的作家已廣為世人所知。他既是一位小說家，也是一位文學批評家，同時還是一位翻譯家。其代表作有《恥》（1999）和《等待野蠻人》（1980 ）等。保羅?奧斯特（Paul Benjamin Auster ）的名聲不如庫切，他是美國小說家、詩人和劇作家。其代表作有《紐約三部曲》（1987 ）等。作為劇作家和導演，他創作並參與執導了多部影片。奧斯特不僅是筆會美國中心副，還是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和美國藝術與人文學院的兩院院士。雖然庫切和奧斯特兩人都早已讀過彼此的作品，可謂神交已久，但他們兩個開始有所接觸還是在2005 年。當時，奧斯特邀請庫切為自己所編纂的塞繆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的百年四卷本文集寫篇序言。這算是兩位文壇巨人交往的開始，但即便到這時，兩人並未謀面。直到2008 年2 月，奧斯特與同為作家的妻子一同赴澳大利亞參加阿德萊德文學節時，纔得以與在此定居的庫切相識並成為朋友。從澳大利亞回到美國不久，奧斯特就接到了庫切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說：我有個提議，不知你是否感興趣，我們能不能合作做點事情，要比我們此前的合作還要更實質一點。此前我還沒有跟其他人如此合作過，但我想，如果跟你合作，一定會有趣，同時我們彼此也一定會踫撞出火花來。收到此信的奧斯特感到喜出望外。他很快在回信中建議說，兩個人可行一種公開的對話，主題隨意，隻要兩人感興趣，什麼都可以談，就像是兩位居住在同一座城市的老朋友經常見面聊天一般。當然，這種聊天不是那種隨意的侃大山，而是選擇一些更為嚴肅的話題去談。於是，就有了《此時此地》這本書信集。他們從友情談起，談世事，聊人生，議文學，論藝術，話題涵蓋文學創作與現實的關繫、生活中的小故事、2008 年開始的經濟危機、現代戰爭、體育運動以及個人經歷等等，可謂無所不談、包羅萬像。這部書信集的時間段是從2008 年到2011 年的三年時間。*初的時候，兩人原定這樣的通行兩年，但在第二年年末的時候，兩人都感到意猶未盡，因此決定再延長一年。這是一本有趣的書，從中我們在看到兩位作家的智慧、人生經驗、妙筆生花的同時，也可以發現平時在他們的作品中難以見到的真性情。二人們或許會感到奇怪：為什麼通信者是這兩位作家？其實，庫切與奧斯特兩人的差異遠遠大於相同點。比如，兩個人的年齡有差異。奧斯特出生於1947 年，比出生於1940 年的庫切小七歲。再比如，兩人的生活背景與經歷也極為不同。奧斯特出生在美國新澤西州紐瓦克的一個猶太人家庭，也在新澤西長大。1970 年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後，到法國從事法語文學翻譯工作，在那裡生活了四年。1974 年回美國後開始從事詩歌、散文與小說創作。1981 年，他與第二任妻子結婚後，就一直住在紐約的布魯克林。而庫切的經歷則要復雜得多。他出生於南非開普敦的一個白人家庭，主要在那裡成長。1960 年和1961 年從開普敦大學分獲英語和數學學士學位，之後，到倫敦做了一名IBM 公司的電腦程序員。1965 年他以富布萊特項目赴美留學，到得克薩斯州立大學奧斯汀分校攻讀語言學專業的博士學位，1969 年畢業。但他從1968 年就開始在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任教，到1971 年，因為申請*居留美國被拒轉而回到南非。後來，他雖然也時常出國短期教書作講座，但大部分時間都在南非的開普敦大學當教授。2002 年退休後，他移居澳大利亞，2006 年加入澳大利亞國籍。而且，庫切與奧斯特兩個人的創作主題與寫作風格也多有不同。當然，我們還應該看到兩人的相同之處，他們都是作家、翻譯家，都與塞繆爾?貝克特有密切的聯繫——奧斯特曾編纂了塞繆爾?貝克特的百年四卷本文集，而庫切在得克薩斯州立大學畢業時所撰寫的博士論文就是關於貝克特早期小說的。更重要的一點是，從性情上看，兩人都不愛與外人有過多的交往。奧斯特在書信中說：“我往往遠離人群、聚會和公共活動，寧願隱居在自己布魯克林的小花園中。”而庫切的離群索居可謂舉世聞名。他兩度榮獲布克獎都未親自到場領獎。而在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諾貝爾委員會也曾警告記者們，有可能采訪不到他。庫切在2013 年4 月的中國之行中接受記者采訪時的言簡意賅，相信給中國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像。雖然他們都不愛與外界打交道，但這並不表明他們沒有自己的生活圈子與好朋友。我想，正是因為以上的相同點，使他們想到了用書信這一對他們而言的*佳方式，把兩人及其友誼聯結在一起。三本書是友誼的見證，因此，話題始自友誼也是自然而然的了。但本書的話題並沒有於友誼，而是恰如奧斯特所期望的那樣，在看似主題隨意的背後，挖掘了兩人感興趣的眾多嚴肅話題，比如2008 年的金融危機、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衝突、作家與批評家的關繫這樣一些看似嚴肅的話題，更有諸如體育、旅遊、閱讀、影視這樣一些看似輕松的話題。在上述嚴肅的話題中，我們看到的是兩人的個人見解，而在那些輕松的話題中，我們見到了他們的深度思考。他們通信的2008 年到2011 年，正是格局因為性的金融危機而發生巨大變化的三年。他們的通信，既是個人的記錄，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時代的變化以及人們對此的認識與反應。而在這其中，比較明顯的是，讀者可以看到兩位作家思想的變化。比如在對待金融危機的態度上，庫切曾有自己而不乏幼稚的認識與見解。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從*初暢談個人觀點，到後來決定還是閉嘴不談較為明智。由於高科技一步發展，他們雙方對待電子產品，比如手機的認識，也有了一些與過去不同的變化——從排斥到逐漸接受。作為作家，他們當然在談文學，談創作中的困難（都有寫不下去的時候），談創作中的思想，其中有互相的鼓勵，有互相的愛護，盡管奧斯特更多照顧、更為愛護庫切一些。當然，既然是書信，就少不了個人生活的細節。我們在其中可以看到，庫切愛好自行車運動，因經常出差而患有較為嚴重的失眠癥；奧斯特因為生活中的瑣事而苦惱，跟太太到挪威見識到歐洲不同的聖誕節禮儀時喜出望外。更重要的是：兩位老人都因袒露心跡而顯得更加真誠與可信。他們也有抱怨和苦惱。奧斯特因為作品遭到批評家故意惡評而憤怒地想要給批評家一記老拳；庫切面對讀者指責其有種族歧視的來信感到困惑與不知所措。他們也都有凡夫俗子遭人誤解時所有的那份苦惱與憤憤不平。看到這些，我們眼前的兩位名人倒更像是普通人，而非高高在上的大作家。通過書信中所透露的活動以及日常生活，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兩人之間有很多相同之處，比如他們都喜歡讀書，喜歡體育——體育的話題也貫穿了整部書信集，也喜歡看電影，當然，獨居寫作——成為繆斯女神的囚徒，似乎是兩人自覺自願的選擇。書信集給人印像較為深刻的地方，還是作家鮮明的個性，以及兩人不同的性格特征。通過書信可以看到，庫切比較理性、更為深刻、也較為自我一些，而奧斯特則更加熱情，在討論問題時，更加願意尋找兩者的共同點——甚至有時不惜附和對方，在此基礎上說出自己的觀點，也似乎更有同情心。兩人同樣的機智、敏銳與啟人心智，令人難忘。無論庫切還是奧斯特，現在基本上都不接受外界的采訪了，是庫切，算得上是頗為封閉的作家了。那麼，他們的內心究竟如何，其實是當今讀者更為關心的一個話題。在一個信息極為發達、人與人之間交流如此便捷甚至難以避免的時代，像庫切這樣的大作家遠離人群，結果不是被大家所遺忘，反倒激起了讀者更大的興趣。因此，這是一本可以讓讀入到作者心靈當中的書信集。四無論是創作還是翻譯，都應該也須要依靠作品本身去說話。我還以為，在今天化的信息時代，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與交流變得如此易如反掌，人們有了疑問就希望立刻得到解答而失去了等待的耐心，人們在集合了各種信息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做出個人的判斷（無論正解還是誤解），即便如此，作為作者或是譯者，寫上幾句話，既是對自己，也是對讀者，應該算得上是一種有益的交流方式吧。先，從翻譯的原則上講，我還是以王理行先生過去提出的翻譯“一要經得起對，二要經得起讀”的觀點為基本準則。根據我的理解，所謂“經得起對”，是指譯文要經得起與原行對照，即要忠實於原文；所謂“經得起讀”，是指譯文要符合漢語的表達習慣。當然做得好不好、到位不到位，還要讀者做出*終的評價。我的翻譯中如有問題和錯誤的地方，希望讀者和專家不吝批評指正。其次，我把本書譯為“書信集”而非“通信集”，是因為奧斯特和庫切兩位通信者采用的是傳統的書信和傳真的方式，而不是采用現代的諸如電子郵件等更為快捷的方式——（盡管在中間偶爾也通過奧斯特的太太使用過電子郵件，但奧斯特本人不使用電子郵件）行交流的。正如庫切在信中所說：“我喜歡那種貼上郵票的舊式的書信往來方式。”對此問題，我與編輯有過交流。我個人以為，稱該書為“書信集”，既符合該書的特征，也能突出兩位作家強調的傳統的書寫方式。若以“通信”相稱，雖然同樣可以突出兩人之間的交流，但這種交流也有可能通過其他現代的方式（比如電子郵件）來完成，這樣就失去了他們在書中所強調的書信的特征。另外，使用“書信集”，會不會使人誤解為是“兩個人的書信的合集”呢？我個人認為，由於在本書的封面和內文中，很容易看到繫兩人合著，也是兩人之間的書信往來，因此應該不會有誤會。再次，既然是書信，就難免有敬語、問候語的問題。由於英文不像中文，也不像法文等，有敬語“您”這樣的詞彙，因此，在處理的時候，我采取了三種不同方式：*，在所有書信的正式內容中，凡是you，your 等詞彙，一律使用“你”、“你的”，以表示兩人之間較為的關繫。第二，在書信結尾的問候語時，則全部采用“您”的說法，以表達雙方的相互尊敬之意。第三，在寫給女性（如庫切寫給奧斯特太太）的信中，使用了“您”。而對於問候語，凡是相同或者的，均按統一的譯法譯出。再次，中外的書信往來，還會遇到格式不同的處理問題。這個問題在翻譯界有不同的爭論，換句話說，在究竟應該按照中文的書信方式還是西方的書信方式來翻譯的問題上，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和做法。我以為，既然是西方的書信，從格式上看，還是應該以西方書信的格式為主。因此，在翻譯中，書信的日期、落款等，全部按照原文書信的方行排列，即：日期、地點（隻有少數書信有地點）位居書信的右上側；落款與問候語，則在書信的左下側——順便說一句，把落款與問候語放在左側而非右側，應該是西方是美年來的一種習慣。而本書就沿用了這一習慣，所以翻譯時也照此處理。*後，本書原文極少注釋，但譯者翻譯時加了一些腳注，原因有二：一是原文以及翻譯中的一些問題，需要向讀者做出說明；二是在書中兩人的通信中，除了有關政治、經濟、體育等內容外，還涉及到了大量的文學與相關作家的內容，作為譯者，我個人覺得有要把一些背景性的知識點羅列出來——當然我也很清楚，這很可能是喫力不討好。但我的確要說，在翻譯中，如果不是做了一些深入調查，兩人之間所談的一些問題可能就不甚明了（比如庫切在信中談到自己與美國移民局關繫糟糕的問題等）。而我以為，這些注釋至少對於部分讀者來說可能會有些用處。當然，在做注釋的時候，除了個別要之處，大都盡量以簡明扼要為準，而不去做過多的闡發。作為譯者，我是希望這些注釋能夠幫助讀者更好地沉浸在兩位作者的書信之中，而不是時不時地被譯者拉入到現實當中而壞了閱讀的興致。因此，知識淵博者對注釋可以忽略不計，而對於有興一步探討者，則可以借注釋再做深入的研究。此譯本的腳注中，原文注數量較少，已標出；其餘的為譯者注就不一一標示了。五或許人們會問，在書信交流快要絕跡的今天，在一個電子郵件大行其道（更不要提臉書、推特、微博、等更加便利快捷的交流方式）的時代，為什麼還要用這種古老的方式交流呢？我個人的看法是，奧斯特與庫切似乎在告訴我們：深入的交流，需要時間的沉澱；深刻的觀點，需要以時間為代價的深入思考。在這個交流便捷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的年代，更需要注重交流的完整性，需要思想意識的深刻性。因此，我以為，他們的行為似乎在彰顯：要以書信的方式，去抵抗一個碎片化的思想的時代。但令人遺憾的是，這或許將是當代人*後的書信集了。因為除非特意為之，否則人與人之間的日常交流，應該再也回不到寫信、發傳真這樣傳統的時代了。是的，或許，這將是21 世紀乃至人類*後的書信集了。但我們依舊可以慶幸的是：無論人類交流的方式如何改變，人類的思想都會繼續延續下去。（美國東部時間）2013 年6 月12 日於哈佛大學2010 年4 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