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您還認為研究生院是培養未來教授的專業訓練場所，這種觀點幾十年前就落伍了。陳腐不前的研究生教育制度仍帶給我們一種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黃金時代遺留的臆想，即任何一個擁有博士學位的人都可以獲得教席。傳統的訓練方式導致研究生隻能從事狹隘的專業研究，輕者或許被扣上“不切實際”的帽子，重者將前途盡毀。現行制度教導他們朝著錯誤的方向臆想和期盼，其中傳遞出的觀點亟待審查——甚至改變。
過去，公眾對研究生教育的討論寥寥無幾，最近這些討論卻日益活躍。這是因為公眾對研究生院的不滿情緒快速升溫，研究生獲得學位的時間越來越長，與此相反，找到理想的工作越來越難。不久前，我被邀請參與了一場類似的公眾討論：關注未來的博士學位論文。我和在場列席的同僚本希望進行一場關於不同領域的論文本質的討論，比如，教授該如何指導論文，數字技術如何改變論文寫作，等等。然而我們討論的內容卻遠遠超過了這個範圍，涵蓋了許多問題，例如：研究生教育整體的保守性、受挫的學術就業市場、貧乏的研究生資助（包括美國大學使用臨時教職工的不堪事實）、獲得學位時間的延長，以及在研究生院的人文與社科領域中盛行的個人主義如何進行有效的協作。回想起來，這些話題幾乎是不停地從一個蹦到另一個，如此大肆擴散開來。在整個高等教育繫統內更大的制度問題下，研究生教育面臨的種種“小”問題相互交織，實難分離。
如果說研究生院已經病入膏肓，那麼這種病態無疑橫行內外，貫穿始終。正因為如此，討論研究生教育改革——特別是人文學科改革——必須持有整體，全面的眼光。我們應當清楚，僅僅去責難博士論文實屬豹窺一斑，還有許多更深層次的因素，它們不僅導致研究生教育不能協調而高效地運作，而且使接受了此等教育的研究生們找到理想的工作更加困難。

榮利穎，中國人民大學與美國密歇根大學聯合培養管理學博士。現為首都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教育政策與法律，高等教育。主持並參與***、省部級科研項目二十餘項，多次在國際會議做專題發言，著有《嵌入中國城鎮化脈絡的縣域中小學布局調整》等。

藺亞瓊，華中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副教授。北京大學教育學博士（2014年）、北京大學歷史學學士（2006年），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繫訪問學者（2013年）。研究興趣包括學術職業與學術制度、博士生教育、工程教育。主持多項科研項目；出版學術專著1部；在《高等教育研究》《北京大學教育評論》等核心期刊發表學術論文多篇。

《研究生院之道》：
第一章 道德規範的探究
第二章 授課：課堂研討及其他方式
第三章 綜合考試——極致還是基礎
第四章 Advising導師制度
第五章 學位
第六章 專業化
第七章 重新審視就業市場

《博士生教育的變遷》：
第1章 導論
第2章 實踐視角下的博士生教育
第3章 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博士培養模式的趨同
第4章 學科之聲：21世紀英文領域博士生教育的變遷圖景
第5章 作為課程的博士生教育：博士生教育目標與成果的視角
第6章 改善博士生的學習體驗——基於學繫層面的探討
第7章 為博士學位而寫作及其超越
第8章 科學領域的博士生教育：生物醫學中科學思維的培養
第9章 實驗室科學中的博士生實踐研究
第10章 反思性空間下的指導發展與認知
第11章 英國專門職業中的專門知識：國家、大學與工作場所間的關繫
第12章 項目式博士學位：基於項目的建築設計研究
第13章 圍繞候選人的專業經驗構建博士學位
第14章 風險時代的博士生教育
第15章 歐洲博士生教育的新挑戰
第16章 政策驅動下的博士生教育變革：澳大利亞的個案研究
第17章 博士生教育的管控制度
第18章 引人深思的觀點，變化的實踐：轉型中的博士生教育

《博士生教育與未來的教師》
《學者養成：重思21世紀博士生教育》
《博士生培養——研究生院的成功與失敗》
《獲得博士學位的成功之匙》

《研究生院之道》：：
在這裡我想說明，並不是固定內容的教學完全不可取。人文學者需要大量的閱讀，天道如此。但是光死讀書不行，他們還要用所讀的內容去教。具體來說，人文學者需要以某種形式不斷地去“轉播”自己的見解，或通過出版著作或通過課堂教學或通過其他渠道。由此可見，講課的人不僅要講，還要專門拿出時間讓學生將所講的內容應用到學術生活中，以構建70多年以前Gilbert Ryle口中的“車間型課堂”，而不是單純的“博覽式課堂”。
在詳細介紹如何讓學生“學以致用”之前，我先說說為什麼要“學以致用”。
最現實的原因就在於學了就要記住。學了不記，也就沒有學的必要。不同年齡段的教學者多對這種“死記硬背”持有偏見，他們認為學生學了隻會記到考試，考完就忘。在研究生的研討課中，學的太多也會跟其他階段的學生一樣臨時抱佛腳。教育學者BarbaraE.Lovitts談到了研討課講師的抱怨：“講著講著就發現學生已經忘了我上學期講的內容，我很驚訝。”其實，這位老師用不著驚訝，大部分研討課都是填鴨式教學，學生哪來的時間去記住老師所講？
教育學者Diane F.Halpern和Milton D.Hakel重點寫道：“正規教育的目就在於知識的遷移。”換句話說，其目的是讓學生都能將課堂上所教授的知識和方法遷移到課下的應用領域。同時，Halpem和Hake也證實，高等教育存在的合理性就在於上述理論。因此，他們會假設教授最基本的唯一目標就是培養學生的長時記憶與遷移能力。原因很明顯：隻有學以致用，學習纔能有長遠的價值。這個觀點沒有問題。
我們又該怎麼讓學生記住所學呢？Halpern和Hake認為有一個有效的辦法：在課上以一種形式將信息展現給學生，之後要求他們以另一種形式對同樣的信息進行自我展示。比如，老師以圖表的形式呈現給學生某一章節的時間線，然後要求學生進行口頭轉述。這樣的練習可能會出現在研討課中，但是一定不多見。我回想起上次在研討課中所講到的一條時間線，後來我又在大課中提了一次，不過沒有要求學生進行自我展示，我相信他們會記住並在課下溫習。這樣可以時間而講更多的內容。
不要求學生對課上內容進行重述，我便沒有達到使他們“主動學習”的目的。這種學習方式恰好是一個名為“人們如何學習”的研究主題。主動學習不僅需要事實性信息做基礎，更重要的是，學生需要學會在一定的概念框架內理解上述事實和既有觀點。除此之外，“主動學習”還要求學生具備組織和歸納信息的能力，以便在應用信息的時候簡化信息檢索的過程，最有效地將所學貫之於實踐。這種以學生需求為中心的課程設計要從後往前，也就是說，從想要達成的目標來“倒推”。如果課程目標是讓學生建立長期記憶，途徑是不斷地應用所學理念，那麼教授該課的老師就需要設計專門的應用環節來達成目標。
《學者是怎樣煉成的》（這本書所呈現的研究是卡內基大學贊助的一個關於博士生焦旭的項目）一書的作者還提到了一種“整合性學習法”。這種方法要求博士生們在不同條件下，有時是在不同的課上，反復地應用所學知識。這個教學目標很不錯。鋻於當今的研究生教學分散化嚴重，課程與課程、導師與導師之間沒有交集，想要達到這個目標尚任重道遠。
到目前為止，我的敘述還比較抽像，但抽像的理論需要實踐來使人更好地理解。有一種“體驗式教學”在社會科學和理科的教學中要比在人文科學中更容易進行實踐。社會學家Kelleher M.E講到過如何在研究生的研討課中實踐這個教學理念。她說：“以此理念為指導的教學大綱剛剛出現（但教授們已經學會了把所有核心課題都雜糅進去），這樣的教學設計把教學內容和學生所需‘有機地’聯繫在一起。”Kelleher認為，這種師生合作的“體驗式教學，通過將學生置於一個更大職業群體的觀念和權威之中解決了專業教育領域的一個突出問題”。
有人覺得以學生為中心的方法可能會讓教學走一些彎路，這是因為老師們“唯我獨尊”慣了，不從學生的角度看問題。盡管相關文獻很少，Neal的研究論文可以提供很多有用的指導。Neal鼓勵教授開展研討課，課上學生必須學會思考某學科領域的內容和研究方法，而不是讓學生機械地寫論文。Neal還提議，教授應該以問題為導向設計研討課，並增加師生之間合作研究與學習的可能性，即在繫裡教學督導的監督下，由教師和學生共同建構課程的目標、設計課程的流程。
……

我們的研究生制度已經“病入膏肓”了嗎？
盡管談論“病入膏肓”的種種制度已經再尋常不過，我依然要提出這個問題。在談一種制度是效用良好還是病入膏盲之前，必須知道該制度應該如何運作。
包括研究生、教師和行政管理人員在內的大多數學術工作者，關於研究生院的運作方式以及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都有不同的見解。這些見解難以詳辯，與他們各自進入研究生院學習後融入學術社會的方式緊密相關。近年來，學術機構往往受制於資源的短缺，企業也處於高壓且嚴格的社會監管之下。在這個充滿挑戰的時代，我們需要重新審視這些見解，其中一些注定將被顛覆。
有一種非常盛行的觀點：研究生院應將入學的學生培養成教授，尤其是從事大量學術研究的學者。如果這是判斷研究生院以及研究生應該做什麼的唯一標準，那麼研究生院確實已“病入膏肓”。為數眾多的教授正在致力於培養為數更多的研究生們為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工作而努力——更確切地講，那些研究生被教導要從事學術工作，然而他們當中隻有少數人能從事這樣的工作。也就是說，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正在努力學習如何將真正的前途與希望棄之不理。
可能您還認為研究生院是培養未來教授的專業訓練場所，這種觀點幾十年前就落伍了。陳腐不前的研究生教育制度仍帶給我們一種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黃金時代遺留的臆想，即任何一個擁有博士學位的人都可以獲得教席。傳統的訓練方式導致研究生隻能從事狹隘的專業研究，輕者或許被扣上“不切實際”的帽子，重者將前途盡毀。現行制度教導他們朝著錯誤的方向臆想和期盼，其中傳遞出的觀點亟待審查——甚至改變。
過去，公眾對研究生教育的討論寥寥無幾，最近這些討論卻日益活躍。這是因為公眾對研究生院的不滿情緒快速升溫，研究生獲得學位的時間越來越長，與此相反，找到理想的工作越來越難。不久前，我被邀請參與了一場類似的公眾討論：關注未來的博士學位論文。我和在場列席的同僚本希望進行一場關於不同領域的論文本質的討論，比如，教授該如何指導論文，數字技術如何改變論文寫作，等等。然而我們討論的內容卻遠遠超過了這個範圍，涵蓋了許多問題，例如：研究生教育整體的保守性、受挫的學術就業市場、貧乏的研究生資助（包括美國大學使用臨時教職工的不堪事實）、獲得學位時間的延長，以及在研究生院的人文與社科領域中盛行的個人主義如何進行有效的協作。回想起來，這些話題幾乎是不停地從一個蹦到另一個，如此大肆擴散開來。在整個高等教育繫統內更大的制度問題下，研究生教育面臨的種種“小”問題相互交織，實難分離。
如果說研究生院已經病入膏肓，那麼這種病態無疑橫行內外，貫穿始終。正因為如此，討論研究生教育改革——特別是人文學科改革——必須持有整體，全面的眼光。我們應當清楚，僅僅去責難博士論文實屬豹窺一斑，還有許多更深層次的因素，它們不僅導致研究生教育不能協調而高效地運作，而且使接受了此等教育的研究生們找到理想的工作更加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