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要聲明的是：有衝突並不等於患有神經癥。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會發現，自己的興趣愛好和希望，總會與周圍的人發生衝突，因此，就像我們經常與所生存的環境發生衝突一樣，內心的衝突也是生命的組成部分。

本能決定了動物的行為。動物的交配、撫養後代、覓食以及防御等行為都是由其本能所決定的，這些並不以個體意志為轉移。然而，人類卻有權對此做出選擇，這也是人類的職責所在。當兩個截然相反的欲望出現時，我們一定要做出抉擇，比如，我們希望獨處，同時又希望有人相伴；我們想學醫學，同時又難以放棄音樂夢想。

我們的願望可能會與義務發生衝突，比如，我們想專心與愛人約會，但此時也許有人正遭遇困境，需要我們援手相助；我們或許會不知所措，既希望與他人達成一致，又希望表達自己不同的意見。我們也許還會在兩種截然相反的價值觀之間舉棋不定，比如，當戰爭來臨時，我們有義務去當兵，但又希望留在家中保護家人。

我們所處的文化背景，決定了這些衝突的類型、範圍和強度。假如這種文化背景基礎穩固，傳統深厚，那麼可供選擇的種類就會受到局限，就個體而言，也不會出現很多衝突。但這並不意味著完全不存在衝突：一種忠誠與另一種忠誠之間或許會產生矛盾，個人理想與集體意志之間也或許會產生矛盾。然而，當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進入快速轉型期時，就會出現各種相互矛盾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並存的局面。此時，可供選擇的種類呈現出多樣性，為個人抉擇增加了難度：他既可以隨波逐流，也可以保持獨立；他既可以投身群體，也可以獨來獨往；對於成功，他既可以推崇，也可以蔑視；在子女的教育上，他既可以嚴格約束，也可以放任自流；對於男性和女性在道德方面的評判標準，他既可以尋求一致，也可以要求不同；對於兩性關繫，他既可以認為是情感的表現，也可以認為與情感無關；在種族問題上，他既可以抱有某種偏見，也可以反對以種族判斷人的價值。這樣的選擇數不勝數。

毋庸置疑，處於我們這種文化背景中的人會經常面臨這些抉擇，發生衝突也就在所難免。但令人不解的是，

很多人雖面臨各種衝突，卻毫無覺察，更沒有思考怎樣去解決這些衝突：他們聽之任之，被衝突所裹挾；

他們沒有自己的立場，一味地做出讓步，即使處於矛盾的中心也無法看清形勢。在這裡，我所指的是正常人，他們並不患有神經癥。

可見，對矛盾有所意識並由此做出抉擇，這是需要前提條件的，也就是要明確我們的目的是什麼，特別要

明確我們的情感是怎樣的：對某人我們是真心喜歡，還是僅僅認為我們應該如此？當父母去世時，我們是

真的難過，還是僅僅在慣性的驅使下做出表達？我們果真想當一位律師或醫生，還是僅僅因為從事這種職業會得到豐厚的報酬並受人尊崇？我們是真心希望子女幸福和自立，還是言不由衷？對於很多人而言，這些問題非常簡單，但回答起來卻不容易，換句話說，我們對自己真正的感受和需求根本不清楚。

衝突的存在一般都與信念、信仰或道德觀有關，這就要求我們要建立完善的價值觀，這樣纔能對衝突加以認識。他人的價值觀隻屬於他人，借用來不會產生衝突，但也難以指導我們的決策。一旦新觀念對我們產生影響，我們就很容易將那些價值觀放棄，這就是吐故納新。如果我們隻是簡單借用別人的價值觀，那麼，與我們的利益相關的衝突將不會出現。比如，一個兒子沒有意識到父親的心胸非常狹窄，當父親希望他去從事某項工作時，雖然他並不喜歡這項工作，但他的內心也不會發生衝突；一個已婚男子發生了婚外戀，此時，他已經處於衝突之中，如果他無力面對婚姻，便會選擇避開阻力，尋求最簡單的解決方法，而不是直面衝突做出決策。

對於這樣的衝突，僅僅有所認識是不夠的，我們必須甘願舍棄衝突中有爭議的一方。遺憾的是，很少有人能夠清醒且心甘情願地做出取舍，因為情感和信念往往是混雜在一起的。或許安全感和幸福感的缺失纔是其中的根本原因，這導致大多數人都無法坦然放棄衝突。

做決策有個先決條件，就是要願意並且有能力對自己的決策負責，承擔決策錯誤的風險，接受一切後果，而不能將責任推給他人。他要做出這樣的承諾：“我自己的決策與他人無關。”他需要一種內在的力量和獨立性，而很多人卻不具備這樣的素質。

無論我們多麼不情願，也要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即我們很多人被衝突所束縛，這就導致我們在看到那些春風得意、不被衝突所影響的人時，會心生羨慕和嫉妒。當然，這種羨慕情有可原。那些人可能非常強大，擁有堅定的價值觀；可能他們的閱歷已經淡化了衝突的威力，因此，在做決策時，他們不再焦慮和急迫，於是便顯得非常從容。但也有可能這隻是一種假像，他們也許並不能直面衝突，沒有堅定的信念，無法主動解決衝突，所以隻能躲在冷漠、僥幸和隨波逐流的態度背後，依靠被動和投機取巧的手段占些小便宜。

有意識地直面衝突必定會令人痛苦，但它也會培養出一種寶貴的能力。它讓我們不再畏懼面對自己的衝突，努力尋找解決衝突的手段，這樣一來，我們的內心纔會獲得更多的自由和更大的能量。能夠承受打擊的人，纔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運。以虛假的冷靜偽裝起來的麻木並不值得羨慕，它隻會令人越發怯懦和脆弱。

如果衝突源於生活，那麼解決起來或許更難，但隻要我們依然生存於世，就沒有理由去逃避。要想對自己加以認識、建立信念，最好的方式便是接受教育。隻要認清決策所涉及的各個因素的重要意義，我們就能為生活找到目標和努力的方向。（注釋：參見哈裡·愛默生·富司迪的著作《做真實的自己》，其中有關於屈從於外界壓力而使自己變得愚鈍的內容。）

對一個神經癥患者來說，要想解決衝突，困難肯定不少。需要說明的是，神經癥表現為不同的程度，我所說的“神經癥患者”指的是“已經達到病態程度的人”，他已經難以感受到自己的情感和欲望。一般情況下，隻有當他的弱點被觸踫到時，他纔會感到恐懼和惱怒，但他也許會壓抑自己的感受。這樣的神經癥患者真的存在，強制性標準對他們的影響極其深刻，他們因而無力辨別方向、決定方向。在強迫性傾向的支配下，他們無法果斷地做出取舍，更做不到對自己負責。（注釋：參見本書第十章“人格的衰退”）神經癥患者在衝突中面臨的問題，對於正常人來說可能也是普遍存在的，隻不過兩者的問題種類極為不同，因此有人提出質疑：用同一個術語表示兩種不同的東西是否有失妥當？在我看來，答案是否定的，當然，對於兩者之間的區別，我們也要加以了解。那麼，神經癥衝突有著怎樣的特點呢？

我們來看一個簡單的案例。有一位工程師，他從事的工作是與人合作設計機械設備，在工作中，他時常感到疲勞和煩躁。例如，在一次技術討論會上，他的方案被否定，而同事的方案被采納。不久之後，在他缺席的情況下，大家又做出了決議，此後他也沒有機會表明自己的意見。這導致他的疲勞感和煩躁感再次發作。對於這種情況，他原本可以做出協調性的反應，為自己討個公道，或是接受大家的決定，遺憾的是，他並沒有這樣做。雖然被輕視令他感到惱火，但他沒有做出任何回應，他隻有憤怒的情緒，並且這種情緒也隻是在夢中出現。這種憤怒既指向他人，也針對自己的懦弱，他的疲勞感和煩躁感恰恰源於這種被壓抑的憤怒。

這位工程師之所以沒有做出協調性反應，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在他看來，自己很有成就，很了不起，隻不過，這種成就感建立在別人對他的尊敬之上。他一切行為的出發點都是“我在這個領域的纔能無人可及”，他無意識地以此為“底線”，任何危及這一底線的輕視都是對他的挑戰。不僅如此，他還有一種無意識的虐待傾向，想要對別人加以指責和羞辱，同時，他又非常抵觸這樣的態度，因此用一種過度的友好將其掩飾起來。此外，無意識的內驅力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他渴望利用他人達到自己的目的，於是他要在別人面前表現得有風度。同時，他非常需要別人的好感和贊美，這甚至成了他的一種強迫性需要，而他的遷就、隱忍和順從令他越發依賴別人，衝突便這樣產生的：一方面，憤怒和虐待衝動所導致的攻擊性極具破壞力；另一方面，對好感和贊美的強迫性需要使他力求達到自己眼中的公正合理。於是，他表現出來的便是疲憊不堪、萎靡不振，而內心的激烈情緒卻被掩藏起來。

對這一衝突中所涉及的各種因素進行觀察，我們會感到驚訝，因為它們彼此之間都是毫不相容的——強迫他人尊重自己，同時又要討好和順從他人，這可真是極端的對立。此外，對於衝突，這位工程師始終都是無意識的，他沒有認識到在衝突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矛盾傾向，而是將其壓抑下去。他的情緒顯得很正常，心中的波瀾隻是略有表露：我的方案纔是最優秀的，他們的做法不公平，他們眼裡沒有我。最後，衝突的兩方都帶有強迫性，或許他多多少少能夠理性地察覺到自己對他人過分的要求和依賴，但主觀意願上依然無力改變現狀。改變就意味著要做大量的分析工作。他被來自兩方面的強迫性力量所控制：他無法割舍自己內心的迫切需求，但這些需求又不是他真正所追求的。他不想利用別人，也不想順從於別人，因為他看不起這樣的行徑。這個案例意義深遠，它能夠幫助我們更加深入地了解神經癥衝突，並且讓我們認識到，在這樣的衝突中，任何決定都是行不通的。

還有一個類似的案例。一位自由設計師偷了他朋友的一些錢。對於他的行為，人們無法理解，因為，如果他的朋友知道他需要錢，一定是會借給他的，畢竟以往都是如此。此外，他是個好面子的人，而且對於友情非常看重，這令他的偷竊行為更加匪夷所思。

我們從以下的衝突中會發現導致這一行為的真正原因。此人對情感有著病態需求，渴望時時刻刻都能得到關照，其中也摻雜著一種無意識的傾向——想借助他人為自己謀利，於是，他的行為一方面表現出渴望獲得他人的情感，另一方面又表現出對支配地位的追求。前者本應使他樂於接受他人的關照，但他脆弱的自尊心又阻止他這樣做。在他看來，能夠幫助自己是他人的榮幸，但自己主動求助卻是一種屈辱。他強烈地渴望自強自立，這讓他更加厭惡求助於人，因此，他否認自己的任何需求，也無法容忍對他人有所虧欠。於是，對於想要的東西，他隻願親自獲取，而不願接受施舍。

這個案例中的衝突表面上看與第一個案例不同，但本質上還是一致的。任何神經癥衝突的驅動力都具有不兼容性、無意識性和強迫性，因此，患者很難自己解決衝突。如果一定要區分正常人的衝突和神經癥患者的衝突，那麼我們可以這樣劃定界線：神經癥衝突中的兩種

對立傾向所表現出來的差異要遠遠大於正常人。正常人無論選擇哪種行為模式，都是合乎情理的，並且都統一於人格框架內。說得形像一些，就是正常人衝突中的兩種對立傾向之間的偏離度最多隻有90度，而對於神經癥患者而言，這個偏離度則會達到180度。

此外，在意識程度上，兩者之間也存在著差別。正如索倫·克爾凱郭爾所說的那樣：“真正的生活是豐富多彩的，僅僅通過抽像的對比——例如完全無意識的絕望和有意識的失望之間的對比——很難做出清晰的描繪。”但我們可以這樣說：正常範圍內的衝突可以是有意識的，而神經癥衝突從其主要因素來看則是無意識的。對一個正常人而言，即使他沒有意識到衝突的存在，但隻要獲得稍許幫助，就能夠有所意識；而神經癥衝突的主要傾向卻被壓抑得很深，要想意識到衝突的存在，就必須克服巨大的阻力。

此外，正常衝突中的兩種選擇都是可行的，無論哪種選擇都是他想要的或者不願割舍的，因此，即使他感到左右為難，無論怎樣選擇都要付出代價，但他依然能夠做出合理的選擇。然而，被神經癥衝突所困擾的人卻無法自由地做出選擇，因為他受到兩種方向相反的強制力所驅使，而無論哪個方向都不是他想要的。

於是，他隻能停下腳步，無法擺脫困境。要想從神經癥傾向中解脫出來，他必須處理好這些傾向，並且改變他與自身以及他與別人之間的關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