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是儒家重要的經典，蘊含著儒家思想的核心內容，也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對中國思想文化和教育的發展影響深遠。《四書》包括《大學》、《中庸》、《論語》和《孟子》。《論語》、《孟子》原自有書，《大學》、《中庸》原是《禮記》中的兩篇。南宋著名理學家、教育家朱熹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彙集在一起，作為一套經書刊刻問世，形成《四書章句集注》，《四書》由此得以後，《四書》成為官定教材和科舉考試必讀書，對後世文化教育產生了重大影響。
《四書函裝典藏版：大學 孟子 論語 中庸》譯注本是劉兆偉教授承擔的全國教育科學規劃課題“‘四書’的現代教育價值”的研究成果。
《四書函裝典藏版：大學 孟子 論語 中庸》對於廣大讀者學習、了解、研究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大學》：
導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主要參考文獻
附錄《大學》的教育思想
後記

《中庸》：
導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主要參考文獻
附錄《中庸》的教育思想
後記

《孟子》
《論語》

《大學》：
第一章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圍；欲治其圍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譯文
大學的教育目的，在於昭明、弘揚人們與生俱來的善性，在於親近人民，在於明白向善的最高境界而修養不移。明白了奮鬥目標，而後就明確了努力的方向；明確了努力方向而後就能平心靜氣地加強修養；平心靜氣地加強修養，而後就能泰然安詳；泰然安詳，而後就能思慮清明；思慮清明，而後就能得到修養的成果。萬物都有根本與末梢，凡事都有結局和開始，知道事物的先後、本末、輕重、緩急，就接近於大學的教育目的了。
古時想在天下昭明、弘揚人們與生俱來善性的人，必須先治理好自己的國家；想治理好自己國家的人，必須先整齊好自己的家；想整齊好自己家的人，必須先修養好自身；想修養好自身的人，必須先端正自己的心；想端正自己心的人，必須先誠實意念；想誠實意念的人，必須懂得萬事萬物之本在修身；懂得萬事萬物之本在修身，就在於學習研究治理天下、國家、自身的道理。隻有學習研究治理天下、國家、自身的道理，而後纔能懂萬事萬物之本在修身；懂得萬事萬物之本在修身而後纔能意念誠實；意念誠實而後心纔能端正；心端正了纔能真正修養好自身；修養好自身而後纔能整齊家庭；家整齊好而後纔能治理好國家；國家治理好了而後纔能平治天下。
從天子到普通老百姓，一律都以修身為根本。根本混亂而末梢治理得好是不可能的，對待根本非常重視卻得不到好的結果，對待根本非常不重視卻得到了好的結果，這種情況，絕對不會有。詮評大學，依朱熹注，大人之學，培養大人君子之學，即培養管理者的教育。《四庫全書珍本初集》載宋朝錢時撰《融堂四書管見》：“古者八歲而入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及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至十有五，始入大學。此書所述是已。篇首總提獨斷斷，日在明明德，日在新民，日在止於至善。辭專旨確，截然斬然，以明外此無他道也。”“學者首明所先者何在？所格者何物？而不謬其所止焉，則大學之道庶乎其得矣。”道，宗旨、辦學目的，亦可謂辦教育的目的。“明明德”，第一個“明”，動詞，昭明、弘揚。“明德”，人們與生俱來的善性。“親民”，就是親愛人民。管理者必需的就是自身具有善性後去親愛人民，親愛人民是管理好人民的最佳前提。所以此處之“親”，不是“新”。朱熹依程頤說將“親”講成“新”，影響廣泛。孔子說：“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論語·陽貨》）程頤、朱熹認為《大學·第三章》：“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所講的五個“新”，與第一章“在新民”是一致的，如果不將“親”改為“新”就不好理解了雲雲。其實不然，而是講統治者必須時時“吐故納新”，改正錯誤，纔能真正親民。
程頤說：“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朱熹說：“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大學》-書是初學者進入道德修養境界的門徑。過了這個門，就懂得了做學問的步驟、次序。這個論斷是精當而準確的。程顥、程頤兩位夫子再傳弟子朱熹把四書、五經研究到爐火純青的程度了，比今天的學者對學術的態度純正、執著，幾十年如一日，達到精熟的程度。所以他們的多數觀點與解釋都是正確的，今人在先哲純熟研究的基礎上去研究，首先要學懂學透人家的觀點看法，千萬不能自以為是，橫加批駁。對先哲正確的思想，一定要經過今人的研究連同聖人的思想，一並傳承下去。但對先哲膽大藝高之舉甚至要改動古聖之書的做法，也不能聽之任之。所以上文所講“在親民”，不能硬是改為“在新民”的意思。盡管程朱先哲將經書理解得極為圓融彙通，但有些並不是古聖原意，亦不可循。而對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為學步驟的揭明則為千古之理。大學培養的人纔最高目標是達到“至善”。有了這個奮鬥目標，就能“定”，朱熹認為“定”是“定向”，一個人確立了努力方向，就不會心猿意馬，胡思亂想，就能靜下心來。一個人如能靜心做學問，就不追求生活上的高待遇，所以能隨遇而安。安於環境，堅持做學問，當然就能集中精力思考，不斷修正自己，這樣就能達到自己的奮鬥目標。“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一切大道理都在人們周圍的大事小事之中。孟子說：“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孟子·離婁上》）都是在講身邊事、天天遇到的事，如能以禮範身，以仁量心，那就是接近了大學的辦學目的了。
……

劉兆偉教授負責的全國教育科學“十五”規劃課題“‘四書’的現代教育價值”研究工作終於全部完成了。劉兆偉教授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潛心學問，歷時十餘載，他的“四書”譯注本，彌足珍貴，深入淺出。透過這四本書，讀者可以領悟“四書”的人生智慧、理想境界、核心理念、文化精神、生態倫理、思維模式、管理方略、教育價值、學術思想的恆久魅力。
“四書”是儒家重要的經典，也是中華文化的寶典。《論語》在漢代就是婦孺必讀的書。南宋以後“四書”逐漸成為中國人必讀的書，是中國人的基本信仰與信念，是中國人的安身立命之道，是家傳戶誦之學。不讀“四書”，不知道做人的尊嚴、人格的力量、人生的價值與意義。宋代張載（橫渠）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文化理想，也是他對儒學精義的概括。按梁啟超的說法，“四書”等儒家經典，是兩千多年國人思想的總源泉，支配著中國人的內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聖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們全社會形成共同意識，我們既做這社會的一分子，總要徹底了解它，纔不致和共同意識生隔閡。
任何一個社會、一個族群，作為其文化土壤或社會文化背景的有兩個重要問題：一個叫“文化認同”，一個叫“倫理共識”。所謂“文化認同”或者叫“民族文化的自我身份認同”，講的是“我是誰”、“我來自哪裡”，是個體人所歸屬的民族文化的基本身份的自我定位，是精神信仰的歸向與故園。所謂“倫理共識”，其實是在民眾中的一個隱性的，然而又是有約束力的價值觀、生活態度、對待家庭與社會的方式以及終極信念的共同點。一個社會、一個族群的生活如果沒有“文化認同”與“倫理共識”，那是非常危險、非常可怕的，不免會遭受到脫序的危險。當然也就不可能有健康的現代化，健康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的建設。實際上，一個健康的現代化社會、法治社會、工商社會的建構，不能不依賴於“文化認同”與“倫理共識”。再嚴密的法律，代替不了社會的倫理道德；進一步說，健康的現代化的法治社會恰恰是建立在民眾的底線倫理、民眾的倫理共識的文化土壤之上的。而“四書”等，正是孕育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與“倫理共識”的基本經典。其中所講的包括“仁、義、禮、智、信”等，就是中華民族文化倫理的核心價值觀念，一直到今天還深深扎根在老百姓之中，繼續為中華民族的成長和復興起著積極的作用。
包括“四書”在內的人類文明的經典，可以陶冶現代人的性情，治療現代人的心理疾病。我們學習“四書”等文化經典，不是僅為了增長見聞或者是為了附庸風雅，而是為了安頓自己的身心，接上民族的傳統，使自己可以在天地之間站得穩、行得正，在紛纭的世事中找到一處心靈的樂土。“四書”等文化經典所講的，正是我們平凡的老百姓真正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依據。
《大學》突出了“三綱領”和“八條目”的一致性，它圍繞著治國以民為本、以修身為本這一主題展開論證，簡潔明了地概述了儒家內聖外王統一、政治和倫理緊密結合的一貫思想。《大學》強調“三綱領”、“八條目”的目的，就是主張從提高社會成員的道德素質入手，在中國大地上建立一個和諧的、有序的社會，使天下太平、人民安康。這種主張代表了廣大民眾的願望，對於中華民族的成員具有極強的吸引力，自然會起到凝聚民族群體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