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保全了完整的教育行政繫統制度的國家之一，到了近代，傳統的教育行政管理制度在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威逼下，步入艱難的改革轉型的近代化歷程，形成了繫統的近代教育行政管理制度。《中國近代教育專題史論叢：中國近代教育行政史》以中國近代教育行政機構的設立、演變、革新為審視運思對像，追溯了近代教育行政機構設置前的歷史遺產，論述了中國人民在教育行政領域為救亡圖存而積極尋覓振興中華之路的過程。通過對近代中央、省市和縣級教育行政機構的內部組織結構、人事行政、行政職責權限、履職考評、教育行政首腦任內的政績、改革思路、對教育持續發展的影響，以及教育行政改革經驗教洲的總結，通過深入挖掘中國近代教育行政的檔案資料，特別是省市和縣級稀有的地方教育史志資料、教育行政官員日記等，再現和還原了中國近代教育行政的歷史面貌。《中國近代教育專題史論叢：中國近代教育行政史》史料翔實，論證有據，對於教育史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對當前我國教育行政改革和教育管理效率的提高也大有借鋻意義。

熊賢君，1957年生，湖北麻城人。1978年春考入華中師範大學，先後獲學士、碩士、博士學位。歷任華中師範大學教育科學研究所、教育科學學院講師、副教授、教授。現任深圳大學師範學院教育繫和學前教育繫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廣東省第四、第五屆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教育學會教育史分會常務理事。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個人專著有《中國教育管理史》、《雕龍刻鳳盼成器——皇子教育》、《中國女子教育史》、《深圳教育史》、《近現代中國科教興園啟思錄》、《俞慶棠教育思想研究》、《中國近代義務教育研究》，二人合著有《中國教育發展史》、《晏陽初教育思想研究》，主編有《湖北教育史》（上下卷），二人聯合主編有《香港教育史》（內地簡體字和香港繁體字版）、《從湖北看中國教育近代化》等。多部著作獲省部級優秀教育科研成果獎。在《教育研究》、《課程·教材，教法》等雜志上發表教育學術論文百餘篇。

第一章 中國傳統的教育行政
第一節 古代中央教育行政。
一、漢魏時期中央的教育行政
二、隋唐以後中央的教育行政
第二節 古代地方省級教育行政
一、一宋代以前的地方教育行政
二、宋代提舉學事司之設
三、明清學政的設置
第互節童代地方府州縣教育行政
一、設鄉州之長掌教化
二、“設三老以掌教化”
三、府州縣教授、教諭諸官之設

第二章 近代新型教育行政的草創
第一節 學部的誕生
一、新型學校的發榮滋長
二、新型官學機構——學部的誕生
三、學部的機構和官制
四、經費籌措與部員待遇
五、教育行政職能的踐履
第二節 清末省級教育行政
一、省學務處設立
二、省學務處內部機構與職能
……
第三章 南京臨時政府和北京政府的教育行政
第四章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至抗戰爆發時期的教育行政
第五章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教育行政
第六章 革命根據地的教育行政
附錄 日偽政權教育行政的演變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中國近代教育專題史論叢：中國近代教育行政史》：
《奏請宣示教育宗旨折》由學部右侍郎嚴修草擬。嚴修1894年任貴州學政，任內改貴州學古書院為經世書院。戊戌變法失敗後，寓居天津，聘日本人教日語。1904年偕張伯苓赴日本考察學務。他所提出的五項教育宗旨，可視為學部成立的宣言書，也告示世人學部發展教育的目標和指歸。宗旨學習和借鋻了日本明治維新時期頒定的《教育敕語》和《教育要旨》，繼承了傳統“經世致用”的思想。該教育宗旨中提出的“尚公”、“尚武”、“尚實”諸項，既有鮮明針對性，也很有現實意義。“尚公”針對著當時的中國，外有列強雄視，內則民心渙散、一盤散沙之弊，通過立“尚公”之旨，希冀通過各科教育闡明公德之旨意，及精誠團結之要則，以期人人視人若己，愛國如家。立“尚武”之旨，試圖通過學生幼年在學習聞忠勇愛國之訓，長大入社會養成堅忍耐勞之風。所以要求學校於各科教學中蘊含軍國民主義思想，期其耳濡目染，積漸成習，一旦外強侵犯，必可執干戈以衛社稷。“尚實”強調教育要密切聯繫實際，“凡中小學堂所用之教科書，宜取淺近之理與切實可行之事，以訓諭生徒，修身、國文、算術等科，皆舉其易知易從者，勖之以實行，課之以實用；其他格致、畫圖、手工，皆當視為重要科目，以期發達實科學派，教員於講授之際，凡有事實之可指者，必示以實物標本，使學生知聞並進，且時導學生於近地遊行，以為實地研究之助”，一改宋儒高談性命、崇尚虛無的學風。教育宗旨中的“尚公”、“尚武”、“尚實”諸項注入國家主義、軍國民主義，對空疏無用的傳統教育而言，是具有積極意義的，認為“尚公”、“尚武”、“尚實”為“中國民質之所最缺，而亟宜針砭以圖振起者”，唯此“方足以圖存之具”，是頗有見地的。
教育宗旨中頗有異議、分歧頗大的是前兩條“忠君”和“尊孔”。“忠君”強調“我國夙稱禮義之邦，忠愛根於性生，感發尤易為力。欲謀普及教育，宜取開國以來列祖列宗締造之艱難，創垂之宏遠，以及近年之事變，聖主之憂勞，外患之所由乘，內政之所當亟，捐除忌諱，擇要編輯，列入教科；務使全國學生每飯不忘忠義，仰先烈而思天地高厚之恩，睹時局而深風雨飄搖之懼，則一切犯名干義之邪說皆無自而萌”。“尊孔”要求“無論大小學堂，宜以經學為必修之科目，作贊揚孑L子之歌，以化末俗澆漓之習；春秋釋菜及孔子誕日，必在學堂致祭作樂以表歡欣鼓舞之忱。其經義之貫徹中外，洞達天人，經注經說之足資羽翼者，必條分縷析，編為教科，頒之學堂以為圭臬。但學生各有程度，則學課自有淺深，高等以上之學堂，自可力造精微；中學堂以下則取其淺近平實，切於日用，而尤以身體力行不尚空談為要旨；務使學生於成童以前，即已熏陶於正學，涉世以後，不致漸漬於奇邪；國教愈崇，斯民心愈固”。在那個時代，君主是國家的像征，孔子是中國文化的像征。自從西方各種思潮學說流播華夏以來，國家的凝聚力日益喪失，顧小我而忘大我；學者每誤信西人主進化而斥保守，以致事事欲舍其舊而力圖其新，不知進化乃擴其所未知未能，而補其所未完未備，絕非輕視乃至拋棄以孔子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同時，這兩點也是對漢代以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文教政策的繼承和發展。國難當頭，統一思想，弘揚主流文化，不僅有利於鞏固萬世一統，更有益於君民一體抵抗外患，排遣內憂。“彼山野椎魯之民，其於國家之休戚，或懵然而不知，或漠然不以為意者，此非民之無良也，無以喻之則不曉，無以激之則不動，無以訓迪之則知識不進，而忠義之氣雖發而不能中節，是則司教育者之責也。”不能不說是有一定道理的。此外，對日益高漲的民族情緒，乃至眾多學生關注國家與民族的命運，志欲投身於改造社會發奮圖強運動，也是一種積極引導。但毋庸置喙的是，<奏請宣示教育宗旨折》帶有鮮明的以皇權抑壓民權，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抵御西方文化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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