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周其仁，

歷時多年實地調研，

深入解析中國城鎮化亂像，

從全新角度認知中國，

與《鄉土中國》一脈相承，

新增30多幅一手照片。

書名：城鄉中國（修訂版）
代碼：72
作者：周其仁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出版日期：2017-04
頁碼：558
裝幀：精裝
開本：32開
ISBN：9787508671741

周其仁《城鄉中國》與費孝通《鄉土中國》一脈相承。
《城鄉中國》是經濟學家周其仁關於中國城鎮化這一焦點問題的鼎力之作。
在《城鄉中國》一書中，作者用經濟學視角解析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釐清迷霧預見中國城鄉發展的大趨勢。
他借城鄉之分野，把脈中國經濟，用真實世界的經濟學解讀中國的過去和未來。
《城鄉中國》用清晰的邏輯、簡潔的語言、淺顯的實證、趣味的敘述，把復雜的經濟現像和本質深入淺出地分享給大眾。
陳錫文、文貫中、李培林、李鐵等各路專家學者強力！

    《城鄉中國》內容介紹：中國雖然大，可以說隻有兩塊地方：一是城市，一是鄉村。中國的人口十幾億，也可以說隻有兩部分人：一部分叫城裡人，另外一部分叫鄉下人。城鄉中國深刻的分野，促使費孝通先生在20世紀40年代就寫出他的《鄉土中國》。    
   ，雖然中國的經濟飛速發展，可是城鄉之間依然有著巨大的差距，甚至鴻溝越來越大，導致中國發展中的大多數重點難點，都在農村，都在城鄉之間。周其仁教授在《城鄉中國》中指出，沒有農村、農業和農民狀況的根本改善，國民經濟是搞不起來的。因此，近年來關於城鎮化的討論始終不絕於耳，成為政府、大眾、輿論、專家學者熱議的焦點問題。
    多年來，周其仁教授及其同人陸續以實地調研的形式，深入調查了中國很多地方城鄉的情況，在《城鄉中國》一書中，將城鄉之間這些差異形成的原因、後果以及可能的解決辦法娓娓道來，試圖增加對中國社會和經濟的認識，找出沸沸揚揚的城鎮化改革的癥結，消除城鄉之間的巨大分隔。也期望讓更多的讀者通過《城鄉中國》了解和思考的中國和未來的發展，找到新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契機和觸發點。

｜“城鄉中國”開篇的話｜ VII
｜第yi部分｜城市的功用｜
城市的能耐.003
經濟密度甚於人口密度.008
對探查方法的一個交代.013
城市成長的傳統原因.018
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後.023
城市化滯後拖累經濟轉型.028
重工輕城，由來已久.033
城市偏向導致城市化滯後.038
｜第二部分｜自由乃城市之基｜
錄以備考的遷徙自由.045
限制遷徙自由的理由.050
“老大哥”的壞榜樣.055
制度安排非同小可.060
城鄉分割影響深遠.065
經濟自由是城市化的根基.070
城市化加速的第yi推動.075
政策背後是權利安排.082
抽像的目標很重要.087
用抽像的原則保障具體的自由.092
城市化的權利不平衡.097
｜第三部分｜地權的演變路向｜
土地產權的變化線索.105
“先國有化，再市場化”的由來.110
土地急就章的得與失.116
香港地制另一面.122
民地如何轉官地.127
城市土地國有化之謎.132
城市土地國有與全盤土地國有.138
權力與國民財產的邊界移動.144
城市設立程序與城市邊界.149
進入居民私產的跳板.154
｜第四部分｜機制的分cha｜
政府主導城鎮化呼之欲出.161
征地權是行政主導的利器.166
這又是哪一門“市場競爭”.171
畫地為牢的土地資源配置.176
“還權賦能”意義不凡.181
“還權賦能”的由來.186
從放權到還權.191
改革觸發的深層.196
｜第五部分｜確權之路｜
“確權”何難之有.203
“血戰到底”的懸念.209
蘭田村的重要一課.214
數目字的城鄉差別.220
土地不準流轉的由來.225
“土地轉包”開了第yi個口子.230
釐不清使用權，何來轉讓權.235
湄潭的貢獻（上）.240
湄潭的貢獻（下）.245
告別蘇聯特色的集體經濟.251
拖泥帶水新體制.257
｜第六部分｜尋找突破口｜
“政社合一”的長尾巴.265
也談“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270
政產不分，遺禍無窮.276
確權要到戶.281
拖延改革，永無寧日.286
宅基地流轉後來居上.293
分宅基地的遊戲.298
“房地分離”是奇跡.303
的土地需要.308
｜第七部分｜治標分歧路｜
土地用途管制的起源.315
土地用途管制的後果.320
制度成本，茲事體大.325
逼出來的“增減掛鉤”.330
掛鉤主體是怎樣產生的.335
政府主導的增減掛鉤.340
郫縣的佐證.345
土地收益分配與權利的制度安排.351
｜第八部分｜“掛鉤”三岔口｜
走出“半拉子”改革工程的第yi步.359
市場版的“掛鉤”（上）.364
市場版的“掛鉤”（下）.369
“土地交易所”破土而出.374
土地的市場流轉不可阻擋.379
從產權的角度看土地流轉.384
國土部怎麼成了“供地部”.390
行政之手不高明.396
土地配置，何難之有.402
分權、分責、分利.408
｜第九部分｜思維的辨析｜
辨“土地供求無彈性”.415
辨“給農民權利會損害農民利益”.421
辨“土地漲價要歸公”.427
辨“建築不自由”.433
辨“土地配置靠規劃，不靠市場”.440
規劃出錯催生市場.448
管制不當激活黑市.453
法外行為一分為三.458
“非法”帽子滿天飛.463
同地同權的憲法依據.469
農地農房入市，會天下大亂嗎.475
農房入市早就發生了.481
收權容易還權難.487
改革要改也要革.493
房轉地轉，幫襯人轉.499
｜第十部分｜形勢比人強｜
打開城鄉間的市場之門.507
以城帶鄉“新土改”.512
緣起上海的“三個集中”.518
“地票”是一個了不起的創造.524
鳳凰社區飛鳳凰.534
土地入市的路線圖.540
轉讓權的政治經濟學.546

周其仁，北京大學 發展研究院教授，孫冶方經濟學獎獲得者，中國改革開放30年30名經濟人物之一。
早年在黑龍江下鄉，其中在完達山七年半。
1978年從農村考入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繫。畢業後工作於農村研究所和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在杜潤生先生指導下從事農村改革發展的調查研究。
1989年5月後在英國牛津大學、 科羅拉多大學和芝加哥大學訪問學習。1991年秋進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獲碩士和博士學位。1996年春季起，回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現為 發展研究院）任教，並應邀為中歐工商管理學院、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和長江商學院等院校開設課程。
研究範圍主要包括產權與合約、經濟史、經濟制度變遷理論、企業與市場組織、壟斷、管制與管制改革等等。自1996年以來，相繼開設了有關經濟組織和經濟制度、發展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等課程。
著作有《改革的邏輯》、《競爭與繁榮》、《貨幣的教訓》、《中國做對了什麼》、《病有所醫當問誰》、《世事勝棋局》、《真實世界的經濟學》、《挑燈看劍》、《產權與制度變遷》等。

能以生花妙筆，用血有肉的故事和人物為案例，憑借學貫中西的博學和天生的犀利眼光，用清晰得路人都能理解的邏輯，將風塵僕僕、穿鄉走村而來的深入觀察，整理為生動的文字的經濟學家，無論在中國，還是世界上都可說是鳳毛麟角。本書作者便是其中之一。本書更不同尋常之處是，作者不光是個目光如炬的旁觀者，更是歷史上值得記載下來的幾次土地制度試驗的直接參與者。現有土地制度的各種演變，包括從徹底私有到走上強制性集體化，這段歷史在實行分田單干30多年後的，早已成為陳舊往事，為人忘卻。可是，隻有看了本書的人們纔會知道，不但這一集體化制度的殘留仍頑強存在，而且現今的城裡人和鄉下人，每人的命運都仍時時、處處受到這種制度的撥弄，也是為何至今中國仍在為三農問題、結構和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而苦惱的制度性原因。
——wen貫中 上海財經大學、 三一學院教授

城市的能耐
城鄉中國以“城”字打頭，那就先打量一番城市吧。讓我從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主題談起。這場吸引了7308萬人入園參觀的世紀嘉年華，全部300多個參展主題展示，包括200多個 和組織館、18個企業館、中國內地31個省區市館以及香港館、澳門館、館，還有近80個城市實踐區案例館，演繹的中心主題就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
自己沒有看成世博，除了開館前，應邀參加過萬科館的開建儀式。很想去的，隻是那排隊的紀錄讓我到zui後還是裹足不前。有朋友看了回來興衝衝地講見聞，我問那主題演繹得如何。回答是，主題的中英文表達有異，似乎看不出演繹的究竟是哪一個。
看來是很容易就挑到的毛病：“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是斬釘截鐵的因果關繫。“Better City，Better Life”呢？條件的含義很明顯—（如果有）更好的城市，（當有）更好的生活。
難怪引出了一個熱鬧的插曲。那是在世博開幕前，主辦方舉行世博論壇闡釋本屆主題。應邀前往講演的各界知名人士中，有一位韓寒。誰也沒有料到，這位小老弟上臺開口第yi句話，就刮起一股寒風。他說：“我講的主題是，城市讓生活更糟糕。”看了網上的記錄，他無非是把大都會城市生活糟糕的那一面數落了一通。看來看去，頂多算與世博主題的中文翻譯唱了個反調。要是衝著英文去的，韓寒再寒，怕也隻能說，“糟糕的城市，定有糟糕的生活”。
中國人百年辦一場世博，怎麼主題的中譯會出破綻？心有不甘，反正又不去現場了，就找背景資料來讀。原來從1999年決定申辦世博會起，上海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就開始研究本屆世博主題。“課題組總結了主題選擇的9條原則，從32個提名主題中初選了3個，其中兩個與城市有關。同年11月，時任展覽局主席的菲利普森在訪問上海時，提出了10條主題表述，每一條都包含城市與生活。在整個主題研究的過程中，有關專家舉行了無數次研討，zui後確定了上海世博會主題：城市，讓生活更美好。”
主持其事的有位幕後人物，叫季路德。履歷說，他曾是北大荒下鄉知青，後來回到復旦大學任教，自上海申辦世博第yi天起就參與工作，從申博到辦博，前後歷時11年。季先生主管的就是世博主題演繹，所以當記者問及主題的中英文“兩者內涵似乎有差異”時，由他出面闡釋：“中英文在深層次是一致的，中文是手段和目的的關繫，英文則是並列的關繫。當然，現在有人說城市根本不美好，你為什麼要說它美好？但是我們也要問，我們的道路、方向應該是怎樣？不能說生活的城市不美好了，就質疑這句話，這句話不是一個結論，是一個方向。”
麻煩還是揮之不去。如果強調方向與目標，直譯“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不就結了？獨獨一句“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怎麼還是讓人覺得好像漏掉了前提—讓城市更美好。不講條件，定論“城市一定讓生活更美好”，豈不是把天下對城市生活有抱怨、有批評、有指責的人們，統統推到“城市讓生活更糟糕”的大旗之下？
看來，這不是容易弄懂的學問。可是再讀下去，我卻從季路德代表上海世博向展覽局做出的說明中，得到一個啟發。原來，上投票通過2010年世博的主辦方之後，上海世博會還要向展覽局提交《注冊報告》，明確定位，纔能向參展各國發出邀請。報道說，國展局秘書長洛塞泰斯先生對中方zui初文本不滿意，提出180多個問題要求修改。季路德帶領團隊用兩周時間晝夜苦戰，zui後終於在國展局執委會會議上讓中方《注冊報告》順利過關。個中細節，報道語焉不詳，但其中提點到的一句話，卻讓我眼睛一亮，“季路德有意識地將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與世博會主題聯繫起來”—隻此一招，執委會的專家們就覺得上海世博的主題說得通了。
當然說得通。不管言語、議論、牢騷、抨擊還是認真的批評，選一個角度問，從實際行為看，人們究竟是不是認為“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答案非常明確，因為越來越多的人事實上選擇在城市生活，盡管城市生活不盡如人意，甚至在很多方面還很糟糕。世博官網上列出的數據可以為憑：在1800年，僅有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到了1950年，這個數字迅速攀升到了29%；而到了2000年，世界上大約有一半人口遷入了城市。根據聯合國預測，到2010年，全世界的城市人口將占總人口的55%。中國在這方面落後了一點，但也正在急起直追—2012年1月中國宣布，13.5億中國人的51.27%常住城鎮。
對韓寒來說，他當然拿得出支持“城市讓生活更糟糕”的諸多依據。不過若問他自己在哪裡生活，怕還是城市。鄉下倒有賽馬賽牛的，可要玩F1方程式，非大都會不敢問津。文化上的“韓寒現像”呢？以我的外行之見，也以為那純屬城市現像，離開了巨大的人氣積聚，纔情就是比天高，也做不到發一句話讓天下人即刻便知。或有人說，互聯網讓城鄉之別再不重要。錯了—那玩意兒是城市的產物，也隻有城裡人纔鼓搗得出那玩意兒。它當然可以向鄉村擴散，卻注定要把鄉村改變為城市！
這就是城市的能耐。城市不但容得下認為“城市更美好”的人，也容得下批判城市、咒罵城市、把城市生活恨得牙根兒都痛的人們。後者一般不會同意“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但他們自己生活於城市、離不開城市的行為，卻表明他們在事實上也同意上海世博主題的中譯表達。認為鄉下不夠美好，或美好我也不可常住的人，可以選擇進城，可是進了城又不滿意的，除非迫不得已，一般很少回鄉。他們多半邊批評城市，邊改善城市，或移居到better city（更好的城市），去過更好的生活。
城市的能耐是在比較當中被認知的。十多年前，有則報道教我記住了這一點。當時剛上任的世界銀行行長沃爾福威茨先生訪華，在甘肅省永登縣秦川鎮東川村與村民馬社巴有一段對話。沃爾福威茨行長問：“你想讓你的孩子將來做什麼？”馬大爺答：“我希望他們能上大學。”行長又問：“然後做什麼工作呢？”答：“在城裡、公司裡挺好的。”行長再問：“讓他們做農活不好嗎？”馬大爺想了一想說：“（做農活）好是好，但不如在城裡工作好。”
我當時就寫有短文對此評說。現在看，甘肅農民馬大爺講的就是城市的能耐。這也是全世界城市化趨勢不可抗拒的關鍵。本書由此展開：為什麼城市有如此特別的能耐？
經濟密度甚於人口密度
很多人集聚在一個相對不大的地理空間裡，一旦達到某個人口密度的標準，此地便被命名為“城市”。放眼打量，這個變化趨勢在範圍內迄今依然有增無減，“城市化”大潮不可阻擋。
看來，人還不單單是所謂的社會動物，而且還是“傾向於集聚”的社會動物。倘若問：為什麼普天之下，人都喜歡往城市裡湊？文化和文明方面的理由我說不好，經濟上的動力看起來直截了當—城市創造更高的收入。
以2010年有一次到訪過的東京為例。大東京的人口聚集程度早就令人印像深刻，在僅占全日本4%面積的空間裡聚集了25%的人口。不過，這個第yi大城市的經濟聚集程度更甚：該年度東京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7.，高出日本全國平均值67.4%。這樣算下來，大東京一個地方就占日本總產出的40%。
其他大城市又何嘗不是如此呢？據2004年的統計，大阪人口占日本人口1.6%，但經濟（以國內生產總值為參照，以下簡稱GDP）占4.1%；倫敦人口占英國人口11.8%，經濟占13.3%；紐約市人口占 人口2.3%，經濟占3.5%；芝加哥人口占 人口0.92%，經濟占1.25%；洛杉磯人口占 人口1.3%，經濟占1.68%（把這三大 城市加到一起，人口占全美4.52%，經濟占6.43%）；多倫多人口占加拿大人口13%，經濟占14.4%。發展中 好像也是如此，如墨西哥城的人口占全國19%，但經濟占20%。前世行行長佐立克還提供過一個更為誇張的例子：35.7%的埃及人口聚集在隻占全國土地面積0.5%的首都開羅，但產出的GDP卻超出了全國一半！
zui後的這個例證，就寫在2009年世界發展報告（《重塑世界經濟地理》）的前言裡。那份報告的主題，正是經濟發展和財富分布的地理不平衡：人口、生產和財富向城市，特別是大城市和發達地帶聚集和集中。讀者可不要被“重塑”這類詞語迷住了，似乎人們動不動就可以“打造”出一個新世界來。正好相反，差不多一代人以來的研究成果顯示，不論有多少人偏好於“更平衡的增長”，範圍的證據卻表明，人的經濟活動所包含的邏輯就是在流動中聚集，然後再流動、再聚集，直至人口、經濟和財富在地理上集中到一個個面積相對很小的地方去。
這正是“城市化”本來的含義。講過了，城市總以人口密度來定義。至於人們為什麼喜歡—不喜歡也一樣—向城市聚集，上文提供了理解的線索，這就是經濟聚集甚於人口聚集。這麼想吧：開始興許是安全或其他隨機的原因促成了人口聚集，但人們隻要發現人口聚集有利於經濟增長，聚集到一起有利於增加收入，聚集與再聚集的增長引擎就發動了。
如果經濟聚集度高於人口聚集度，那麼除非有越不過去的屏障，就一定還會吸引更多的人口聚集。仍以大東京為例，聽當地行家介紹，早在30年前，不少人就抱怨這個天下第yi大都會的人口太多、空間太密、承載力不堪負荷。有關的立法和政策，也在很長時間裡圍繞“東京疏散”“更平衡增長”的思路推進。可是，幾十年時間過去，實際趨勢還是聚集度在增加，因為東京的致命吸引力還是揮之不去，“向東京聚集”的進程還是勢不可當。
道理簡單：即便加上疏散和平衡政策的作用，東京的經濟密度依然高於其人口密度，人均產出還是高出全國平均水準近70%。這是說，移入東京的，收入水平就提升。人往高處走，那還能擋啊？當然，大東京的高密度也增加了人們的生活成本與生產成本，可是利害相權，孰輕孰重，“春江水暖鴨先知”，當事人總是算得明白的。東京的聚集之勢依然，恰恰顯示了芸芸眾生的算計結果，並一目了然地寫在日本的大地上。
頂牛多少年，據說zui後還是東京的市政當局及其規劃專家認了。干嗎非要把人推向低處去呢？如果經濟規律使然，人類喜聚集，創造更好的聚集環境不就順了嗎？2010年10月我們在東京參加會議，主辦方安排了一趟空中觀光。直升機從市中心的高樓頂上升空，環顧四處，好幾座摩天大樓的樓頂上居然是工地，多部工程機械忙得正歡。請教後纔知道，這是東京的都市更新—“空中城市花園”，要進一步增加大都會的密度，不惜到高空來實現霍華德當年“田園城市”的理想。
經濟密度高於人口密度， 定吸引更多的人口聚集。可是人口聚多了，經濟密度是不是一定還可以提升？不見得。2004年首爾的情況就是這樣的，這個韓國首都的人口占全國的21%，但經濟僅占20.7%。此前多年的報道說，首爾像個黑洞一樣吸取著全國的資源，甚至鬧得釜山那樣的城市也出現了負增長。
這並沒有否定城市化的動力機制—經濟聚集甚於人口聚集。我倒是傾向於推斷，如果出現了類似首爾這樣的情況，即人口密度與經濟密度持平，甚至略有不逮，那麼這個城市的人口聚集就達到了一個“邊”，再也難以繼續。還是“人往高處走”的準則在起作用，既然此處經濟聚集趨勢不再，收入“不留爺”，那人們就尋找其他收入更高的“留爺處”。要是處處不留爺呢？那城市化就到頂了，因為事情已經“均衡”。
人口聚集推進經濟聚集，反過來再刺激人口聚集，這就是城市化的動態進程。怕是老天爺也打不得包票，推進城市化的動力衰竭。我們隻能說，迄今為止，範圍的城市化依然沒有停步的跡像。當一些城市停滯、衰亡時，另一些城市生機勃勃地興起；一個時期—有時候真的很長—城市化止步不前，另一個時期，城市化又欲罷不能。我們能夠抓得住的，唯有一個關鍵點，這就是經濟聚集是不是甚於人口聚集。如果環境的、技術的、制度的和觀念的條件能夠維繫經濟聚集人口聚集，我們就有把握推斷城市化 將繼續。反之，經濟地理就將重新“變平”，不管你我高興還是不高興。
以上所述，基於常理，屬於不證就可以自明的那套邏輯。這也是本書認定的城市化的普適道理，放之四海而皆準。千差萬別的是，滿足推進城市化的條件，特別是本文強調的“經濟聚集高於人口聚集”，的確各不相同。以中國為例，從古到今，人口聚集久久得不到更強有力的經濟聚集的召喚和刺激，從而在很長的歷史時期裡不曾給城市化以應有的推動。城市的能耐
城鄉中國以“城”字打頭，那就先打量一番城市吧。讓我從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主題談起。這場吸引了7308萬人入園參觀的世紀嘉年華，全部300多個參展主題展示，包括200多個 和組織館、18個企業館、中國內地31個省區市館以及香港館、澳門館、館，還有近80個城市實踐區案例館，演繹的中心主題就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
自己沒有看成世博，除了開館前，應邀參加過萬科館的開建儀式。很想去的，隻是那排隊的紀錄讓我到zui後還是裹足不前。有朋友看了回來興衝衝地講見聞，我問那主題演繹得如何。回答是，主題的中英文表達有異，似乎看不出演繹的究竟是哪一個。
看來是很容易就挑到的毛病：“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是斬釘截鐵的因果關繫。“Better City，Better Life”呢？條件的含義很明顯—（如果有）更好的城市，（當有）更好的生活。
難怪引出了一個熱鬧的插曲。那是在世博開幕前，主辦方舉行世博論壇闡釋本屆主題。應邀前往講演的各界知名人士中，有一位韓寒。誰也沒有料到，這位小老弟上臺開口第yi句話，就刮起一股寒風。他說：“我講的主題是，城市讓生活更糟糕。”看了網上的記錄，他無非是把大都會城市生活糟糕的那一面數落了一通。看來看去，頂多算與世博主題的中文翻譯唱了個反調。要是衝著英文去的，韓寒再寒，怕也隻能說，“糟糕的城市，定有糟糕的生活”。
中國人百年辦一場世博，怎麼主題的中譯會出破綻？心有不甘，反正又不去現場了，就找背景資料來讀。原來從1999年決定申辦世博會起，上海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就開始研究本屆世博主題。“課題組總結了主題選擇的9條原則，從32個提名主題中初選了3個，其中兩個與城市有關。同年11月，時任展覽局主席的菲利普森在訪問上海時，提出了10條主題表述，每一條都包含城市與生活。在整個主題研究的過程中，有關專家舉行了無數次研討，zui後確定了上海世博會主題：城市，讓生活更美好。”
主持其事的有位幕後人物，叫季路德。履歷說，他曾是北大荒下鄉知青，後來回到復旦大學任教，自上海申辦世博第yi天起就參與工作，從申博到辦博，前後歷時11年。季先生主管的就是世博主題演繹，所以當記者問及主題的中英文“兩者內涵似乎有差異”時，由他出面闡釋：“中英文在深層次是一致的，中文是手段和目的的關繫，英文則是並列的關繫。當然，現在有人說城市根本不美好，你為什麼要說它美好？但是我們也要問，我們的道路、方向應該是怎樣？不能說生活的城市不美好了，就質疑這句話，這句話不是一個結論，是一個方向。”
麻煩還是揮之不去。如果強調方向與目標，直譯“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不就結了？獨獨一句“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怎麼還是讓人覺得好像漏掉了前提—讓城市更美好。不講條件，定論“城市一定讓生活更美好”，豈不是把天下對城市生活有抱怨、有批評、有指責的人們，統統推到“城市讓生活更糟糕”的大旗之下？
看來，這不是容易弄懂的學問。可是再讀下去，我卻從季路德代表上海世博向展覽局做出的說明中，得到一個啟發。原來，上投票通過2010年世博的主辦方之後，上海世博會還要向展覽局提交《注冊報告》，明確定位，纔能向參展各國發出邀請。報道說，國展局秘書長洛塞泰斯先生對中方zui初文本不滿意，提出180多個問題要求修改。季路德帶領團隊用兩周時間晝夜苦戰，zui後終於在國展局執委會會議上讓中方《注冊報告》順利過關。個中細節，報道語焉不詳，但其中提點到的一句話，卻讓我眼睛一亮，“季路德有意識地將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與世博會主題聯繫起來”—隻此一招，執委會的專家們就覺得上海世博的主題說得通了。
當然說得通。不管言語、議論、牢騷、抨擊還是認真的批評，選一個角度問，從實際行為看，人們究竟是不是認為“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答案非常明確，因為越來越多的人事實上選擇在城市生活，盡管城市生活不盡如人意，甚至在很多方面還很糟糕。世博官網上列出的數據可以為憑：在1800年，僅有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到了1950年，這個數字迅速攀升到了29%；而到了2000年，世界上大約有一半人口遷入了城市。根據聯合國預測，到2010年，全世界的城市人口將占總人口的55%。中國在這方面落後了一點，但也正在急起直追—2012年1月中國宣布，13.5億中國人的51.27%常住城鎮。
對韓寒來說，他當然拿得出支持“城市讓生活更糟糕”的諸多依據。不過若問他自己在哪裡生活，怕還是城市。鄉下倒有賽馬賽牛的，可要玩F1方程式，非大都會不敢問津。文化上的“韓寒現像”呢？以我的外行之見，也以為那純屬城市現像，離開了巨大的人氣積聚，纔情就是比天高，也做不到發一句話讓天下人即刻便知。或有人說，互聯網讓城鄉之別再不重要。錯了—那玩意兒是城市的產物，也隻有城裡人纔鼓搗得出那玩意兒。它當然可以向鄉村擴散，卻注定要把鄉村改變為城市！
這就是城市的能耐。城市不但容得下認為“城市更美好”的人，也容得下批判城市、咒罵城市、把城市生活恨得牙根兒都痛的人們。後者一般不會同意“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但他們自己生活於城市、離不開城市的行為，卻表明他們在事實上也同意上海世博主題的中譯表達。認為鄉下不夠美好，或美好我也不可常住的人，可以選擇進城，可是進了城又不滿意的，除非迫不得已，一般很少回鄉。他們多半邊批評城市，邊改善城市，或移居到better city（更好的城市），去過更好的生活。
城市的能耐是在比較當中被認知的。十多年前，有則報道教我記住了這一點。當時剛上任的世界銀行行長沃爾福威茨先生訪華，在甘肅省永登縣秦川鎮東川村與村民馬社巴有一段對話。沃爾福威茨行長問：“你想讓你的孩子將來做什麼？”馬大爺答：“我希望他們能上大學。”行長又問：“然後做什麼工作呢？”答：“在城裡、公司裡挺好的。”行長再問：“讓他們做農活不好嗎？”馬大爺想了一想說：“（做農活）好是好，但不如在城裡工作好。”
我當時就寫有短文對此評說。現在看，甘肅農民馬大爺講的就是城市的能耐。這也是全世界城市化趨勢不可抗拒的關鍵。本書由此展開：為什麼城市有如此特別的能耐？
經濟密度甚於人口密度
很多人集聚在一個相對不大的地理空間裡，一旦達到某個人口密度的標準，此地便被命名為“城市”。放眼打量，這個變化趨勢在範圍內迄今依然有增無減，“城市化”大潮不可阻擋。
看來，人還不單單是所謂的社會動物，而且還是“傾向於集聚”的社會動物。倘若問：為什麼普天之下，人都喜歡往城市裡湊？文化和文明方面的理由我說不好，經濟上的動力看起來直截了當—城市創造更高的收入。
以2010年有一次到訪過的東京為例。大東京的人口聚集程度早就令人印像深刻，在僅占全日本4%面積的空間裡聚集了25%的人口。不過，這個第yi大城市的經濟聚集程度更甚：該年度東京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7.，高出日本全國平均值67.4%。這樣算下來，大東京一個地方就占日本總產出的40%。
其他大城市又何嘗不是如此呢？據2004年的統計，大阪人口占日本人口1.6%，但經濟（以國內生產總值為參照，以下簡稱GDP）占4.1%；倫敦人口占英國人口11.8%，經濟占13.3%；紐約市人口占 人口2.3%，經濟占3.5%；芝加哥人口占 人口0.92%，經濟占1.25%；洛杉磯人口占 人口1.3%，經濟占1.68%（把這三大 城市加到一起，人口占全美4.52%，經濟占6.43%）；多倫多人口占加拿大人口13%，經濟占14.4%。發展中 好像也是如此，如墨西哥城的人口占全國19%，但經濟占20%。前世行行長佐立克還提供過一個更為誇張的例子：35.7%的埃及人口聚集在隻占全國土地面積0.5%的首都開羅，但產出的GDP卻超出了全國一半！
zui後的這個例證，就寫在2009年世界發展報告（《重塑世界經濟地理》）的前言裡。那份報告的主題，正是經濟發展和財富分布的地理不平衡：人口、生產和財富向城市，特別是大城市和發達地帶聚集和集中。讀者可不要被“重塑”這類詞語迷住了，似乎人們動不動就可以“打造”出一個新世界來。正好相反，差不多一代人以來的研究成果顯示，不論有多少人偏好於“更平衡的增長”，範圍的證據卻表明，人的經濟活動所包含的邏輯就是在流動中聚集，然後再流動、再聚集，直至人口、經濟和財富在地理上集中到一個個面積相對很小的地方去。
這正是“城市化”本來的含義。講過了，城市總以人口密度來定義。至於人們為什麼喜歡—不喜歡也一樣—向城市聚集，上文提供了理解的線索，這就是經濟聚集甚於人口聚集。這麼想吧：開始興許是安全或其他隨機的原因促成了人口聚集，但人們隻要發現人口聚集有利於經濟增長，聚集到一起有利於增加收入，聚集與再聚集的增長引擎就發動了。
如果經濟聚集度高於人口聚集度，那麼除非有越不過去的屏障，就一定還會吸引更多的人口聚集。仍以大東京為例，聽當地行家介紹，早在30年前，不少人就抱怨這個天下第yi大都會的人口太多、空間太密、承載力不堪負荷。有關的立法和政策，也在很長時間裡圍繞“東京疏散”“更平衡增長”的思路推進。可是，幾十年時間過去，實際趨勢還是聚集度在增加，因為東京的致命吸引力還是揮之不去，“向東京聚集”的進程還是勢不可當。
道理簡單：即便加上疏散和平衡政策的作用，東京的經濟密度依然高於其人口密度，人均產出還是高出全國平均水準近70%。這是說，移入東京的，收入水平就提升。人往高處走，那還能擋啊？當然，大東京的高密度也增加了人們的生活成本與生產成本，可是利害相權，孰輕孰重，“春江水暖鴨先知”，當事人總是算得明白的。東京的聚集之勢依然，恰恰顯示了芸芸眾生的算計結果，並一目了然地寫在日本的大地上。
頂牛多少年，據說zui後還是東京的市政當局及其規劃專家認了。干嗎非要把人推向低處去呢？如果經濟規律使然，人類喜聚集，創造更好的聚集環境不就順了嗎？2010年10月我們在東京參加會議，主辦方安排了一趟空中觀光。直升機從市中心的高樓頂上升空，環顧四處，好幾座摩天大樓的樓頂上居然是工地，多部工程機械忙得正歡。請教後纔知道，這是東京的都市更新—“空中城市花園”，要進一步增加大都會的密度，不惜到高空來實現霍華德當年“田園城市”的理想。
經濟密度高於人口密度， 定吸引更多的人口聚集。可是人口聚多了，經濟密度是不是一定還可以提升？不見得。2004年首爾的情況就是這樣的，這個韓國首都的人口占全國的21%，但經濟僅占20.7%。此前多年的報道說，首爾像個黑洞一樣吸取著全國的資源，甚至鬧得釜山那樣的城市也出現了負增長。
這並沒有否定城市化的動力機制—經濟聚集甚於人口聚集。我倒是傾向於推斷，如果出現了類似首爾這樣的情況，即人口密度與經濟密度持平，甚至略有不逮，那麼這個城市的人口聚集就達到了一個“邊”，再也難以繼續。還是“人往高處走”的準則在起作用，既然此處經濟聚集趨勢不再，收入“不留爺”，那人們就尋找其他收入更高的“留爺處”。要是處處不留爺呢？那城市化就到頂了，因為事情已經“均衡”。
人口聚集推進經濟聚集，反過來再刺激人口聚集，這就是城市化的動態進程。怕是老天爺也打不得包票，推進城市化的動力衰竭。我們隻能說，迄今為止，範圍的城市化依然沒有停步的跡像。當一些城市停滯、衰亡時，另一些城市生機勃勃地興起；一個時期—有時候真的很長—城市化止步不前，另一個時期，城市化又欲罷不能。我們能夠抓得住的，唯有一個關鍵點，這就是經濟聚集是不是甚於人口聚集。如果環境的、技術的、制度的和觀念的條件能夠維繫經濟聚集人口聚集，我們就有把握推斷城市化 將繼續。反之，經濟地理就將重新“變平”，不管你我高興還是不高興。
以上所述，基於常理，屬於不證就可以自明的那套邏輯。這也是本書認定的城市化的普適道理，放之四海而皆準。千差萬別的是，滿足推進城市化的條件，特別是本文強調的“經濟聚集高於人口聚集”，的確各不相同。以中國為例，從古到今，人口聚集久久得不到更強有力的經濟聚集的召喚和刺激，從而在很長的歷史時期裡不曾給城市化以應有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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