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葉聖陶“為人生”教育思想概論
葉聖陶是20世紀中國偉大的教育家，是中國現代文化教育的一代宗師。
20世紀中國社會風雲激蕩，革舊鼎新。葉聖陶積極投身時代激流，以深厚國學根底、廣闊文化視野和現代教育理念，躬身從事文化教育工作70餘載，深思慎取，博采眾長，總結、提煉和積澱出豐厚珍貴的教育思想。
一
葉聖陶，名紹鈞，字秉臣。入中學後改字聖陶。1894年10月28日（農歷9月30日）出生於蘇州城內懸橋巷一平民家庭。1900—1905年，葉聖陶在私塾就學，打下了堅實的國學基礎。1906年春，葉聖陶進入蘇州城內第一所公立小吳公立高等小學）讀書，1907年春，以優異的成績越級考入蘇州公立第一中學堂（又稱草橋中學）。中學畢業前夕，葉聖陶在日記裡認定了自己的人生志向：“此身定當從事於社會教育，以改革我同胞之心，庶不有疚於我心焉。”［《葉聖陶集（第19卷）》］1912年中學畢業後，葉聖陶先後到蘇州言子廟小學、上海尚公學校任教。
1917年春，應吳縣縣立第五高等小學（位於甪直）校長吳賓若的邀請，葉聖陶到該校擔任教員，直至1921年夏。其間，杜威於1920年6月來蘇州講學，葉聖陶現場聆聽了杜威的演講，並受到其“兒童中心主義”思想的影響。在甪直，葉聖陶和朋友們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教育改革實驗，撰寫了《今日中國的小學教育》《小學教育的改造》等重要文章；並於1928年在《教育雜志》上連載長篇小說《倪煥之》。葉聖陶說：“我真正的教育生涯是從甪直開始的。”他稱甪直為自己的“第二故鄉”。
1923年年初至1931年年初，葉聖陶在商務印書館工作，期間編輯出版了一繫列中小學國文課本，執筆撰寫了我國第一部初中語文課程標準——《初級中學國語課程綱要》。1931年2月，葉聖陶任開明書店編輯、編譯所副主任、《中學生》雜志主編，編寫國文課本和《中學生》雜志。葉聖陶編寫的語文教材，注重繫統性和科學性，開闢了教材建設新蹊徑，《開明國語課本》《開明國文講義》《初中國文教本》，尤其是《國文百八課》，至今仍不失為語文教材的範本，為我國現代語文教材建設打下良好基礎。《中學生》雜志，旨趣在於“替中學生諸君補校課的不足；供給多方的趣味與知識；指導前途；解答疑問；且作便利的發表機關”。《中學生》培養了大批讀者和作者，在社會上產生了極為廣泛的影響。
1949年10月20日，葉聖陶被任命為國家出版總署副署長兼編審局局長，後又擔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葉聖陶傾注畢生精力，主持編輯出版了幾乎全部中小學語文教科書，為新中國語文教學打下堅實基礎。
二
葉聖陶教育思想的總綱，即“為人生”的教育本質觀。中小學教育要著眼於學生的成長和終身發展，為學生一生發展奠基。這是葉聖陶一以貫之的教育思想。一個世紀前，剛走上教壇不久的葉聖陶就多次著文，大聲疾呼：“小學教育的價值，就在於打定小學生一輩子有真實明確的人生觀的根基。”“學校教育的目的就在於使學生養成正確的人生觀，因而不能不注意教育與人生的關繫。”後來又多次提到教育要培養學生的“公民意識”，要讓學生成長為民主社會的自由人，“如果我當中學教師，決不將我的行業叫做‘教書’，……卻要使學生能做人，能做事，成為合格的公民”［《葉聖陶教育文集（第2卷）》］。正是這一著眼於人、人生和人的發展的思想，使葉聖陶教育思想根本區別於傳統教育觀念，從而獲得了鮮明的現代意義和價值，躍上了20世紀時代的思想潮頭。從這一總綱出發，葉聖陶在知識與生活、學科教學與教育目標、教學過程與教學方法、教師師表風範、現代語文課程建設等一繫列領域，提出了諸多重要的思想觀點，其要旨可概括為如下六點：
（一）“教育就是要養成良好習慣”的素質教育觀
葉聖陶多次反復強調“教育就是要養成良好習慣”。他早在寫於1919年的《小學教育的改造》中談及興趣培養時就說過：“今後的教育要著力於擴充兒童興趣所及的範圍，並使他們養成終身的習慣。”在《改善生活方式》一文中，葉聖陶指出：“原來‘教育’這個詞兒，如果解釋得繁復，幾本書未必說得完；簡單的解釋，一句話就可以說盡，就是‘養成好習慣’。”直到晚年，葉聖陶仍然強調：“教育是什麼？往簡單方面說，隻須一句話，就是要養成良好的習慣。德育方面，要養成待人接物和對待工作的良好習慣；智育方面，要養成尋求知識和熟習技能的良好習慣；體育方面，要養成保護健康和促進健康的良好習慣。”［《葉聖陶教育文集（第2卷）》］受教育的意義和目的是做人，做社會的夠格的成員，做國家的夠格的公民。實現這一目的，就要養成永久的良好習慣，終身以之，永遠實踐，這纔對於做人真有用處。所謂良好的習慣，是指體現優良傳統與時代精神和個體發展需要的相對穩定的行為方式。養成良好習慣，就是要通過引導學生自覺地持之以恆地學習和實踐，使學生將這些蘊含人類文化精華和內在價值的行為方式化為自己的自覺行動，終身以之，永遠實踐，助益人生。這一育人路徑是其“為誠”思想的具體體現，也正是教育之根本宗旨所在。
（二）“教是為了達到不需要教”的教學哲學觀
早在1940年代，葉聖陶就高度關注學生的主動學習問題。在《改變教育》一文中，葉聖陶指出：“受教育的頭上戴著這個‘受’字，似乎處於被動地位，對於改變教育恐怕做不得主，用不上力吧。”他強調“受教育者不是像張開了一個空袋子，等人家把東西倒進來，裝滿它。受教育者含有個重要的意義，就是學習。……改變教育，本來要在受教育的學習方面改變過來之後，纔算收效。”1960年代，葉聖陶明確概括出“凡為教，目的在達到不需要教”的著名論點。1977年，葉聖陶在為《中學語文》的題辭中又清晰完整地概括說：“我想，教任何功課，最終目的都在於達到不需要教。假如學生進入這樣一種境界，能夠自己去探索，自己去辨析，自己去歷練，從而獲得正確的知識和熟練的能力，豈不是就不需要教了嗎？而學生所以要學要練，就為要進入這樣的境界。給指點，給講說，卻隨時準備少指點，少講說，最後做到不指點，不講說。這好比牽著孩子的手教他學走路，卻隨時準備放手。我想，在這上頭，教者可以下好多功夫。”
葉聖陶“教是為了達到不需要教”的論斷，把尊重和激發學生主體自主發展作為教育教學的出發點和立足點，深刻反映了現代社會和人的發展對教育教學的要求，揭示了教師教學與學生自學、知識教學與主體發展、課程教學與課外學習、學校教學與終身學習之間對立統一、相互轉化的辯證關繫，闡明了現代教學的本質、目的和規律，是對現代教育過程及其本質作出的科學而又通俗的精闢概括。
（三）“受教育的人的確跟種子一樣”的學生主體觀
在《枯坐聽講》《不應當受這樣的教育》等文章中，葉聖陶一針見血地批評過教師一味講、學生一味聽的僵化教學方式：“要受用必須自己用心思，自己花力氣，不是聽老師講講就做得到的。書本是經驗的寶庫，但讀熟幾本書，也隻是記誦之學，要真個消化了纔能受用。”1957年，葉聖陶發表《瓶子觀點》，批評那種把學生當作“瓶子”、當作“容器”、當作一無所知的“木頭”的庸俗教學觀，而主張把學生看作“生活體”，是具有生機的“種子”，是一個個有思想能創造的血肉豐滿之軀。教育者的工作隻是為他們的成長提供適當的條件。1983年，葉聖陶在《呂叔湘先生說的比喻》中進一步指出：“受教育的人的確跟種子一樣，全都是有生命的，能自己發育自己成長的；給他們充分的合適的條件，他們就能成為有用之纔。所謂辦教育，最主要的就是給受教育者提供充分的合適條件。”
葉聖陶反對教師講、學生聽的“填鴨式”“滿堂灌”等教學方法，反對那種以教師為中心的“滿堂問”的教學方法，認為這些方法“像牧人拿著長竿趕羊群似的，務必驅使學生走上老師自己預期的路線，說出老師自己預期的答案來”。主張教育過程必須由教師本位轉變為學生本位，由傳授現成知識、道理轉變為引導學生自己學習，必須“把倚賴性的‘受教育’轉變為主動性的‘自我教育’”。葉聖陶關於學生如同種子的思想，深刻表現出尊重學生主體的現代教育理念。
（四）“德育總跟智育、體育結合在一起”的全面發展觀
葉聖陶認為，受教育的每一個學生都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生命整體，他們現在和將來做人做事都是綜合而不可分的，這就決定了“全面發展的教育的五個組成部分是不可分割的，相輔相成的”，決不能“隻顧一兩個組成部分忽略其他組成部分”。
早在1944年，葉聖陶就提出：“學校裡的課程各各分立，這是不得已的辦法，不分立就無從指導，無從學習。……教育的最後目標卻在種種境界的綜合，就是說，使各各分立的課程所發生的影響糾結在一塊兒，構成個有機體似的境界，讓學生的身心都沉浸在其中。”［《葉聖陶教育文集（第2卷）》］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葉聖陶對種種片面追求升學率，把德、智、體、美割裂開來的錯誤做法，總是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評。1980年4月，葉聖陶在《“非重點”》一文中，表達了對重點中學的擔憂；1981年，葉聖陶有感於《中國青年》關於學生負擔過重的調查，寫下了《我呼吁》一文，疾呼“升學率大小不是教育辦得好不好的唯一標準”。這一呼吁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影響，不久，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對該文作出高度評價。
葉聖陶“德育總跟智育、體育結合在一起”的全面發展觀，和他“教育為人生”的思想一脈相承，都以培養現代公民為教育的最終價值和目的。
（五）“教育工作者的全部工作就是為人師表”的師表風範觀
葉聖陶一直高度關注教師師表風範。1920年代就發表《教師問題》《教師的修養》等文章，1940年代又發表《如果我當教師》《如果教育工作者發表<精神獨立宣言>》等重要文章，他認為不管是當小學、中學還是大學教師，都絕不將這一行業叫作“教書”，而是“幫助學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經驗”。1984年他明確提出：“教育工作者的全部工作就是為人師表。”他認為：第一，中小學教師“言傳”和“身教”是統一的、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說，教育者的一言一行都要足以為受教育者的楷模，必須“以身作則”。第二，教育工作者要適應時代發展要求，不斷學習新知識，加強品德修養，以身作則，用自己的好榜樣去訓練、熏陶受教育者，真正做到“為人師表”。第三，從人類文明進步的角度來看，“生有涯，而知無涯”，世界上沒有全知全能的人，因此教育工作者要堅守“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道德準則，不斷探索新知，努力使自己成為終身學習的楷模，這也是教育工作者為人師表極其重要的一項內容。
葉聖陶的師表風範思想，既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師德規範的精華，同時又把現代教育語境中教師的師表風範作用提到了嶄新高度。
（六）“國文是生活工具，也是發展兒童心靈的學科”的語文教學觀
1905年，清政府廢除科舉制度，全國陸續開辦新學堂。當時的課程乃至教材，都從西方引進，隻有語文一科，教授內容仍是文言文，稱為“國文”。五四運動後，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國文課受到衝擊，小學將國文改稱為國語，側重學習白話文，中學仍稱國文，以學習文言文為重點。1930年代後期，葉聖陶、夏丏尊二人提出“語文”的概念，並嘗試編寫新的語文教材，後因日本侵略中國而被迫中止。1949年6月，當時的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著手研究通用教材，葉聖陶再次提出將“國語”和“國文”合二為一，改稱“語文”。這一建議被教育機關采納，隨後推向全國，從此，“語文”成為中小學母語課程的通用名稱。關於“國語”“國文”和“語文”內在規定性的差異，以及對語文教育之質的潛在影響，功過是非，尚是一個有待進一步探討的重大問題。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即“語文”一詞之首創，非葉聖陶、夏丏尊莫屬。
關於語文學科的性質，葉聖陶一直堅持兩點：第一，語文是生活之工具。語文學科有其獨當之任，那就是培養學生的閱讀和寫作能力，從而為學生的生活乃至人生打牢基礎。第二，語文也是發展兒童心靈的學科。語文學科要重視文學教育，要為兒童心靈發展奠定基礎。在閱讀上，要通過閱讀走進作者心靈；在寫作上，堅持“修辭立其誠”，學寫作也是學做人。近年來，由於語文教育環境與形勢的變化，更由於人們對葉氏語文觀的誤讀，圍繞葉聖陶語文教育觀產生了種種非議和責難。因此，本書堅持把葉氏語文觀置放在葉聖陶教育思想的視閾之下，從“教育為人生”的教育哲學高度去重新認識其語文教育觀。
應該強調指出的是，以上諸觀點絕不是支離破碎尋章摘句的隻言片語，而是葉聖陶在實踐基礎上長期思考、孕育和積澱的結晶，也如珍珠般反復不斷地閃爍於葉聖陶浩瀚的教育文字之中，而且始終貫穿著“教育為人生”這一條思想紅線。誠然，葉聖陶無意構建自己的理論體繫，但是，這六個厚重的觀點，折射出他豐富、廣闊和深刻的教育智慧，猶如六根堅實的柱石，支撐起一座素樸謹嚴而不失恢宏的教育思想大廈。葉聖陶的名字，也因此而毫無愧色地躋身於中外著名教育家的行列。
三
接下來，說一說和葉聖陶教育思想相關的兩個重要問題。
（一）葉聖陶教育思想形成的淵源
追溯任何一位教育家的思想淵源，總有一方賴以孕育、發生、成長的深厚土壤。那麼，葉聖陶呢？不同於那個時代大都有留學經歷的教育家，因為家境貧寒，葉聖陶隻讀完了五年中學就走上教壇。然而，葉聖陶所就讀的蘇州公立第一中學堂，乃蘇州第一所實施西方現代教育體制的新式學校，是清末頒“新政”、興新學的產物。該校創辦於1907年，校長、教員大多從國外（主要是日本）留學歸來。開設的課程中，正課有國文、英文、算學（數學）、博物、經學、修身、歷史、地理、化學、體操、唱歌、圖畫等。除必修的正課外，還開設了球類、國術、軍樂、金石、絲竹、音韻學、度曲、尺牘、剝制（制作標本）、照相、日語、法語等供選修的“副課”。實為得時代風氣之先。葉聖陶是首屆學生，五年新式教育的濡染熏陶，不僅使葉聖陶在畢業前夕萌生了以教育改造社會的職業理想，而且也充分接受了西方教育的深刻影響。葉聖陶走上教學崗位之初，在言子廟小學僅兩年半即被借故解聘，實質上可解讀為新舊教育文化衝突所致。
位於甪直的吳縣縣立第五高等小學是葉聖陶教育思想萌生的豐厚土壤。譬如曉莊師範之於陶行知，帕夫雷什中學之於蘇霍姆林斯基，吳縣縣立第五高等小學可以說是葉聖陶的“曉莊”和“帕夫雷什”，雖然，葉聖陶在此隻有五年。葉聖陶與吳賓若、王伯祥等志趣相投的同事一起，意氣風發地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教育改革運動，“做了中國教育史上從沒有過的事”。他們反對強行灌輸的封建教育，主張學校提供條件，讓學生自由發展，寓教於樂，培養學生多種興趣。他們自編教科書，在國文教材中將白話文、新文學作品和鄉土教材引入課堂，開語文教育的一代新風。他們創辦實驗室，開闢“生生農場”，主張教育要與實踐相結合。他們還開設詩文書畫專欄，建立音樂室和篆刻室，自編劇本，自導自演。在江南水鄉甪直古鎮，一群年輕人上演了一出有聲有色的“為人生而教育”的教育改革活劇。雖然教育實驗算不上成功，但葉聖陶由此真正開啟了教育實踐和思考的漫長征程。
梳理葉聖陶教育思想的淵源流變，還有一個不能不論及但又沒有把握說清楚的問題，那就是葉聖陶教育思想和語文教育觀之間的關繫。在很多人的印像中，葉聖陶教育思想不過是其語文教育觀的凝練和提升，人們更願意津津樂道的是葉聖陶的語文教育思想；或者毋寧說，人們更願意承認葉聖陶是一位傑出的語文教育家，而對其能否尊享教育家的桂冠則是頗為慳吝。這固然與一直以來人們對教育家稱號要求比較苛求有關，也與葉聖陶在語文教育包括教材編寫方面成就巨大有關，但從根本上說，還是源自對葉聖陶教育思想形成背景、來源和過程了解不夠有關。我認為，豐富的語文教育實踐（包括編寫教材），無疑為葉聖陶教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堅實的學科基礎，相比那些缺少深刻教學體驗的教育家，葉聖陶由學科教學走向教育思考，是一種莫大的實踐優勢。譬如，“教是為了達到不需要教”的著名思想，如果沒有切實的學科教學體驗為基礎，確實很難提煉出如此精闢通透的教育智慧。
但是，必須強調的是，和人們一般印像中不同，語文教育並非葉聖陶教育思想的直接基地。換言之，葉聖陶教育思想並非僅僅來自對其語文學科經驗的提煉，時代風雲和改革潮流的烙印更加深刻而鮮明。葉聖陶就讀中學期間，正值辛亥革命前後，西學東漸，蔚然成風；在甪直任教期間，又恰逢五四運動，雖處僻壤，但通過在北大就讀的好友，他主動汲取新文化思想，期間還直接聆聽了杜威在蘇州的演講。葉聖陶積極投身時代激流，高舉“教育救國”旗幟，抱持以改造社會之宏大理想投入教育改革，鋒芒直指舊式教育。許多教育理念形成於先，也必然輻射到語文教育觀念之中，譬如，倡導白話文教學、反對“瓶子觀點”（灌輸）、關注兒童心靈發展等等。所以，葉聖陶語文教育觀和教育思想之間，存有一種緊密而深刻的相互影響、相互激蕩、彼此生發、彼此成就的互動關繫。而這種源自某一具體學科的深刻體驗和整體教育哲學之間的良性互動，對於保證其教育思想的務實、理性和深刻，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同時，也不是每一位教育家都具備的。明乎此，似可推出下述結論：因為有了母語教育體驗的堅實支撐，葉聖陶教育思想的實踐性、民族性底色顯得格外濃重；因為有了現代教育理念的統攝引領，葉聖陶語文教育思想也始終走在了時代的前列。故而，實踐性、民族性、現代性成為葉聖陶教育思想包括其語文教育思想的共同特色和氣質。
（二）關於葉聖陶教育思想的命名及其演變
葉聖陶教育生涯發軔於民國肇造；其教育思想萌生於五四新文化浪潮，形成於三四十年代。1949年以後的演變情況比較復雜。一方面，部分思想在五六十年代發展深化，在思想解放的80年代臻於成熟，譬如為人們所熟知的“教育就是要養成良好習慣”“教是為了達到不需要教”等重要思想；另一方面，也有部分思想因時代和政治的制約，黯然銷聲，隱而不彰，譬如早年曾反復申述的“教育要為社會培養合格公民”“教育要為人生奠基”等更為重要的思想。前者側重揭示教育內部發展規律，在教育思想史上寫下重要一頁；後者則涉及教育本質和方向，早期萌生的寶貴思想尚缺少更為繫統的凝練和升華，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盡管這個遺憾不屬於個人。前半個世紀，葉聖陶可謂始終走在時代前列，不懈地對中國傳統教育思想與外國教育思潮進行借鋻反思和繼承革新，體現出銳意進取的時代精神和創造活力；後半個世紀，葉聖陶以其巨大的人格魅力和人生智慧，政治上積極投身社會活動，學術上有選擇，講策略，自覺不自覺地受到大環境影響（此種影響絕非葉聖陶僅有，幾乎是那一代人的一種普遍現像），但還是在時代允許的空間內力所能及地發展了一以貫之的教育思考，最終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體繫。這在同時代人中可以說非常難得。葉聖陶教育思想，是在20世紀我國社會變遷和教育發展歷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教育思想，時代的印記鮮明而深刻。
關於這一點，如果從更廣闊的視野來看，呈現在葉聖陶身上的這種現像，其實在思想史上也並非特例。哲學家李澤厚在《華夏美學?美學四講》中就曾經說過：“我常常感覺，某些偉大的思想家早期在建立自己整體世界觀中，具有多方面的豐富思想。但在他以後的一生中，多半是自覺或不自覺地依據時代的需要，充分發展了他的世界觀或思想中的某些方面而並非全部。”李澤厚還列舉康有為、馬克思等傑出思想家為例來說明這一點。因此，我們考察葉聖陶教育思想，不僅要看他晚年著力強調的觀點，甚至也包括他自己概括的教育思想，而且還要放眼全局，縱觀一生，運用聯繫的、發展的、歷史的觀點來為其命名和定位，如此纔符合歷史人物的思想實際。正是基於此種考慮，我把“為人生”作為葉聖陶教育思想的總綱，而把“習慣養成”“教為不教”“學生主體”等思想作為支撐葉聖陶教育思想大廈的支柱，它們之間其實是“綱”和“目”的關繫。因為“教育為人生”正是葉聖陶貫穿一生尤其是早期教育思想的主要思想脈絡，而且晚年著意強調的“教為不教”等思想也仍然被統攝在這一思想總綱之下。
（三）關於葉聖陶教育思想的歷史方位
近年來，社會上對葉聖陶教育思想出現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一方面，葉聖陶教育思想因其深刻的現代性被有些人認為是超越現實，難以企及的理想和浪漫；另一方面，隨著近些年大量西方教育思潮和教育理念接踵湧入，葉聖陶教育思想卻又因其深厚的傳統色調和鮮明的民族特質，被有些人認為是明日黃花，似乎成為陳舊、保守的代名詞。不僅是葉聖陶，對於傳統教育思想，人們在教育改革進程中都會有意無意地輕慢、淡忘甚或遺棄。
如前所論，葉聖陶教育思想是在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急劇轉型時期教育變革的產物。自1840年鎖閉的國門被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之後，中國就進入了如史學家所說的“驚濤駭浪的歷史三峽”（唐德剛語）。亡國滅種的危機，使得那一代教育家的思考和實踐，無不和救亡圖存的社會改革理想聯繫在一起。葉聖陶也是這樣。從踏上教育舞臺之初，葉聖陶就主動自覺地應和著現代文化運動、社會改革思潮的節拍和旋律。正是這種強烈的社會責任，使葉聖陶在長期的教育思考和實踐中，不斷衝破封建教育的思想羅網，積極汲取西方先進教育思想的精華，艱辛探索一條適應社會需要的現代公民培養之路。葉聖陶教育思想是對封建傳統教育思想的叛逆，劃清了封建傳統教育和現代公民教育的界限，具有鮮明的科學民主意識，也因此獲得了鮮明的時代特征和現代品質。
葉聖陶教育思想的這種現代屬性，是我們理解葉聖陶以及那一輩教育家教育思想的總鑰匙，葉聖陶關於教育的種種思考，都可以通過這把總鑰匙得以入其堂奧。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在這艱難曲折的轉型過程中，我們已經並且還會繼續遇到葉聖陶當年奮力抵抗的種種問題，如陳腐落後的“臣民意識”“利祿主義”“知識本位”“瓶子觀點”等等。正因如此，葉聖陶及葉聖陶們的教育思想價值非但不會過時，有時候他們思想的高貴雍容還會和教育現實的寒傖鄙陋構成一種緊張和對峙的關繫，以至有時候我們不清楚到底是先賢們走得太遠太過浪漫，還是我們的教育太過現實、太過功利或者干脆就是在原地踏步甚或退步。
事實上，這種現像並非教育所獨有，幾乎是社會轉型期的一種文化通病。一方面，傳統文化中確有沉重的歷史糟粕需要清理和剔除，不打破傳統，就無法邁出走向現代化的步伐；而另一方面，文化傳統中又積澱著民族文化的精華，保留著民族的文化胎記，現代化必須從這片豐饒土地上出發而不可能在一片廢墟上起步。這也正是社會轉型的艱難和復雜之處，是現代化歷史進程中需要高度警惕和回避的“陷阱”。我們能夠徹底擯棄文化傳統，丟失民族精神胎記而來一個“華麗轉身”嗎？顯然，不需要也不可能。如同社會轉型離不開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創新一樣，在教育現代化進程中，我們在大力學習借鋻國外先進教育理念的同時，必須認真學習和借鋻豐富而優秀的民族教育傳統。我們應該具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既敞開胸懷學習國外一切先進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又牢牢守住民族教育之根，汲取傳統教育思想精華，成功實現傳統教育的現代轉型。葉聖陶和20世紀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出現的那一代教育名家培、黃炎培、晏陽初、陳鶴琴、陶行知等人一樣，他們身上既集中體現了中國傳統教育思想精粹，同時又具有鮮明的現代意識和現代精神。或者毋寧說，他們教育思想的形成過程，就是中國社會轉型和教育現代化歷史進程的個性化縮影；他們無一不是西方現代教育思想和中國傳統教育智慧相結合，植根於中國教育土壤中的產物，相互映襯，相映生輝，共同譜寫出現代化交響曲中屬於教育的輝煌樂章。這是一筆豐厚的思想遺產和理論財富。
當代中國仍處於從傳統向現代的深刻轉型之中。社會轉型必然呼喚教育轉型，教育轉型必然面臨種種挑戰。我們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教育現代化應該在怎樣的歷史方位上起航，又駛向怎樣的彼岸？這些都是十分敏感而且不容回避、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在這艱難痛苦而又執著前行的偉大歷史進程中，葉聖陶、陶行知等那一代教育家的巨大價值和重大意義，已經並且必將越來越清晰地為人們所認識和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