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另一種現代性的精神行旅
去哪裡可以找到去年鼕日的雪？
——弗朗索瓦·維永（法國中世紀詩人）
這本巴黎美學筆記，不是一般的歐洲遊記，也不是一般的談藝錄，而是我生命中一段因緣的回報，是一種輪回式的精神行旅，是自我心靈的聚散修復，以及在此過程中生命與生命的彼此照面。
人一生的命運之旅，似乎有一種看不見的邏輯。正如佛家所說的因緣與種子。我的生命中注定了要來巴黎這樣的地方走一遭，然後留下這些帶有長長短短的文字。
歷史有時候要由個人生命來講述的。中國二十世紀下半葉的歷史，在正統的史家敘述裡，似乎可以簡化為：由革命到開放的歷史，從政治運動到經濟發展的歷史。然而在我這樣的親歷者看來，這個簡化的敘述粗暴地遮蔽了其中的曲折與回漩：譬如：革命的主流中有不革命的活動，經濟的轉型中有文化的追求。指出這個“曲折與回漩”有什麼意義呢？至少可以表明：現代化絕非單線、一種模式的，經濟現代化的大潮，在八、九十年代，盡管完全淹沒了其他現代化的需求，然而不可能根本消滅這種需求，歷史記憶深處必定會留下文化生命的精神種子，而當事人的記憶書寫，不僅是記錄、保存，而且召喚深藏的精神復蘇。
近四十年前，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我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年青工人。一般人認為，那年頭完全是文化浩劫與文化沙漠的時期，然而我們那裡卻是“陽光燦爛的日子裡”文化的綠洲。這裡是有一個特殊的機緣的。我所在的東方機床廠，原來是從山東濟南遷入貴州黔東南自治州，遠在都勻市郊劍江河畔的一間中型工廠。然而正因為它並非軍工廠（遷入貴州的許多任務廠，大都是兵工廠，往往在深山裡），因而可以大批招收來自全國南北各地許多名牌大學的大學生。我們那小小的樓道裡每天都要遇到的人物，真的是海納百川。他們不僅有學文科的，而且居然有學美術、學音樂與戲劇的大學生，不僅如此，那些學工、學醫的大學生，也都有著相當多的愛好與相當濃的讀書興趣。也正是因為這些來自北京、上海、重慶、長沙、武漢、哈爾濱等地身懷絕技的文理科大學生，相聚一地，彼此交流（他們都是單身），使得這座工廠的文化含金量，遠遠超過今天大學裡的研究生院，簡直就是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大城市裡纔有可能出現的導師制的書院或自由民間的文化沙龍。我們在工廠的八年，幾乎就是自修了從本科到碩博的社會大學。
因而，每個黃昏與周末，我們都會聚在單身宿舍開敞的大陽臺上，一邊喫飯喝茶吹風乘涼，一邊自由討論各種話題；每個夜班的休息時間，我們都會團團圍坐在鼕天的火爐或在夏夜的星光下，聽口纔與知識俱佳的師傅們講莫泊桑梅裡美高爾基或中國古代的故事。我們跟北京外語學院的大學生學習德語的同時到劍江邊看星像，又跟同濟大學的大學生學油畫水彩畫或跟重慶醫學院的大學生學打橋牌。我們每個青工的枕頭邊，天天都新新不已，有西方或俄羅斯、日本的小說、詩歌戲劇作品或理論書籍，發黃的、翻得破損的、或手抄的，不停傳閱著。不久從滇緬邊境走私來了錄音機，秘密傳遞中，還加上了鄧麗君等人的磁帶。我記得第一次在深夜的小屋子裡，大家圍坐著，屏息靜心諦聽從一個散發著塑料與金屬混和氣息的黑色小盒子裡，如何搖漾而出的天籟般的歌聲。
巴爾扎克、莫泊桑、雨果、毛姆、狄更生、斯湯達爾等作家的作品，就是那樣走進我的世界。這確是此生讀書最為享受的時期。對我們來說，這纔是西方文化與藝術的真正啟蒙時代。後來讀大學，在八十年代的濃厚讀書氛裡，雖然書如海、思如潮，我們從來沒有感覺到消化不了，就是因為已經在工廠裡煉成了一付強大的閱讀胃。這個底子，也使得我們在中西文化新知的海洋中遊泳不知疲倦。
可見，對時代的抵抗是各種形式的。封閉中的開放，革命中的不革命，政治暴力底下的文化追求，陰風苦雨中的陽光燦爛，這樣的歷史纔是我們的親歷。也正因為歷史是這樣的，歷史的多樣性纔是可能的。
因而我這一輩人學術思想的淵源並不單一。我對古典中國的親近，有特殊的機緣。然而對西方藝術的接受，也更有一個特別的機緣，就是我的兩個弟弟。一個學小提琴（後來曾到上海音樂學院學習，師從盛中國），一個學西洋畫（後來曾考取中央美院壁畫繫，師從侯一民），我學文學，再加上一個崇拜文學的母親，鄰居們羨慕得要死。我們家就是沙龍，母親就是沙龍的女主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些年，三弟兄常常在一起談論什麼是奏鳴曲，什麼是畢加索的蘭色時期。如果這樣下去的話，我們的成就都不止於今天。當然，後來很快變成一個美麗的泡沫。我們當時都喜歡一本很有影響的書，即又談文學、又談音樂與繪畫的《傅雷家書》，後來，我在給上海電視臺紀實頻道播出的《大師》寫過一段文字：
《傅雷家書》不僅是一本神聖的書，我們剛剛從文化的浩劫中走來，對於那種用生命來守住文明價值的劫後餘灰，有一種如見啼鵑之血的悲壯美感，而且，對於我們更為特殊的是，裡面有三樣那個時代最愛的東西：文學、美術與音樂。我的兩個弟弟，與我讀文學一樣，正在藝術學校狂熱地學習音樂、學習美術，我那時就感覺《傅雷家書》不僅是寫給傅聰傅敏的家書，而且也是寫給我們三兄弟的家書。
對於我們來說，那本書與西方以及現在談藝術的書最大的不同，即它的又親切隨意，又高遠正大，這是很難放在一起的品質，但是《家書》卻奇妙結合在一起。《家書》的語氣、內容，絕沒有教科書式的、理論家式的或教師式的過於嚴肅、或過於高調、過於嚴謹繫統的架子，總是娓娓道來，溫暖有情，有一種似乎是燈下讀私信的親密感。然而家書的整個格調又是氣味純正、意思深長，來不得半點遊戲心情，好像是燈下打開秘寶的神聖感。再一個就是我當時非常驚訝傅雷能夠將孔子孟子、中國文化做人的道理、自然的哲思和隱秘的詩意，與莫扎特、巴爾扎克、羅曼羅蘭等，那麼水乳交融地結合在一起，從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人文主義者通過豐厚悠久的文明遺產，可以達到的思想深度，這決定性地引領了我走上人文主義的漫長道路。又隨意又端然、又人情味又書卷氣、對於中國與西方都有深度的理解，一路伴隨著交響樂的回旋與五彩斑爛的油畫風光，以中西文藝的美好來塑造現代人生的美好，這就是傅雷留給我們的印像。
但是這樣的日子很快過去。八十年代中後期，整個神州大地，很快就進入了全球化過程的一個大市場。目標校正了，全國人民很快把剛剛打開的書本遺棄了。欲望如一頭醒獅。不要說我們三兄弟，大部分中國知識人都變得實惠，進入所謂的職業化知識運作繫統了，市場、金錢，成了中國人生活中最大的中心。市場法則就像萬有引力，大家都逃無可逃。而金錢則是定海神針，搖動一下中國人的生活世界就會晃三晃。我每次回家，都發現家庭已經變得完全沒有文化氣息了，故鄉的城市變得完全沒有靈氣了，真是恍若隔世。死相一般的瘋狂，大家都要處心積慮想如何找錢。盡管媽媽還那樣一如既往地從精神與經濟上支持著我攻讀學位，然而弟弟們的藝術開始有了某種不安與焦慮，親戚們也會帶著一種同情的眼光看著我說：“你快畢業吧？快了快了，快熬出來了。”
二00七年夏天與秋天，我有一個機會到巴黎做訪問學者。於是，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藝術，後來被拋棄的藝術，一下子全都復活，生命忽然有一個轉身，朝著初戀的日子與曾經許過的願。好像是本來一條路走到頭，單調而重復，忽然有一個重新找路的機會，丘巒起伏、移步換形、柳暗花明。我忽然覺得成了自己生命可以暫時作主的主人，我也有一個機緣來將我個人的啟蒙時期沒有來得及寫下的文字，重新寫出，塞納河的歌聲、教堂的鐘聲，搖漾風前，就像那些年傳遞鄧麗君歌聲的黑盒子。雙神咖啡館裡咖啡的香氣，溢滿字裡行間。
二0一一年在臺灣中央大學做客座教授。中大有一個全臺灣都非常羨慕的藝術電影院。我每周在其中看三四場電影。有一天，看完伍迪·艾倫的《午夜巴黎》，我忽然懷念起巴黎的那些日子，隨手寫下一段博文：
那是八月暮色裡的塞納-馬恩省河畔，我漫步橋頭，/河上傳來遊艇的汽笛聲聲，/河邊破舊的老鋼琴，輕揚流浪藝人熟悉的琴聲，/一群巴黎的天真老少，隨著他的琴聲歡聲合唱。/美麗的白雲變幻鬼臉，與遊艇一起在波心飄蕩，/泛舟的人與岸上的歌者相互揮手，興奮致意，橋頭上一個黑人笑著迎面走來，/樹下那長發的姑娘在低頭看書，/一群白鴿剛剛從水面掠過，往巴黎聖母院的尖頂上飛去———我深深呼吸一口氣：一個詩的季節已經到來。
在伍迪·艾倫的電影裡，有的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巴黎現代性初起時的生香活色，天纔藝術家精靈的光彩照世，有的是幾千年歐洲文明精彩的厚積而發。對比我們今天時代的平庸、蒼白、單一與金權霸道，以及反諷所謂“黃金時代思維”方式的無奈、無力與無智慧，生命就該在對的時間、對的地點，做對的事情，老伍的小布爾喬亞式的老歐洲浪漫情結，亦令人一唱三嘆。海明威名言“巴黎是一座流動的盛宴”，對我於這樣在盛宴邊上渡過夏天與秋天、飽看四十多座博物館，多少領略歐洲文明的深厚積累於萬一的人來說，是心裡永遠珍藏的美好意像。我決定把這些長長短短的文字，整理出來出版。
懷特海在《古典文化在教育中的地位》裡說，盡管古典文學藝術的纔能成為能力的代名詞，這個時代已經不復存在，但是以古典文學藝術為主要基礎的教育，使受教育者得到愉悅和品德修煉，這已為近代幾百年以來的經驗所證明。然而，這樣的古典教育，必須從特定的、對個人理解來說是具體而明確的事實開始，必須逐步發展成為一般的思想概念。
這裡面的要義是：第一，任何真正的人文主義的藝術素養，都應該在個人經驗、生命體悟與感性材料的基礎上進行的。換句話說，藝術教育與修養，絕不是某種單一的技術與專業的事情，而是生命本身的事情，是與記憶、回想、直覺、想像力、感受性、細節、夢思、幻覺或激情以及詩歌意像與戲劇感等個人心理形式相聯繫而完成的，從藝術本身去學藝術，往往學不到真正的藝術。第二，真正的古典藝術教育，不是玩玩而已，而是要發展出某種論述，找到一般的思想概念，要找到形像背後的思想大義。
我想，這兩點，正是我這本巴黎美學札記的特點，同時也是我學習藝術的一點微不足道的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