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春秋》”之一家言的宗旨
司馬遷著《史記》，意在成一家之言。《史記》既為“繼《春秋》”而作，則司馬遷借撰述史事所表達的一家言亦當為“繼《春秋》”而發，當視為他“繼《春秋》”的具體表現和思想成果。因此，其一家言的宗旨，根本上與他對《春秋》的理解緊密相關。鋻於當時《春秋》經傳並行不分的一般學術環境，這首先需要澄清司馬遷“繼《春秋》”說中“《春秋》”的實際意指，在此基礎上把握他對《春秋》的述作意圖和性質的認識，進而領會他對“繼《春秋》”之一家言的實質性定位。
然而，由於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明確提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作為其一家言的主旨，似與其“繼《春秋》”說相歧，難免使其一家言旨趣呈現模糊不清之貌。但任何理性思維都有其內在的一致性，“一家之言”作為司馬遷貫通《史記》的自家思想，也有其統一的宗旨、核心。“繼《春秋》”與究天人、通古今兩種說法隻是貌似不可溝通，在本質上則是完全和諧、互通的。司馬遷的一家言，既可說是“繼《春秋》”之一家言，又可說是究天人、通古今之一家言。在他而言，“繼《春秋》”與“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實非二事，而是一事兩說。“繼《春秋》”即意味著究天人、通古今，究天人、通古今則是對“繼《春秋》”之著述任務的具體解說，二者從不同的角度確定司馬遷一家言的核心，並共同指向一個現實的治政目標。
2.1司馬遷對《春秋》的理解
《春秋》編年記事，本魯史舊名。自戰國時孟子雲“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下》），指《春秋》體現聖人大義，遂有孔子作《春秋》而明王道之說。今天看來，此說疑點頗多，在《春秋》簡略的大事記間找尋、領悟大義所在，也殊為不易。但任何觀點，無論真偽、好壞，一旦被接受成為信念，就會產生現實影響。西漢人普遍篤信孔子手定《春秋》，寓大義微言，以當一王之法，故置《春秋》於五經之首，以為聖典。孔子作《春秋》明王道，無論是否真有其事，就西漢人而言，都具有信念上的真實性。司馬遷對《春秋》的理解定位，無疑也是在這一信念背景下展開的。
《儒林列傳》中，司馬遷謂西狩見麟而孔子自以為道窮，“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辭微而指博”。這完全與時論相合，且在見解和語氣上都有比較明顯的公羊學色彩。眾所皆知，漢武獨尊儒術，《春秋》三傳中，唯《公羊傳》立於學官，既有正統之尊，又最有可能為學者所熟悉，司馬遷對這一官方學問也當有相當了解，他以公羊學口吻談論孔子作《春秋》一事，實不為怪，不足證他特別傾心於公羊之學，官方意識形態對人的話語方式所產生的自覺或不自覺的影響，歷來都不罕見，從情理上講很自然，也常有防身之用，故僅憑《史記》中這類顯而易見的說法，難以論定司馬遷對公羊學的真實態度。當然，《史記》稱引《公羊傳》，常經傳不別，多用“《春秋》”一詞代之，但這並不意味著他推崇《公羊傳》而視其為《春秋》唯一嫡傳，因為在《史記》中，他也曾不止一次徑以《春秋》稱《左傳》。事實上，盡管《公羊傳》是當時解釋孔子大義微言的唯一官方依據，可司馬遷並未囿於此見，而明指《左傳》得孔子真傳、羽翼《春秋》：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
孔子作《春秋》，其刺譏褒諱挹損之義隱而不宣，口授弟子而已；左丘明以為，口耳相傳之法，易失孔子真意，故撰《左氏》以明《春秋》之義。此謂左丘明親得孔子《春秋》真傳，特存其大義於《左傳》。至此，司馬遷主張《左傳》實傳《春秋》之意，已無可疑——這從章太炎《春秋左傳讀敘錄》據上引文而有“左氏親見，公、穀傳聞”的優劣之評，亦可見一斑。《史記·儒林列傳》記《春秋》之學，三傳中獨缺《左傳》，與此不相矛盾。《儒林列傳》自嘆“廣厲學官之路”起言，述當時教化不興而文辭粲如的官方儒學狀況，並非為明儒林正宗而作；該傳不提《左氏》，隻載公、穀兩家，當源自其時官方學術對《左氏》的冷淡態度，而與《左氏》是否傳《春秋》的問題無關。可見，在司馬遷的觀念裡，《春秋》之真傳不止一家——據此看他以《春秋》統稱《左氏》、《公羊》，即可了然。其實，學術正統之爭，本難避免利益因素，而“古人於史實，不甚措意”，“漢人於史事，尚未知覈實”，《春秋》三傳之互詆，意尤不在明“真”而在逐利；三傳爭立學官，學者亦多以為“蓋祿利之路然也”（《漢書·儒林傳·贊》）。司馬遷謂公孫弘以《春秋》（即《公羊傳》）起家而至取相封侯，則“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史記·儒林列傳》），未嘗不是有見於學術與利益之互為支援而語含譏諷；且司馬氏世典天官，司馬遷以家學立身，固不必依傍門戶，而當時今古文經學之間也釁端未啟，故司馬遷據己之見，就事論事，側《左傳》於傳經之列，應是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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