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60年代發生了很多事。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當選為美國總統，波尼快遞（Pony Express）開始在密蘇裡州和加利福尼亞州之間遞送信件，一位名叫安妮·凱洛格（Anne Kellogg）的女士剛剛生了一個小孩，這個小孩長大後發明了玉米片。但是，對於正值18歲、聰明、沉默寡言、對未來生活還沒什麼想法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來說，這些事都無所謂。他喜歡繪畫，但覺得自己沒有成為一名真正藝術家的天賦。他對在學校學習的生物學挺感興趣，但又擔憂研究自然科學拿到的薪水不足以養家糊口。於是，就像所有對未來猶豫不決的年輕人那樣，威廉放棄了他的夢想，選擇了做自己不怎麼感興趣但家人熱衷的事情。然而進入哈佛醫學院沒幾個月，他對醫學的“不怎麼感興趣”發展成“毫無興趣”，於是在幾位老師的鼓勵下，他暫停學習醫學，加入一支前往亞馬遜河流域進行生物學考察的探險隊。盡管探險過程中他學到了大量關於水蛭的知識，但這次探險並沒有使他的興趣集中起來。當他回到醫學院後，他的身心健康都開始惡化。大家都認為威廉·詹姆斯不適合去掌控手術刀或管理一堆麻醉藥品。
如果詹姆斯後來成為一名藝術家、生物學家或內科醫生，也許我們現在就不會對他這麼了解。幸運的是，他雖然是一個經常陷入困惑的年輕人，卻可以講五種語言，當他變得非常抑郁以至於不得不再次離開醫學院的時候，他決定去歐洲旅行。在那裡，他至少沒有語言溝通的障礙。在交談和傾聽的過程中，他了解到一門新的學科——心理學（心理學的英文psychology來自於希臘語的psyche和logos，前者指靈魂，後者指學習）。他發現這個逐漸興起的領域正在嘗試用一種現代的、科學的方法，去回答關於“人的本質”的古老問題。這個問題在他探尋人生意義的過程中如影隨形，他對此既熟悉又痛苦，而這個問題之前隻有詩人和哲學家在嘗試回答（Bjork, 1983; Simon, 1998）。對這門新學科的強烈興趣驅使詹姆斯返回美國並很快完成醫學專業的學習。但他從來沒有從事過醫學工作，也沒嘗試去做。他成為了哈佛大學的一名教授並從此終生致力於心理學。他的劃時代著作《心理學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時至今日仍被廣為閱讀，仍是心理學領域最有影響力的著作之一（James, 1890）。
之後又發生了很多事。亞伯拉罕·林肯的頭像出現在一便士的硬幣上，波尼快遞被電子郵件（e-mail）和推特（Twitter）取代，家樂氏公司（Kellogg Company）每年的玉米片銷售額大約是9。如果威廉·詹姆斯（1842—1910）還活著，他一定會為此而震驚。但如果他能夠看到他參與創立的科學領域的巨大進步，他一定會更震驚。
心理學是研究心智和行為的科學。心智（mind）指感知、思維、記憶、情感等個體的內在體驗，是人的意識的全過程。行為（behavior）指人和動物的可以觀察到的活動，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在後續章節中你會看到，心理學使用科學方法去研究千百年來困擾人們的關於心智和行為的基本科學問題。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一定會讓威廉·詹姆斯很震驚。我們看看三個例子：
1. 什麼是知覺、思維、記憶、情感的基礎？或者說，我們的主觀感受的基礎是什麼？
幾千年來，哲學家們試圖認識身體這一客觀、生理的世界如何與心智這一主觀、內在的世界之間相互聯繫。今天，心理學家知道我們所有的主觀感受都是大腦的電活動和化學活動。就像你在本書中將要看到的，心理學研究中最讓人興奮的發現主要集中於人類知覺、思維、記憶和情感與大腦活動的關繫。心理學家和神經科學家使用一些新技術去揭示這個關繫，而這一切在20年前都像是科幻小說。
比如，功能磁共振技術（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使得科學家可以掃描人的大腦，從而確定當人在閱讀單詞、看到面孔、學習新技能或回憶個人經歷時，大腦的哪個部分被激活。最近的一項研究中，科研人員掃描了正在進行復雜手指運動（如彈鋼琴）的鋼琴家和初學者的大腦。結果顯示，與初學者相比，鋼琴家大腦中負責手指運動的區域激活程度更低（Krings等，2000）。這個結果說明，長期強化的鋼琴演奏改變了鋼琴家的大腦，負責手指運動區域的腦功能比初學者效率更高。在“記憶”和“學習”等章節中對此還有更多介紹，你會看到在研究中使用fMRI和其他相關技術是如何改變心理學的一些研究領域的。
2. 心智如何使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做出各種有效行為？
科學家們有時會說功能決定形式，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想知道一個東西是怎麼工作的（如一個引擎或一個溫度計），我們首先需要知道這個東西是用來做什麼的（如驅動交通工具或測量溫度）。威廉·詹姆斯經常提到“思考的目的是行動”，心智的功能是幫助我們完成那些高等動物生存繁衍所需要做的事情，如獲取食物、獲得棲身之處，以及擇偶。心理過程被認為是具有“適應性的”（adaptive），意思是心理過程能夠使生物體更好地生存和繁衍。知覺使得我們能夠識別我們的家人，在獵食者發現我們之前先發現它們，避免撞到迎面而來的車輛。語言使得我們能夠組織我們的想法，跟別人溝通，從而使我們能夠建立社會群體並進行合作。記憶使得我們不需要一次又一次地解決同一個問題，因為我們可以記住自己做什麼以及為什麼這麼做。情緒使得我們在面對具有生存或死亡意義的重要事件時能夠迅速做出反應，使我們能夠建立強大的社會關繫。這個清單可以無限地列下去。
由於心理過程有適應性，因此在這些方面存在缺陷的人往往會遭遇一些非常艱難的時刻，這就不足為奇了。神經科學家安東尼奧·達馬西奧（Antonio Damasio，1994）講述了埃利奧特（Elliot）的案例，他是一位中等年紀、擁有很好職業的丈夫和父親，但是當外科醫生在他的大腦中發現一個腫瘤之後，他的生活徹底改變了。外科醫生能切除腫瘤以挽救他的生命，他在剛做完手術的那會兒看上去還挺不錯。但是，後來奇怪的事情發生了。最初，當埃利奧特的功能恢復到可以自己做決策時，他所做的決策比以前糟糕。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做的決策越來越糟糕。工作中，他無法確定應該優先完成的工作，因為他不知道什麼事情最重要。而且當具體做事情的時候，他總是會做錯。於是他被解雇了。隨後他又做了很多很危險的商業冒險，所有這些嘗試都失敗了。最後他花光了所有積蓄，妻子與他離婚，他又再婚，而第二任妻子最後也離開了他。
是什麼毀了埃利奧特的生活？給他做檢查的神經科學家並沒有發現他的認知功能有什麼損傷。他的智商沒有下降，語言能力、思維能力、解決邏輯問題的能力與生病之前一樣好。但是，當神經科學家給他做了進一步檢查後，發現了一件讓人喫驚的事情：埃利奧特喪失了情緒體驗。比如，當他的老板把解雇通知書給他、把他逐出辦公室時，他不會感到悔恨或憤怒；當他把全部積蓄投入到一項非常愚蠢的商業投資中時，他不會感到焦慮；當他的兩任妻子先後收拾行李離開他時，他不會感到難過。我們很多人都期望我們能夠做到如此淡定從容，那麼，到底誰需要焦慮、難過、悔恨和憤怒？答案是：我們都需要。
3. 為什麼有時候心智能力的表現不那麼有效？
心智是一架神奇的機器，可以迅速完成很多事情。我們可以在開車的同時與乘客聊天、看路牌號、回憶收音機裡正在放的這首音樂的名字。但是，就像所有機器那樣，心智也經常通過降低準確性來換取速度和功能的多樣性。這會使心智繫統產生“漏洞”，偶爾也會引發我們高效的心智加工出現一些運行故障。心理學令人著迷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有發生各種各樣錯誤和錯覺的傾向。事實上，如果思維、情感和行為不會犯錯，人的行為就會永遠有秩序、可預測，但卻很無趣。顯然我們不是這樣的。實際上，我們的生活充滿意外，這些意外恰恰來自於我們總是在錯誤的時間做錯誤的事情。
有一項探究日常生活中思維錯誤的研究，以下是一些參與這項研究的人所記錄的日記（Reason和Mycielska, 1982，第70—73頁）：
? 我想把車開出來，但是當我經過通向車庫後門的走廊時，我停下來，穿上靴子和園丁服，就像要去院子裡干活。
??我向郵票自動售賣機裡投幣買郵票，郵票出來後，我說了聲“謝謝”。
??離開客廳去廚房時，客廳裡還有人，我就把燈關掉了。
如果這些失誤讓人覺得可笑，那是因為它們本身就是可笑的。同時，它們對研究人的本質是非常重要的線索。比如，請注意，一個人用郵票自動售賣機買郵票後說“謝謝”，而不是說“請問地鐵怎麼走”。換言之，這個人不是做了一件完全錯誤的事情，這件事情如果在一個真正的社交場合，是非常正確的。正如這些例子所表明的，人們經常會自動做一些事情，他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並沒有認真考慮，完全是習慣使然。如果我們沒有積極地關注我們的所言所行，這些習慣就會被錯誤觸發。威廉·詹姆斯（1890）認為這種習慣的影響可以解釋人們心不在焉時的奇怪舉止。他在《心理學原理》一書中寫道：“……心不在焉的人……本來是為了出席晚餐，走進臥室去換衣服，結果卻脫掉衣服上床睡覺去了……”
詹姆斯認識到心智發生的錯誤不但有趣，而且給我們帶來啟示。當代心理學發現研究心智所犯的錯誤對人類非常有幫助。當一個物體作為一個整體良好運作時，通常不會給我們留下線索去分析它是如何運作的。汽車隻要運轉良好，它們在高速公路上飛馳的樣子就像魔毯一樣，因為我們並不知道是什麼樣的“魔力”在驅動它們。隻有當車出故障了，我們纔會知道引擎、水泵和其他精細的零部件，以及所有這些部件一起驅動車輛行駛的運行過程。故障和失誤不僅僅是破壞或失敗，它們更是通往知識的途徑（參閱“現實世界”欄中一個普遍發生的例子：拖延癥）。同樣，了解人類的走神、失誤、錯誤，以及偶爾表現出來的讓人覺得迷惑的行為，有助於我們理解正常狀態下的思想活動和行為。因大腦手術而變得行為迥異的埃利奧特的故事就是一個例子，充分說明情緒在引導人們做出正常的判斷和行為中所起的作用。
心理學令人振奮，因為這門學科解決關於人的經驗和行為的最基礎的科學問題，我們前面提到的三個問題僅僅是心理學這座巨大冰山的一角。這本書就像是一個向導，引導我們去探索冰山的其他部分。但是，在我們穿起防寒服和抓住丁字斧之前，我們首先需要知道為什麼會有這座冰山。想了解21世紀的心理學，我們首先需要知道心理學的歷史。
心理學的起源：
成為一門研究心智的科學
19世紀60年代，年輕的威廉·詹姆斯中斷醫學學業前往歐洲旅行，他想知道人的本質是什麼。但是，當時他所面對的情境比今天同樣一個充滿好奇心的學生所面對的情境要困難得多，最主要的原因是，當時心理學還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正如詹姆斯不客氣地所寫的“我聽到的第一節心理學課正是我講的第一課”（Perry，1996，第228頁）。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之前沒有人思考過人類本質的問題。兩千多年來，胡子拉碴、牙齒歪斜的思想家們一直在琢磨這個問題，且事實上當代心理學承認自身源自哲學。我們將從分析這些源頭開始，描述早期通過把心智與大腦相連接，從而使心理學成為一門科學的歷程。隨後，我們將了解心理學家是如何形成不同的陣營（或流派）：結構主義試圖通過把心智細分為最素來分析它，而機能主義關注心理能力是如何讓人們適應環境。
心理學的先驅：偉大的哲學家們
自古人類就期望了解自身。古希臘哲學家如柏拉前42前347）和亞裡士多前38前322）是最初嘗試回答心智如何工作的人（Robinson，1995）。古希臘哲學家們辯論的很多問題，時至今日心理學家們仍在辯論。例如，認知能力和知識是生而有之，還是隻能通過經驗獲得？柏拉圖贊成先天論（nativism），該理論認為人固有或天生具有某些知識。各種文化下的兒童都能發現有些聲音有意義，可以組合成詞，進而組合成句子。兒童在學會應該在何處排便之前，沒有經過任何正式訓練就已經掌握了基本的語言。是否學習語言的習性是“天生”的（兒童與生俱來的）？或者，學習語言的能力依賴於兒童的經驗？亞裡士多德認為兒童的心智就像一塊白板，在白板上留下痕跡的是經驗。他支持經驗主義哲學（philosophical empiricism），該理論認為所有知識都是通過經驗獲得的。
盡管當代心理學家很少有人認為先天論或經驗論是絕對正確的，但是仍然在爭論一個問題：特定的行為在多大程度上受先天影響，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後天影響？在某種程度上講，古代哲學家們在沒有科學證據的基礎上能夠提出這麼多心理學中的重要問題，並且給出了一些非常有見地的解釋，這是多麼神奇的事情。他們的想法來自於個人觀察、直覺和猜測。盡管他們很擅長辯論，但是他們通常會發現要解決爭議幾乎不可能，因為他們提供的證據並不能夠支持他們的理論。在“心理學研究方法”那一章，你會看到，去驗證一個理論的能力是科學的基石和當代心理學研究能夠形成確定結論的基礎。
從大腦到心智：法國的聯結主義
我們都知道大腦和身體是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客觀存在，而我們心智中的主觀內容，如知覺、思維、感受等，不是客觀存在。內在感受非常真實，但它們到底在哪兒？法國哲學家勒內·笛卡爾（1596—1650）認為身體和心智根本不是一回事——身體是由客觀物質構成的，而心智（或靈魂）是由非物質的，或者說是精神物質構成的。但是，如果身體和心智由不同物質構成，那它們是怎麼相互作用的？心智是怎麼命令身體向前走的？身體踫到釘子時，心智是怎麼說出“哎呀”的？這論的問題，即心理活動是如何與身體行為協調合作的。
笛卡爾認為心智是通過大腦底部一個非常小的結構——松果體來影響身體的。他提出的這個觀點在當時是很孤立的，那個時代的其他哲學家不是反對他的解釋，就是提出其他解釋。比如，英國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認為心智和身體並非不同的東西，事實上，心智就是大腦在工作。從霍布斯的觀點來看，在大腦中尋找一個心智與身體的聯結點，就好似在電視上尋找一個圖像和顯示器的聯結點。
法國物理學家弗朗茲·約瑟夫·加爾（Franz Joseph Gall，1758—1828）認為大腦和心智是通過體積大小而非腺體被聯繫在一起的。他研究了動物的大腦以及因病去世者、健康成年人和兒童的大腦，發現隨著大腦體積增大，心理能力往往增加；隨著大腦受損害，心理能力降低。加爾的發現被廣泛接受（關於大腦損傷的內容時至今日仍被接受）。但是，加爾發展出了一個他的證據遠遠不足以證實的心理學理論，即後來為我們所知且已消亡的學說——顱相學（phrenology）（見圖1.1）。該學說認為典型的心理能力以及心理特征，從記憶到快樂的能力，都能夠定位到大腦的特定區域中。大腦的特定區域與特定的心理能力有關，這一點是正確的。本書後文會講到，大腦的海馬與記憶有關，杏仁核與恐懼有關。但是顱相學的解釋過於極端。加爾斷言，頭蓋骨上的凸起或壓痕的大小能夠反映大腦中相應區域的大小，通過感受這些凸起，能夠判斷一個人是否友好、謹慎、堅定，以及理想主義等。加爾沒有意識到，頭蓋骨上的凸起不一定能夠揭示大腦內部的形態。
顱相學的框架搭得很漂亮，還給了年輕人一個互相愛撫的好借口，但歸根到底這個理論僅僅基於很薄弱的證據就形成了一繫列過於肯定的言論。毫不奇怪，加爾收到的批評和嘲弄非常多。盡管顱相學在其誕生之初曾很受追捧，但它很快就消亡了（Fancher, 1979）。
加爾忙於研究顱相學的同時，其他法國科學家們在試圖用更可信的方式來研究大腦和心智的關繫。生物學家弗洛朗（Marie Jean Pierre Flourens，1794—1867）認為加爾的結論太泛化，方法太草率，於是他做了一些手術實驗，如取走狗、鳥和其他一些動物大腦的特定部位，他發現這些動物的動作和行為異於大腦未受損的動物。
法國外科醫生保羅·布洛卡（Paul Broca，1824—1880）研究了一位大腦左半球受損的病人（該受損區域即布洛卡區）。病人的名字叫萊沃爾涅（Monsieur Leborgne），他喪失了語言能力，隻能發出一個單音節“tan”，但他能夠聽懂別人對他說的話，並且能夠通過手勢來交流。布洛卡據此形成一個關鍵認識：大腦特定區域受損會導致特定心理功能的喪失，由此可以肯定大腦和心智是緊密相連的。這個發現對於19世紀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當時很多人接受了笛卡爾的理論，認為心智與大腦和身體彼此分離，僅僅是相互作用而已。布洛卡和弗洛朗是最早解釋心智來源於大腦這一客觀物質的人。他們的研究啟動了對心理過程的科學探索。
結構主義：將生理學方法應用於心理學
19世紀中葉，心理學從德國科學家的工作中獲益頗豐。這些科學家所從事的領域是生理學（physiology），這是一門研究生理過程的學科，特別是人體的生理過程。生理學家發展出很多方法，可以測量神經放電速度等諸如此類的事情，其中有些生理學家開始用這些方法來測量心理能力。威廉·詹姆斯被兩位生理學家的研究所吸引，這兩位生理學家分別是赫爾曼·馮·亥姆霍茲（Hermann von Helmholtz，1821—1894）和威廉·馮特（Wilhelm Wundt，1832—1920）。威廉·詹姆斯在1867年訪問柏林期間寫的一封信中稱：“看起來，心理學成為一門科學的時機到了……亥姆霍茲和海德堡的一位叫馮特的人正在為此而努力。”這兩位科學家所做的什麼工作吸引了詹姆斯？
亥姆霍茲測量反應時
作為一位兼具生理學和物理學背景的優秀的實驗科學家，亥姆霍茲發明了一種方法，可以測量青蛙腿的神經衝動速度，隨後他把這種方法用於研究人。亥姆霍茲訓練參加者對腿的不同部位接收到的刺激（stimulus）——來自外界環境的感覺輸入——做出反應。他會記錄參加者的反應時（reaction time），即記錄對不同刺激做出反應的時間長短。亥姆霍茲發現，通常人們在腳趾受到刺激後做出反應的時間要長於大腿部位受到刺激時做出反應的時間，而這兩個反應時之間的時間差可以用於估計腿部不同位置接受刺激後形成的神經衝動到達大腦的時間。這些發現震驚了19世紀的科學家們，因為當時每個人都認為心理活動是在一瞬間發生的。當你在眼前揮舞雙手時，在你看到雙手之前並不會感受到手在動。真實的世界並不像那些午夜電影一樣，圖像和聲音之間總是有一點點時差。科學家們以為心理活動的神經過程是同步的，而亥姆霍茲的實驗證明這是不對的。而且，他的研究也說明，反應時很可能是研究心智和大腦關繫的一個有效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