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有專家認為，研究生培養模式不可以“輕易”研究，因它是研究生教育活動的綜合，作為一個論題來研究，它需要很大的篇幅和精力，不是一本書、一個人可以完成的。但我認為，無論廣義或狹義的研究生培養模式，主要抓住了其內核，它就應該是可以研究的，包括研究生培養模式改革背後的政府“意圖”、醫學院校的“應對”，研究它們是一件非常有意義和有意思的事。從我在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攻讀教育博士以來，因為有著這樣一種動力，催逼著我去更繫統地掌握教育學科專業知識，也更堅定了對臨床醫學研究生培養模式開展深入研究的決心和信心。
較為深入地認識事物至少應包含三個方面：對歷史的認識、做現狀的分析、與他人的對照。對臨床醫學研究生培養模式改革歷史的梳理和研究是一個雖繁雜卻愉悅的過程。從一本本校史、大事記、統計報表中，去“耙剔”每一“種”培養模式的演進路徑、邏輯，猶如一次次隧道探險的歷程，即使前方燈光忽明忽暗，但隻要順著這道光走下去，你想要的寶藏或者洞口就會出現在你的面前，而這種串珠的苦功夫最終會讓你覺得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讓你樂此不疲。最大的樂趣是，當你站在歷史之外，試圖對其進行探查或評價之時，窺察到歷史“秘密”的興奮簡直讓人流連忘返。與在“故紙堆裡”梳理歷史不同，對於臨床醫學研究生培養模式改革的實證研究更多的是與自己“過不去”。但我深深知道，沒有對現狀和現實問題的深刻認識，所謂建議或對策都是沒有基礎的。量化研究部分得到了諸多醫學院校和導師、同門的支持，他們不計回報地幫我發放、回收問卷或者回答問題。正是有了1400多份高質量的問卷數據，纔保證了工作的進度，纔管窺了部分研究生對臨床醫學培養模式改革的“滿意度”。質性訪談的抽樣遇到很多問題，其間經歷了被訪談者的時間、地點等的反復協調，花費了大量的精力，但在訪談中的收益又是與之呈正比的。對國外臨床醫學研究生培養模式的對照研究，尤其是代表性國別的選擇，也讓煞費苦心，反復思量。國別的選擇要有代表性，這個代表性有兩層含義：一是它們要足以代表當前國際臨床醫學研究生培養模式的主流；二是它們要有各自的鮮明特點。於是，德國和美國進入了研究視野，兩個國家醫學教育中關於培養過程和質量管理的舉措，也成為本書建議、對策部分重要的借鋻方向或內容。
借鋻成熟的理論框架去研究問題，無疑是討巧的方法。但當某個理論恰好和你所思考的線索、框架一致的時候，那種眼前一亮、茅塞頓開的感覺也是相當美好的。奧斯特羅姆教授和自主治理理論的出現即是如此。國外高校醫學教育包括研究生教育的自主權為什麼那麼大？就是這個樸素的疑問，啟發我要從制度建設中去找答案，這時制度主義不期而至。當然，自主治理理論還不能和舊制度主義或新制度主義列於同一層次，甚至也不能與所謂制度主義裡的諸多分支列為同一層次，但它在解釋當前國內臨床醫學研究生培養模式的現像、制度建設問題上，更重要的是在闡述臨床醫學研究生培養發展的方向上，卻有著較強的適切性。
深化改革要在問題導向下進行繫統的謀劃和具體的制度設計，而且制度設計還要有明確可行的措施及承擔任務的主體。以自主治理為理論框架，我認為首先要從宏觀的改革策略入手，明確政府方和醫學院校方在新時期臨床醫學研究生培養中的職能、職責定位；其次，需要根據臨床醫學研究生培養模式的分析維度，從具體實踐和改革舉措的角度，分別明確政府方和醫學院校方在深化改革中的具體任務，這些具體任務盡量以可行、可操作為標準，借此形成立體、多維的深化我國臨床醫學研究生培養模式改革建議。
以上即為寫作本書的緣由，也是本書的結構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