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出生
我出生在一個革命家庭。我的父親叫李碩勛，母親叫趙君陶（原名趙世萱），他們於1926年8月在上海大學結成良緣，成為一對志同道合、相親相愛的革命伴侶。從他們的結婚照片上可以看出，母親坐在一個大椅子上，相貌端莊、溫柔文雅，父親坐在母親身旁，身材修長，剛強堅毅。這張照片我母親一直珍藏在身邊，這是她幸福而永恆的紀念。
說起父母親的相識，還有一段往事。那是在1925年3月，我父親在上海大學讀書。當時的上海大學是我們黨參與創辦的一所學校，培養出了大批黨的干部，著名共產黨人瞿秋白、張太雷等都曾在這裡任教。有一位同學叫陽翰笙，他患有胃病，組織上安排他和李碩勛、劉昭黎、雷曉暉等幾位同學一同到杭州養病並補習功課。他們四人在西湖邊的葛嶺山上租了一套四間屋子的平房，自己動手做飯和料理日常生活事務。杭州風景秀麗，氣候宜人，陽翰笙的病一天天好了起來。我父親隨身帶了許多關於馬列主義的哲學和社會科學書籍，在那裡苦心閱讀鑽研。有一天，雷曉暉踫到一個叫鐘復光的同學，就邀請她來西湖的住處。鐘復光後來嫁給了上海大學的一位教社會科學的教授施存統，他們的兒子就是新中國成立後著名的作曲家施光南。過了幾天，鐘復光來到了葛嶺山上的住處，和她一起來的還有一位20歲左右的女學生。鐘復光介紹說：這個女孩子叫趙世萱，是趙世炎的妹妹，從北京來到上海，準備明年報考上海大學。就這樣，我的父親和母親相識了。以後他們同時就讀於上海大學社會學繫。他們經過相識、相知，互相萌發了愛慕之心，在第二年8月結為終身伴侶。
我的母親非常喜歡杭州，我想這不僅僅是因為西湖秀麗的風光，還有她對父親的無盡懷念。母親晚年身體已經十分虛弱，但她還是想回杭州再看一看那令人牽腸掛肚的地方。1982年她終於如願以償，在西湖邊上的一家休養所度過了一個多月的時光。
1928年10月20日，也就是農歷九月初八，我出生在上海法租界明德裡15號。在我出生的時候，我的父親受黨中央委派，正在浙江省從事黨的白區工作，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組織部長、省軍委書記，後又任省委代理書記，所以未能陪伴在母親身邊照顧她。過了半年，到1929年3月，我父親纔奉中央的調動，回到了上海。這時候我已經快半周歲了，父親見到一個活潑可愛的小男孩，心中自然十分高興。他就問母親：“給他取名字了嗎？”母親說：“還沒有呢，等你來取呢。”他好像胸有成竹，說：“他在我們李家屬於‘遠’字輩的，就叫李遠芃吧。”我母親不假思索念出了白居易的一首詩《賀雨》，其中有兩句是“萬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我父親說：“‘芃’代表草木茂盛的意思，這說明我們家又多了一個革命的後代，我希望他能夠像茂盛的草木一樣，永遠扎根在中國人民的土地上。”就這樣，我的名字就定下來了，叫李遠芃。後來，我12歲去延安的時候，蔣南翔幫我改名為李鵬，一直沿用至今。
毛主席訪問蘇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主席於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對蘇聯進行了正式訪問。毛主席和斯大林進行了3次會談，中蘇雙方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這是中蘇關繫史上的一件大事。
……
2月17日，是毛主席離開蘇聯的日子。就在這一天，毛主席接見了駐蘇使館的工作人員以及全體留學生。這當然是我們大家期盼已久的事情。其實，在周總理到莫斯科後不久，我就通過伍修權提出想見周總理。等了一兩天，周總理接見了我。他對我很熱情，簡單地問了我們學習的情況，我都一一作答。然後我說：總理，我要代表全體中國留學生提出一個請求。話還沒有落音，周總理笑了，他說：我知道你想說什麼，你們是想毛主席接見你們。但是現在還不行，你們等候消息吧，一旦有可能，我們會通知你們的。
……
1950年2月17日上午，我們接到通知，要我們晚上6時到大使館。大家都心照不宣，肯定是毛主席要接見我們。當時同學間的聯絡主要是靠電話，但有的地方沒有電話，要派同學去通知。經過緊張的工作，所有同學都通知到了。晚6點前，我們都趕到了駐蘇大使館。全體駐蘇使館人員和留學生都聚集在使館大廳，等候毛主席的到來。
不久，毛主席在周總理等領導同志的陪同下，步入了大廳，大廳裡頓時響起了熱烈的掌聲。毛主席就座後和王稼祥進行了簡短的交談。我們有的同學和毛主席相識，有的同學和周總理相識，大家就一擁而上，掏出筆記本，請他們簽字。毛主席當天心情很好，來者不拒。在我的記憶裡，他簽字的時候都要問一問學生的情況。比如說，有的同學是學電業的，他就寫了關於電業方面的題詞。毛主席認識葉正明和葉正大，就問他們是學什麼的，他們說是學航空專業的，毛主席就為他們寫了有關航空事業的題詞。還有的同學是學經濟、農業方面的，毛主席也都分別題了詞。曾湧泉在一旁看到這種情景，怕毛主席太累了，非常焦急地找到我，說：你還不趕快讓同學們散開，毛主席要對你們講話的。毛主席為幾位同學題寫了具體內容的題詞後，給後來的同學的題詞都是“為人民服務毛澤東”。我現在保存的一份復印件，也是毛主席題寫的“為人民服務”。周總理的題詞都是一樣的，是“艱苦樸素，努力學習”，這個復印件我也有。至於在莫斯科學習的其他同學，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場面，也沒有請領導簽字的習慣，所以他們就沒有得到毛主席和周總理的珍貴簽字。
大家安靜下來後，毛主席開始講話。首先是對全體駐蘇使館的人員，要求他們為中蘇友誼和世界和平作出貢獻。對中國留學生，他講了三點：第一，你們要努力學習，比一般的蘇聯同學要更加倍努力，完成學業回到祖國後為建設事業服務；第二，新中國剛剛成立，生活水平還比較低，你們到了蘇聯，在生活上不要向蘇聯同學看齊，要喫苦，要艱苦奮鬥；第三，還要注意鍛煉身體，保持身體的健康，如果你們學成了，身體搞垮了，那麼回國後還是不能為祖國作出貢獻。大家聽後報以熱烈的掌聲。會見結束後，毛主席離開大使館，當即乘專列回國。
見到周恩來同志
1940年秋季，我正在育纔學校讀書，突然接到通知，要我趕赴重慶八路軍辦事處，準備去延安。我從學校步行到草街子碼頭，坐船到北碚，正好我的母親也從對岸的黃果樹來接我，母子彙合後一起坐公共汽車前往重慶。
我們先來到重慶曾家岩50號周公館，周公館位於今渝中區中山四路，在靠近嘉陵江邊朝天門附近的一個小巷裡。1938年鼕，中共代表團由武漢遷移重慶後，為便於工作，周恩來以個人名義租賃這幢房子，作為中共南方局在市內的一個主要辦公地點。樓房內，中共代表團僅租賃了一、三兩層，二樓的大部分和底層門廳旁的廚房，均為國民黨人居住，真有左右內外夾攻之勢。
在曾家岩，我見到了周恩來和鄧穎超，我們這些烈士子弟都親切地稱呼他們“周伯伯”和“鄧媽媽”。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周伯伯，1939年他曾摔傷了右臂，到蘇聯治療。事情發生在1939年7月，周伯伯在騎馬過延河的時候摔了下來，造成右臂肘關節部位骨折。黨中央和蘇聯政府都十分關心，由於國內醫療條件有限，蘇聯政府派了專機來接他。這樣，他和鄧穎超一起赴蘇聯治療，還帶了幾名在延安的革命烈士的後代和負責人的孩子去蘇聯學習。我記得有孫維世，她是孫炳文烈士的女兒；陳祖濤，是陳昌浩的兒子；高毅，是高崗的兒子；還有陳小達，是陳伯達的兒子。這就是以後被周總理稱作送到蘇聯學習的第二批革命後代。周伯伯在蘇聯治病，醫生診斷後認為，骨折是可以醫治的，治療的辦法就是打釘子，把他的右小臂與肘部固定起來，這樣他的右手還可以活動，但是右臂上的肘關節就不能恢復活動了。在征求周伯伯和鄧媽媽的意見時，周伯伯表示：隻要能使我的右手活動，還可以拿槍、寫字，那就沒什麼關繫，一樣可以做革命工作。傷養好了以後，他們先被送回延安，然後又回到了重慶。
周伯伯看到我非常高興，對鄧媽媽說：這孩子都長這麼大了，越長越像碩勛了。鄧媽媽說：我看更像君陶。大家哈哈大笑。這時候，周伯伯看到我有一點駝背，就用巴掌拍拍我的背，然後又用拳頭輕輕敲了敲。他對我說，可不要駝背，要挺起胸膛，這樣身體纔健康。這件事我一直記憶猶新，因為以後到了延安以及在北京再次和周伯伯見面的時候，他都要看看我是否還駝背。
有一天，周伯伯問我：你在育纔學校學習什麼功課？我說在社會科學組。他聽了以後，從桌子上隨便拿了一張《新華日報》，叫我把社論念一遍。我很流利地念了一遍。他說：你能不能把這篇社論的要點給我講一講？我當即根據自己的歸納講了幾點意見，都是比較中肯的。他聽後對我大為稱贊。於是這件事情在曾家岩傳開了，說育纔學校有一個孩子，小小年紀就能背馬列主義。這當然是誤傳。到了20世紀90年代，我們在北戴河休息時，我和朱琳看望宋平同志和他的夫人陳舜瑤，當時陳舜瑤問我：最近出版的《延河之子》那本書內容符合事實嗎？我說：基本符合事實，因為書中有關我的內容大部分是我口授的。她又笑著說：那你就是當年在曾家岩的那位小同志了，大家都說你背馬列倒背如流。我解釋說：那是誤傳，我當時隻不過是念了一篇《新華日報》的社論和歸納了要點罷了。
……
毛主席和我談話
1942年的秋季，我們已經從自然科學院補習班轉到新成立的延安大學中學部學習，校址在延河東岸原中國女子大學的地方。在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從延安大學出發，步行前往楊家嶺。楊家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也是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陳雲等中央領導同志居住的地方。
我跨過幾個山灣後，來到了楊家嶺。我先去找蔡暢同志，但她不在家，我就去找陳雲同志。我和陳雲在窯洞裡坐了一會兒，天色已近黃昏，陳雲說：我們去喫飯吧。
根據中央的規定，在延安有三種伙食標準：一種叫大灶，就是供一般的工作人員和學員所喫的；第二種叫中灶，是供一般負責干部喫的；第三種叫小灶，是供中央領導同志用餐的。
中央領導同志雖然在小灶喫飯，但是可以采用兩種方式：一種方式是由勤務員把飯菜打到自己的窯洞喫；另一種方式是領導同志自己到小灶食堂喫。
陳雲帶著我來到一座兩層建築前，這是中央辦公廳的所在地。這座建築的上層是中央開會和中央辦公廳辦公的地方，下面一層就是小灶食堂，同時也是中央召開參加人數較多的會議的地方。
我們進入小灶食堂。食堂內擺設了若干個小方木桌，每個方桌配有四個座位。我就靠近陳雲旁邊坐下來。當我們正要開始喫飯的時候，毛主席和江青進來了。陳雲見後趕快站起來打招呼，我也馬上跟著站了起來。大家打過招呼後即落座，毛主席坐在我的對面，江青則坐在陳雲對面。毛主席看了看我，問陳雲：這個娃娃是哪裡的？陳雲介紹說：他是延安大學中學部的學生，他的父親是李碩勛。聽了這個名字，毛主席想了一會兒，似乎不大記得起來了。陳雲這時馬上補充道：他是世炎同志妹妹的兒子。當聽到世炎的名字後，毛主席興致高了起來，他說：世炎啊，我們熟得很啊，我們都在大釗同志手下工作過，他是革命的早期領導人，不過，世炎他們是搞工人運動的，而我是搞農民運動的。
這時毛主席又仔細打量了我，停頓了一會兒，他說：李碩勛同志我想起來了，他曾參加過南昌起義，後來聽說在海南島犧牲了。陳雲講：是的，我和碩勛一起在江蘇省委工作過。這時候毛主席又轉來問我：你們正在學習什麼功課啊？我說：我們正在學習整風文件。他又問道：你看小說嗎？我說：看。他問我：看什麼小說？我回答：正在看《三國演義》。毛主席問：你對《三國演義》的哪一個人最佩服？我脫口而出：曹操。主席聽後感到十分驚訝，就追問我：為什麼呢？我就說：曹操能團結干部。毛主席說：那你舉個例子。主席在等待著我的回答。我說：官渡大戰後，曹操取得了勝利，繳獲了許多他的屬下私通袁紹的高官和謀士的書信，但他並沒有采取什麼處置措施，而是當著這些人的面把這些書信都燒了，因此團結了這一部分人。聽完了以後，毛主席點頭稱是。他對陳雲說：這個娃娃了不起，要好好培養，將來一定是個人纔。
江青聽說我到延安之前曾在陶行知先生辦的育纔學校學習過，她很感興趣，問了我一些陶行知先生的情況，我一一作答。
毛主席和我這次談話雖然簡單，但是含義深刻。十月革命以後，建立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人都在不斷摸索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周恩來、趙世炎等同志是從工人運動搞起，在大革命時期發動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取得了勝利，建立了上海市臨時革命政權。蔣介石到上海後，叛變了革命，對共產黨員進行血腥大屠殺，造成大批共產黨人犧牲，這就是歷史上的四一二慘案。我的五舅趙世炎也在此後英勇就義。而毛主席呢，他在看到南昌起義失敗後，就上了井岡山，創建了工農紅軍和紅色根據地，走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終於取得了革命的勝利。
關於團結干部的那段話，這也是以後毛主席講過的，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包括一些犯了錯誤的同志，隻要他們承認了錯誤，並在實際中改正了錯誤，我們還是要相信他們。
關於《三國演義》的那些評論，其實也並不是我個人想出來的，是一些老同志的議論給了我啟發。不過當時我用比較簡單和肯定的語言回答了主席的提問，因此得到了毛主席的稱贊。
和睦的家庭
我和朱琳結婚以後，兩人的感情非常好，她無微不至地關心我、照顧我，我也同樣地愛護她、照顧她。我們當時的收入不高，但為了不影響工作，請了一位保姆照顧孩子，所以每月的工資支出都要提前做計劃，至今大琳還保存著那時每月發工資的信封。我到外地出差時，幾乎每隔兩三天都要給大琳寫一封信，告訴她我到達地區的情況、風土人情以及風景名勝。她也經常給我回信，隻要我預定某一天到達哪個城市，她就提前把信寫好寄出，保證我到了目的地可以按時收到。當時電力繫統有調度電話，但是要公私分明，我不好用調度電話和家人通話，隻好寫信交流。那個時期，我們之間的兩地通信有好幾十封，但經過“文化大革命”，都沒有能保存下來，這是非常遺憾的事情。
我們結婚後，我母親特別盼望大孫子早點降臨。1959年6月7日，第一個兒子出生，取名李小鵬。兩年以後，1961年6月1日，第一個女兒出生，取名李小琳。這樣一來，我和朱琳之間就不直接喊名字了，我叫她大琳，和女兒小琳區分開，她叫我大鵬，和兒子小鵬區分開。這個稱呼一直延續到今天，也體現了我和大琳之間純真無瑕而又真摯的感情。
我們當時住在東北電管局的職工宿舍，叫東電後院，是一座新建的三層樓房，前面就是我的辦公樓，是同一個院子，在瀋陽市中心區以北的方形廣場附近，靠近南湖公園。給我分配的房子在二層，是一套兩居室，帶有一個衛生間、一個廚房和一個過道，使用面積34平方米。房子很新，公配家具除了雙人床外，還有寫字臺、一個衣櫃、一個沙發，把一間臥室兼辦公室擠得滿滿的。房子地面鋪了木地板，還用油漆刷了牆圍。按照當時的條件看，應該算是相當好的住房。我們在豐滿的時候沒有房子，一直住在招待所，到了瀋陽終於有了自己的房子，心裡很滿足。
1960年下半年，大琳第二次懷孕，預產期在1961年6月初。當時東北電管局在瀋陽沒有自己的醫院，鐵路局有醫院，鐵路局局長叫王樹恩，是我在延安自然科學院的同學，他年紀比我大，是華北聯合大學從前方回來的那一批學員之一。我找到他，請老同學幫忙，請他設法安排大琳到鐵路醫院生孩子。鐵路醫院不大，婦產科在一幢日式的二層小樓上，大琳就住進去了。
1961年，小琳快要出生的時候，我們把小鵬送到了北京他奶奶那裡撫養。臨行前，大琳專門為小鵬做了三鮮餡的餛飩。我們看著小鵬津津有味地喫著，喫完一碗又要一碗。想著兒子就要去北京了，大琳心裡有些酸楚。小鵬在北京生活的那段時間，有好幾次我們想念兒子的時候，就把小鵬接回瀋陽住一段時間。
1961年6月1日，是國際兒童節。我一直守候在產房的過道裡，焦急地等待著孩子的出生。到了中午12點鐘左右，我聽到產房裡面傳出了嬰兒啼哭的聲音。我看到母女平安，心裡纔踏實下來，就急忙趕去參加東北電管局召開的生產調度會議了。
小琳出生以後，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很多樂趣，但由於當時是三年困難時期最嚴重的時候，也給我們的家庭增加了不小的負擔。因為母乳有利於孩子的健康成長，所以大琳一直堅持自己喂奶，小琳喫了一年多的母乳。當時，大琳本身營養不良，又給小琳喂奶，影響了產後恢復身體。
那時大家生活都很困難，我作為高級技術人員，國家給了一些優待，所以生活條件比一般工人要好一些。小琳出生後，營養品的需求量增加了，食品需求也增加了，我當時騎著自行車到郊區的市場上買了一些蔬菜、雞蛋、小米等副食品，給大琳補充營養。後來經過局裡批準，訂了一瓶牛奶，晚上給小琳喝。有一天晚上，我們被小琳的哭聲吵醒，我對老奶奶說：“也許是餓了，拿牛奶喂她吧。”但奇怪的是，小琳一踫奶嘴就左右搖頭，並大哭，隻喝媽媽的奶。我們纔知道，每天的牛奶都被我們請來照顧孩子的老奶奶獨自喝了。
1962年，大琳的身體一直不好，經常頭暈、失眠，有時候還不想喫東西，身體日漸消瘦。大琳還病休了一段時間，工資調級受了影響，20年後纔調上。我們到醫院看過幾次。在當時瀋陽最好的醫科大學醫院，經過大夫的檢查，也沒有查出什麼結果。沒有藥物可以治療，隻能加強鍛煉，補充營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