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學研究院以弘揚湘學研究、推進文化強省為宗旨，通過整合省內外、國內外的研究力量開展湘學研究，從而達到宣傳湖南形像、擴大湖南影響、培養一代湖南新人的目的。作為湖南省湘學研究院院刊，《湘學研究》希望成為研究湖南的新平臺和宣傳湖南的新名片，既有代表湘學高水平的前沿學術成果，也有激勵人心的湖南歷史文化的知識普及。

【特稿】
文化自信的歷史基石與現實意義

【紀念周敦頤誕辰一千周年專欄】
周敦頤與儒學的第二次轉型——兼論周敦頤繫宋明理學之理論奠基人
宋儒度正編纂周敦頤文集的淵源、過程及其流傳概況
周敦頤與佛教
周敦頤《太極圖》淵源考

【湖湘歷史文化研究】
湖湘文化發展概論——《湖南文化史》緒言
張栻與朱熹和林用中的交遊唱和——以《南嶽倡酬集》為中心
曾國藩與李鴻章關繫述論（上）
王政慈與《劉武慎公（長佑）年譜》
劉蓉與駱秉章之關繫新考——以新發現的私信為視角
論羅澤南的理學經世學術思想
唐纔質、陳子展、楊樹達等人關於時務學堂的追記
長沙徐崇立著述考略
論毛澤東創新思想與湖湘文化的淵源

【湖湘文獻整理與研究】
何紹基《乙未歸湘日記》
郭嵩燾致陸心源書札補遺
黃興佚文23篇

【書評】
韓日道教研究的新進展——評孫亦平教授新著《道教在韓國》《道教在日本》
《湘學研究》來稿要求
《湘學研究》征稿啟事

《湘學研究（二〇一七年第一輯 總第九輯）》：
湖南同全國大多數地區一樣，在隋唐時代，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古代湖湘文化也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諸如歐陽詢、歐陽通父子“歐體”書法的創造，湘籍僧人懷素“狂草”的成就，由歐陽詢主纂的《藝文類聚》大型類書的問世，劉蛻、李群玉等人的詩詞創作，長沙銅官窯瓷器釉下彩技術的發明，佛、道二教在湖南所得到的弘揚和發展等，無不顯示出湖湘文化在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當然毋庸諱言，與中原及東部地區比較，當時的湖南還存在差距，中原王朝仍視湖南為“蠻夷”瘴煙之地，故常常成為朝廷“罪臣”貶謫之所。但湖南好比是“因禍得福”，王結、陽城、劉禹錫等都先後謫遷湖南各地為官；李白的“流放”地“夜郎”也處湘黔邊，他兩次歷遊湖湘；韓愈貶連州，與湘南毗連，他一度逗留於湖南；杜甫晚年失意落魂，湖南成其最後的歸宿地。這樣一批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大文豪以至“詩仙”“詩聖”，集聚湖湘，與湖南都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們在當地的“興教”“化俗”，及其詩文創作活動，對湖南文化的發展興盛和風尚傳統的演化、提高，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在中國其他文化區域是極為少見的。
五代時期，馬殷人據湖南，以潭州（今長沙）為首都建立楚國。這是湖南境內歷史上唯一的以長沙為中心所建立的國家政權。在近60年間，馬楚政權大體起到了“保境安民”的作用，加之經濟方面采取了獎勵農桑、注重水利、加強“茶馬交易”等諸多措施，文化方面則組建“天策府”，廣收人纔等，這促使湖南的經濟和文化在唐代的基礎上能繼續有新的發展。
兩宋時期，是中國也是湖南古代文化發展的一個特別重要的時期。宋王朝在中國歷史上雖然是相對弱勢的王朝，特別是在北方有遼、金政權與之對峙，長期相互爭戰，但它繼五代十國分裂之後，重建了統一的中央集權政治，推行與民休息、勸課農桑等政策措施，還一度進行某些改革，這有利於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而在文化發展方面，還出現了一些繁榮的景像，如“宋詞”繼“唐詩”而興起，歐陽修、蘇東坡等一批詩文大家的湧現；二程、朱熹等名儒的出世與“理學”的創立和傳播；留名後世的宋代“四大書院”與書院教育的推廣發展等，均可圈可點。
在兩宋時代，湖南隨著各地經濟得到進一步開發，發展速度加快，文化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發展勢頭。湖南是宋代理學的最初策源地，其開山大師就是湖南道縣的周敦頤；繼之，胡安國、胡宏父子在湖南講學傳道，朱熹、張栻在湖南的“會講”和辦學興教，作為理學“南脈”的“湖湘學”開始興起；書院大發展，“四大書院”中長沙嶽麓、衡陽石鼓即據其二。在其他的文化領域，如文學、藝術、經學、史地學、宗教等，宋代湖南也均有足以稱道的成就和貢獻。此外，由於宋王朝“開梅山”、治理“南北江諸蠻”，對湖南原土著民族地區進行開發，這些土著民族所保持的民族文化在宋代也開始引起關注。曾為官辰州（治所在今沅陵縣）的朱輔就其所見所聞特撰寫《溪蠻叢笑》一書，第一次繫統記述了沅水中上遊古“五溪”地區的民族風土人情。古代湖南代數十年間也獲得了新的發展。宋代列為“四大書院”的嶽麓和石鼓書院得到恢復重建，再度興盛；在文學、史學方面湖南培養了一批優秀人纔，如翰林學士、編修遼宋金三史的總裁官歐陽玄，即其中傑出代表；“工散曲”的馮子振則是中國南方少有的著名詞曲作家：曾世榮在中國傳統醫學方面的成就和貢獻也足以稱道。
明王朝朝的大一統局面，延續了近300年的統治。在長期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中，明前期所采取與實行的加強中央集權、完善行省和地方軍政體制、整頓吏治、獎勵墾荒、勸課農桑、興學重教等一繫列政策措施，使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都獲得了新的發展。至明中後期，商品貨幣經濟空前發展起來，在東南地區某些手工行業甚至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在文化領域，諸如各級官學和書院教育的大發展，取代宋“程朱理學”的“陽明學”（“心學”）的創立和傳播，《大明會典》、歷朝《實錄》和《大明一統志》等大型典籍的編纂，宋濂、王祎、方孝孺、李東陽等人的經史著述和古文詩詞成就等，在中國文化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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