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化形態研究》：
2.反映民族融合
北京為遼、明、清五朝建都之地，對各民族文化采取包容兼蓄的態度，北京文化的這一特點在碑刻中也有直接的反映。既有許多的多民族文字碑刻，也有豐富的滿文等單一民族文字碑刻，與數量龐大的漢文碑刻共存，形成北京碑文化特色。
北京現存的多民族文字碑刻主要是滿、漢、蒙、藏四體文字合璧碑刻。著名的有資福院碑、雍和宮碑、實勝寺碑、實勝寺後記碑、香山碧雲寺金剛寶座塔碑、萬壽寺碑、白塔山總記碑、喇嘛說碑、重修正覺寺碑等。這些碑刻之所以采取四體文字，有的是立碑緣由及碑刻內容確實與各民族有關，有的是事關重大需要彰顯其重要性，還有的是要著意體現皇帝和合各族的聖德。
比如實勝寺碑，是清高宗乾隆為征金川而親撰的碑文。從碑文內容來看，主要記述了實勝寺修建緣由，並記述了健銳營的設立。乾隆十二年（1747）清廷為征金川，在京郊香山設石碉以練兵，在石碉旁“就舊有寺新之，易其名日‘實勝’，夫己司之藝不可廢，己奏之績不可忘，於是合成功之旅立為健銳雲梯營，並於寺之左右建居之”。而實勝寺後記碑，是乾隆在平定準噶爾回部後親撰的碑文，主要記述在平定準噶爾回部之戰役中“（實勝）寺左右健銳雲梯營實居之營之兵是役效力為尤多，故不可不族其前勞以勸後進”，對健銳營的功績褒揚有加。前者為征金川，後者為平定準噶爾，都是乾隆自詡的十全武功之一，故兩碑皆以四體合璧形式鐫刻立碑，主旨在於宣揚乾隆平定叛亂、統一國家的彪炳功業，以期為各族民眾所謹記頌揚。
雍和宮《喇嘛說》碑，立於乾隆五十七年（1792），為方形石碑，四面分別刻滿、漢、蒙、藏四種文字。碑文為乾隆御制，而漢字碑文更是乾隆御筆工整楷書。此為清高宗親撰之宣示對喇嘛教政策的碑記。主要記述了清廷為治理蒙、藏問題，實施“興黃教，安眾蒙古”和“安藏輯藩，定國家清平之基於永久”的政治方略，尤其針對藏傳佛教活佛轉世中的諸多弊端所帶來的嚴重危害，進而確立革新之法——“金瓶掣簽”制度。
這些碑刻資料，體現出清代多民族文化的融合與交流，不僅對研究歷史上藏、蒙、滿族等與內地的文化交流和民族文化關繫問題有重要資料價值，對於探討這些民族文化發展傳播以及對內地的影響也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3.體現中外文化交流
北京長期處於國家統治的中心，也是中外文化交流融會之地。現存碑刻中有大量的中外文化交流、交融的史料。
比如牛街禮拜寺的阿拉伯文石刻。禮拜寺禮拜殿大殿外，有南北碑亭兩座，南碑亭碑是明弘治九年（1496）重修禮拜寺後所建《敕賜禮拜寺碑記》。碑文原用漢、阿兩種文字刻成，現已剝落不清。北碑亭建於明弘治九年，內立有明萬歷四年（1576年）所刻“名垂青史”碑，碑文為《敕賜清真寺重建記》。禮拜寺東南跨院內有兩座篩海朝初年從阿拉伯國家前來講學的伊斯蘭長老之墓。墓碑鐫刻古體阿拉伯文字，蒼勁有力，年代久遠，為國內少有的文物。學者根據墓石譯文及換算年代，考訂兩座篩海墳中西首的阿哈默德·布爾塔尼，十七年（1280）八月，推斷禮拜寺應十七年以前即已落成，很可能是在阿合馬掌權時期興建起來的。而兩位篩海，有可能是禮拜寺落成後的兩位掌教，先後逝世於此，而葬於寺之東南跨院的。這兩塊阿拉伯文墓碑，以及用漢文、阿拉伯文兩種文字所刻的《敕賜禮拜寺記》碑，是研究伊斯蘭教歷史以及中國與阿拉伯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實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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