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與文化叢書：莎士比亞歷代歷史劇比較研究》作者李艷梅搜集了有關莎士比亞歷雜劇歷史劇相當多的資料，進行了認真梳理，反思人類的復仇行為，挖掘人類情感生活與政治的關繫，指出它們在戲劇整體發展的基礎上，在社會動蕩、民族衝突的直接促發下興盛起來。作者認為，歷史劇的創作必然受到歷史記載的影響，但是它遵循的是文學創作的規律，體現的是作家主體精神和藝術創作風格。同一歷史題材會反復出現在不同時代、不同國家或民族的作家筆下，形成歷史劇的流變現像。該書選取“趙氏孤兒”和“昭君出塞”的歷史事件及法國愛國主義女英雄貞德的形像作為歷史劇流變的典型加以探討。歷史劇的流變現像表明，歷史劇表達出作家所處的時代精神，在處理其他國家或民族的歷史題材時，作家依據本民族的文化傳統及藝術審美習慣加以改寫，充分體現主體創作意圖。

歷史劇是連接歷史與文學不同學科的一種特點鮮明的藝術樣式，它以史實為基石，以文學創作和藝術表演為本質特點，以人類普世價值觀念為靈魂，長久以來，在藝術大家庭中生機勃勃。
《比較文學與文化叢書：莎士比亞歷代歷史劇比較研究》通過莎士比亞代作家筆下的歷史劇進行比較研究，對歷史劇的類型、創作方法、風格等方面進行了深入探討；對於二者共同出現的戰爭主題、復仇主題以及愛情主題的歷史劇本進行具體的文本分析，表現兩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彰顯出自古以來共存的人文情懷。歷史劇的演變、流傳以及現代影視傳媒的再創作，共同展示了世界各民族歷史發展中凝聚的不屈的奮鬥精神，一種超越自我、征服世界、追求永恆自由的西緒福斯精神，正是這種悲劇精神使歷史與藝術交彙在一起，它也是歷史劇重要維度，與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一起共同構建了三維立體的歷史劇大廈。

李艷梅，1971年7月生，內蒙古赤峰人，浙江工商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主要從事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教學與科研工作。1994年畢業於內蒙古大學漢語言文學繫，獲文學學士學位；2000年畢業於東北師範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2007年畢業於上海師範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2007年11月至2010年3月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曾主持和參與多項省部級、教育廳、文化廳課題，發表《丑角的“力”與“美”——莎士比亞歷史劇中丑角群像》、《莎士比亞歷史劇的人物塑造方法探析》、《論歷史劇的悲劇精神》等論文，出版專著《莎士比亞歷史劇研究》。

緒論
一歷史劇的界定
二論題的確定
三本書討論的歷史劇篇目
四研究方法
五重點及難點

第一章歷史劇的要素
第一節歷史劇的出現與繁榮
第二節歷史劇的三要素

第二章歷史劇的創作方法與風格
第一節歷史劇的分類
第二節歷史劇的創作方法與風格

第三章莎士比亞歷代歷史劇的主題比較
第一節戰爭主題的歷史劇比較
第二節復仇主題的歷史劇比較
第三節愛情主題的歷史劇比較

第四章歷史劇的演變與流傳
第一節莎士比亞歷史傳播
第二節代歷史劇的演變與西傳
第三節歷史劇女性形像的流變

第五章歷史劇的悲劇精神
第一節歷史劇的悲劇審美意義
第二節歷史劇悲劇審美體現的原因
第三節悲劇精神：歷史性與戲劇性的統一
參考文獻
後記

他考證《薛仁貴》、《孟良盜骨》的本事，目的就是“詳錄史文以證雜劇之主誣”，提倡劇“與史合”，反對“謬悠其說”。如他對昭君戲的評價，他認為馬致遠的《漢宮秋》語言音律“可稱絕詞曲選》取為第一，“良非虛美”，但不足之處有二：一是《西京雜記》所誅畫工共有六人，“東籬則歸咎毛延壽一人”；二是劇本“本青塜事”卻根據傳說“謂昭君死於江帝一夢作結”。他器重的是明代陳與郊《昭君出塞》：“一本《西京雜記》”，不言其死，亦不言其嫁，“寫至出玉門關即至，最為高妙”①。
但是，也有對史劇的歷史因素“不以為然”者。同樣是清代的文人凌廷堪（1757-180代歷史劇的基本態度是把它們看成歷史故事劇而非嚴格的歷史劇。在他人史劇風格就是以“戲”的標準去處理、取舍史實。他以《王粲登樓》和《梅香》為例，進一步闡釋了自己的觀人雜劇事實多與史傳靠近，明其為戲也。”據此，他反對從本事的角代史劇的優劣，因代史劇“格律”和“體例”的藝術特點格格不入，“後人不知，妄生穿鑿，陋矣”。凌氏的史劇標淮可能失之於寬，但似劇之神韻②。可見，在早期歷史劇的批評中，就已經出現了歷史劇重“史”還是重“劇”的爭議，爭議的最終目的是試圖在歷史劇的創作中找到史學與文學二者的平衡點和聚集點。
進入現代，中國也出現過對歷史劇的集中探討。“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中國文學家開始引進西方戲劇理念和創作方法，“文明劇”即話劇在中國興起。田漢、郭沫若等一批中國話劇的先鋒進行了大量的話劇實踐，其中也有不少歷史題材的作品，並且對怎樣寫歷史劇也進行了討論。
20世紀40年代在歷史劇創作一度繁榮局面下，發生了有幾十位文藝界人士參加的歷史劇問題討論會，我國現代歷史劇理論於此成形，其表現就是形成了兩條共識：“歷史真實”的原則和“古為今用”的原則①。所謂“歷史真實”，是指歷史劇既然以歷史為題材，就必須正確地表現歷史的真實；“古為今用”是指歷史劇是為現實服務的，絕不是為歷史而寫歷史。這兩條原則首先明確了歷史劇要以真實的歷史為題材，而不能依據傳說等不可信的故事來創作，同時它明確了歷史劇為當代服務的性質。但不足之處也十分明顯：“歷史真實”的原則表現了以史為本位的傾向，把表現歷史真實當作史劇的一條重要標準，事實證明，它對創作主體性產生了很大的束縛；“古為今用”的原則實際上有著為現實政治服務之嫌。
當然，中國此時期的歷史劇創作和理論探討也有不同於這兩個原則的聲音，郭沫若就是這樣的一個代表人物，他不僅創作了《屈原》，《棠棣之花》、《三個叛逆的女性》等歷史劇作，同時也發表了他對歷史劇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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