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克斯·瓊斯的《正在逝去的新聞》是一本重要的書籍。該書見解精闢，可讀性強，隻有像瓊斯這樣的偉大記者和故事高手纔能寫成。這本書不僅僅是關於記者和他們的職業，也不僅僅是為記者所寫，它是所有關心美國的現在和未來的美國人都必須要讀的。”
——丹·拉瑟（Dan Rather）

★“就對新聞的了解而言，沒有人比得過亞歷克斯·瓊斯。沒有人在觀察新聞時能像他一樣剛正不阿，也沒有人比他更深切地關心著新聞的未來。本書同時還證明，撰寫新聞主題的內容時沒有人能像作者一樣既有說服力，又嫻熟優雅。他是新聞的捍衛者。”
——羅傑·羅森布拉特（Roger Rosenblatt）

★“亞歷克斯·瓊斯憑借自己作為普利策獎獲獎記者和報業家族第四代成員的特殊經歷，以很高的可信度講述了下面的問題：新聞為何如此重要，新聞又如何失去了方向，以及如何振興作為民主社會基石的新聞。”
——霍華德·加德納（Howard Gardner）

《正在逝去的新聞：民主制溫床的新聞之未來》：
核心新聞的下一層或許可以被稱作“釋義性新聞”，它需要投入更多的時間並具有更強的專業性。隻有通過深入探究事件的主題，與信息提供者進行談話，挖掘數據，搜集事實，處理復雜關繫，纔可以做出該類新聞。當美國老年人在選擇他們的處方藥方案產生困惑時，釋義性新聞能幫他們進行比較；這類新聞可以毫無偏見地調查支持和反對全球變暖的證據，然後不偏不倚地將結果呈現出來，引人深思。可以這樣說，釋義性新聞是“增強版”的跟蹤報道性新聞。如果跟蹤報道性新聞需要付出努力和保持強烈的好奇心的話，釋義性新聞需要更深入的知識和更強的專業性，甚至需要更多的時間投入。
在新聞鏈頂層的是調查性新聞報道。這是要求最高的一種新聞形式，因為它不僅需要時間和專業能力，而且被報道的對像往往會極力保密。調查性新聞的內在含義是它是一種權勢人物不希望公眾知道的新聞。往往，這類報道起初都從見證性新聞報道開始。最有名的一個例子就是水門事件的報道。1972年，鮑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還隻是《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的一名低級別的都市版記者，剛剛入職9個月。當隻不過是一種傳播繫統。雖然當前電視新聞驟減，商業電臺中的新聞幾乎消失殆盡，但對鐵芯新聞造成真正衝擊的卻是報紙業的經濟危機。
迄今為止，新聞的鐵芯或多或少受到一種經濟模式的保護，這種經濟模式能夠為新聞提供讀者和廣告商不會提供的額外資源。鐵芯新聞尤其是調查性報道成本高，而且有跡像表明很多人對其也不感興趣。在未來的媒體經濟中，冷冰冰的數字指標將很大程度上決定新聞開支的標準。鐵芯的規模和質量將直接取決於喜歡該類新聞的觀眾對其進行的經濟支持。需求主導！也就是說，從國家層面講，大量新聞將流逝。我們會有很多談話類新聞，即斷言性新聞，但是由專業的新聞工作者報道的嚴肅新聞將會減少。
在鐵芯的內部，新聞分不同等級，每一類新聞都有重要作用。第一類可以被稱作是見證性新聞。它為民主制度做出相當大的貢獻，是問責新聞最基礎的部分，因為它使民眾對於他們所處的世界和權力走廊中正在發生的事情有基本的了解。不管是關於美國白宮的還是世界各地的頭條新聞，部分都是親歷事件的新聞工作者對其進行的報道。例如對卡特裡娜颶風和阿富汗、伊拉克戰爭等事件的第一手報道，是這類新聞中最具挑戰性的；類似的如記者告訴人們市長新聞發布會上或學校董事會議上發生的事情也屬於見證性新聞。作為可靠的公眾代理人——即人民的耳目——進行如實報道是鐵芯新聞的主要內容，這也是新聞報道最直接的一種形式。記者的責任是將其直接報道出來，並盡可能地接近事實的真相。
……

1986年1月凌晨3點，賓館房間煙霧繚繞，桌子上扔著喫剩下一半的三明治和幾杯淡淡的冰茶——這是我作為新聞工作者最美好的時刻。在美國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市（Louisville，Kentucky）的凱悅賓館（Hyatt Hotel）裡，我已經連續奮戰5天，忙著撰寫關於該鎮上最有聲望的家族——一賓漢姆家族的故事。賓漢姆家族經營著《信使日報》（Courier-Journal）和《路易斯維爾時報》（Louisville Times），享有肯塔基州第一公民的美譽，但家族紛爭促使他們突然宣布賣掉這兩份報紙。我立即乘飛機趕到路易斯維爾市，為《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報道這一消息。我負責的領域就是報業本身的演變。
《信使日報》或許可以稱為是全國最好、最受敬重的地方報紙，因而賓漢姆報業帝國的崩塌是一個晴天霹靂，而且對於美國零星的幾家報業家族來說也是一個重大打擊，他們一直把賓漢姆報業家族看作是成功和獨立經營的楷模。
對我來說，這也是極好的“消息”。寫了兩篇快訊之後，我為爭取能繼續留在路易斯維爾的機會和遠在紐約的編輯吵了起來。我想寫一篇能深入了解該報業家族變故的長篇報道，但由於我在《紐約時報》纔待了兩年時間，編輯很不情願把這份差事交給我，他已經有了更為資深的人選。但是通過努力爭取，我成功說服他給我這次機會。5天來，我近乎瘋狂地采訪，盡可能地和每一位能透露該報業家族分裂原因的人談話，到了晚上我一遍又一遍地把一條條消息寫下來，終於寫成了6500字的報道。對於《紐約時報》的文章篇幅來說，這幾乎是一部小說了。那幾天，我沒日沒夜地工作，隻靠喝紅茶抽萬寶路煙勉強度日。
很幸運的是，賓漢姆家族的人願意接受采訪。我恰好聯繫到了老巴裡，賓漢姆（Barry Bingham Sr.），他是個不願意吐露心聲的人，但此刻他卻異常坦率地告訴我他自己和他們家族的事情。他解釋說他做出出售報紙的決定是由於他兩個兒子的英年早逝以及其他三個孩子不斷的爭吵，他還告訴我他家裡那種緘默的氛圍導致憤怒積聚，家人從來沒有面對面開誠布公地交流來排解這種憤怒。我在他公開宣布出售其報紙的當天去他辦公室采訪他，那天他的兒子公然譴責他的決定。他看起來驚慌失措，滿面愁容。他說：“或許，如果我們能像拉美裔家庭那樣，吵吵鬧鬧，哭哭嚷嚷，然後相互諒解，和和睦睦，我們家庭會更好些吧，但是我們不是那樣的家庭。”
我的文章定於那周周五晚上拿去刊印，周日將出現在《紐約時報》商業板塊的頭版，因此最後交稿的截止期限是周四。周四凌晨時分，四周一片寂靜，在我那笨重的電腦上我把最後幾個字敲好發給了紐約。
我馬上打電話給我妻子蘇珊·提夫特（Susan Tifft），她是《時代周刊》（Time）的作家，那時正在我們的紐約公寓裡睡覺。我把她叫醒，難以抑制自己的激動之情，對半睡半醒的愛人說：“這是我做過的最棒的一件事。”或許已算是老調重彈（她已經聽我說過很多次），但是我的心跳不斷加速，我已經盡了我最大的努力。我知道我寫的這篇文章將以一種特殊形式使讀者和賓漢姆家族聯繫起來。這篇文章將抓住讀者的眼球，使他們一直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