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以何種方式改變世界——紀念“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40周年本書所收錄的是作者多年來圍繞“哲學何為”這一主題所發表的一繫列論文。哲學如何存在，或者說哲學如何更為合理地存在，這是事關哲學思想智慧活力的根本問題。文集中收集的論文從多個層面和視角展開了對這一問題的思考。2018年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暨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40年前的哲學爭論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回應了“哲學何為”這一課題，至今餘音不息，常令人深長思之。故把這篇紀念“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小文作為文集代序，以致敬那些思想解放的先驅者，致敬偉大的改革開放。本文集的編輯過程中，我的研究生彭雙貞、李亞琪、王一帆、田帥帥、潘愷邦等做了大量具體工作，特此致謝！“哲學家們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頁。，這一鐫刻在馬克思墓碑上的警句可能是馬克思卷帙浩繁的著述中影響最為巨大深遠、流傳最為廣泛的名言。40年前，我們國家圍繞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進行的思想大討論，掀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幕，開啟了中國近40年來社會的大變革。也正因如此，“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歷史文獻以及圍繞其所展開的哲學和思想爭鳴，成為當代中國以哲學的方式影響和改變社會進程和發展方向的經典個案，甚至可以說，把它放到整個近代以來人類思想史和社會發展史，這一事件也堪稱哲學“改變世界”的值得紀念和回味的經典範例之一。可以毫不過分地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凸顯了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十一條的真諦和精髓。
今天，我們紀念“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思想大討論暨改革開放40周年，當年的具體歷史條件已不可復制和重現。但對於哲學而言，它彰顯的一個重大課題卻具有超越時空的永恆意義，那就是：哲學與我們所生活其中的現實世界究竟是什麼關繫？哲學究竟應以何種方式介入和參與現實社會進程？或者說，哲學應以何種方式改變世界？
一揭開封閉整體的“裂口”:為“改變世界”開闢道路
充分發揮哲學的反思批判本性，揭開封閉整體的“裂口”，從而為“改變世界”開闢道路，這是哲學改變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
哲學改變世界，隻能是以一種哲學的方式，而哲學的方式意味著，哲學始終是一種“思想”，它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轉化為“武器的批判”和“物質力量”，但無論在表現方式和存在方式上，哲學首先直接的是一種“理論”的“批判的武器”。作為“批判的武器”，哲學改變世界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通過打破事物的封閉循環，揭開封閉整體的“裂口”，使之暴露自身的非自足性和非完美性，從而推動其突破其曾被視為神聖不可逾越的絕對的界限。哲學先行揭開了事物的“裂口”，並促使人們自覺到這一“裂口”，而一旦人們意識到這一“裂口”，其後果就如同馬克思所說：“謬誤在天國為神所作的雄辯一經駁倒，它在人間的存在就聲譽掃地了”《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頁。，這就為“拋棄關於人民處境的幻覺”和“拋棄那需要幻覺的處境”，從而為“改變世界”、推進人與社會面向未來的新的可能性開闢道路。
眾所周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最為重要的歷史背景是“兩個凡是”的盛行和人們對它的無條件迷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這樣描述這種歷史背景：“現在‘四人幫’及其資產階級幫派體繫已被摧毀，但是‘四人幫’加在人們身上的精神枷鎖，還遠沒有完全粉碎。毛澤東同志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曾經批評過的‘聖經上載了的纔是對的’這種傾向依然存在。無論在理論上或實際工作中，‘四人幫’都設置了不少禁錮人們思想的禁區。對於這些禁區，我們要敢於去觸及，敢於去弄清是非。科學無禁區。凡有超越於實踐並自奉為絕對的禁區的地方，就沒有科學，就沒有真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隻有蒙昧主義、唯心主義、文化專制主義”，這即是說，“兩個凡是”意味著存在某種自因自足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威，它構成了人的思想和行為不可逾越的界限並規範和決定了社會生活的全部形式和內容，正如該文所述，它要求人們的全部生活躺在“現成條文上，甚至拿現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無限豐富、飛速發展的革命實踐”。
這種歷史的背景，正是法國哲學家巴迪歐所說的“哲學性的情境”。巴迪歐對“哲學性的情境”作出這樣的規定：“哲學情境的第一個定義是：弄清選擇，作出決斷。哲學情境的第二個定義是：弄清真理與權力之間的距離”，［法］巴迪歐：《當下的哲學》，藍江、吳冠軍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版，第9頁。這即是說，面對特殊的歷史課題，哲學必須作出選擇，必須弄清其追求的真理與占據絕對控制和支配地位的、對人們的思想和生活實施專制和壓迫的“權力”之間的距離。這種“哲學性情境”，為哲學介入當下，改變歷史和現實提供了契機和空間。
正是充分把握和利用了這一“哲學性情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為“改變世界”，為推動中國社會歷史的進程找到最為切近、最有力的方式，那就是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馬克思主義哲學最基本的認識論原理”（原文語——引者注）扯開了那些“現成的條文”的“裂口”，使“凡是”失去了其神聖的色彩，隨著“裂口”被揭開，其對現實生活的規範力量和支配地位隨之坍塌和喪失，新的可能性世界於是向人們悄然敞開，哲學改變世界的功能也在此“情境”中得到了充分顯示和發揮。
“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之所以能夠扯開“裂口”，最關鍵和要害之處在於它發現了使“現成的條文”顯露“裂縫”的有力切入點，即與僵死的“現成條文”相對立的活生生的“實踐”，以人“實踐活動”為基點，前者的非自足性和非完整性將暴露無遺：生活實踐總是“全面而豐富的”，與之相比，任何思想原則和理論話語都是“片面”而“抽像”的；生活實踐是包含和容納無限“異質性”的“大全”，與之相比，任何思想原則和理論話語都是“同質”的“同一性”；生活實踐總是顯現為不斷面向未來的“歷史性”，與之相比，任何思想原則和理論話語都是相對“凝固”的“非歷史性”……因此，相對於生活實踐，一切理論都是有限和相對的，後者具有基礎性和本源性的地位。生活實踐所具有的異質性、全面豐富性、歷史性等，意味著任何試圖思想教條和理論話語都無法獲得對它的“終極”把握，企圖從有限的思想原則和理論話語出發，以生活實踐這一“無限的總體”為認識對像，去實現對它的“總體性”規定，必然導致對生活實踐的僭越和抽像。
可見，在實踐活動的平面上，“現成的條文”和被絕對化的“凡是”性思想原則和理論話語賴以存在的自我閉合的圓圈和循環在根本處被擊破，它們不再是自足自因的、不可挑戰的神聖偶像，而是根源於實踐活動並被實踐活動所制約和規範。也就是說，由神聖思想原則和理論教條的自我迷戀及自我崇拜所編織而成的虛幻整體被實踐活動所炸開，它必須向生活實踐保持開放獲得自己的內容和形式，正是在這種敞開中，思想原則和理論教條的“裂口”及“漏洞”被清晰地顯示，它失去了對於現實生活和社會歷史發展曾經擁有的規範力量和指引功能。在此前提下，面向未來的社會變革纔成為可能。
40年過去了，隨著學術水準的提升和反思深度的拓展，人們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命題提出了種種學理上的商榷和質疑。但過分糾纏於細節，其結果將淡化和模糊其“改變世界”的哲學意義。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這一“哲學事件”最重大的意義之一是撕開了抽像教條和神聖偶像的“裂口”，從而為“改變世界”鋪平了道路。它最恰切地了顯示了哲學“改變世界”的方式，最本己地體現了哲學“改變世界”的功能，這纔是我們從中最應該反思和總結之根本，也是其超越時代的恆久意義之所在。
二通過轉變思維方式推動社會文明進程
通過轉變思維方式來改變人們的行為和生活方式，推動社會文明進程，這是哲學“改變世界”的另一重要方式。
人們常對哲學寄予不切實際的期待和希望，認為哲學將提供其他具體學科無法提供的更高級的“特等知識”或解決所有問題的“萬能方法”，這種觀點所體現的正是馬克思所批判的“解釋世界”的哲學觀。但如果從“改變世界”這一哲學視角出發，我們就將自覺地放棄哲學的這種自我理解，並自覺到：通過“思想治療”，揭示人們思維與觀念中所存在的“病癥”及其種種癥候，改變人們看待事物的視角和眼光，轉變人們理解世界的思維方式，並以此為“改變世界”開闢現實的道路，是哲學的重要功能之一。在此問題上，伯林的概括頗為中肯：哲學家對世界的影響，“是通過改變看待問題的角度；是通過轉移重點，通過置換、通過轉換被迷惑者的視角、使他們看到以前看不到的差別，或者認識到他們曾十分強調的差別實際上並不存在，或是出自混亂或缺乏洞見”［英］伯林：《現實感》，潘榮榮、林茂譯，譯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頁。等方式實現的。
通過轉變人們的思維方式進而“改變世界”，這一理解基於如下自覺認識：人之區別於自然存在物，在於其行為和生活，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社會歷史，都深受人的觀念和思想的影響，正如阿爾都塞所言，人是“意識形態”的動物。然而，人的觀念和思想對人的行動、生活和社會歷史的影響具有雙面性或兩重性：它既可能使人變得更加理性和成熟，又可以把人帶入迷亂和瘋狂，既可能促進人的自由創造並因此推動社會的文明進步，也可能成為僵化教條並因此阻滯社會的文明進步，既可能成為人逐漸從“幼稚”走向“成熟”的“啟蒙”力量，也可能試圖讓人停留於“幼稚”的“蒙昧”狀態而成為“啟蒙”的敵人。觀念和思想所具有的這種雙重效應，構成哲學所必須關注和回應的又一重要的“哲學性情境”，它要求哲學作出回答：如何“治療”思想和觀念的“病癥”，防止和規避它對於人的行動、生活和社會歷史所帶來的風險和惡果，如何轉換思維方式，使思想和觀念成為推動人與社會不斷文明進步的內在積極力量？毫無疑問，這既是一個“觀念選擇問題”，更是一個與“改造世界”相關的“生存實踐問題”。
基於上述觀點，我們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的另一重意義在於它為推動改革開放以來哲學思維方式的轉換，並因此為推動當代中國社會變革開啟了先聲。以它為肇始，改革開放40年來哲學思維方式的轉換成為中國社會變革的重要思想力量，或者說，它為哲學通過觀念變革與思維方式的變革影響中國社會發展破除了障礙，打開了通道，使得通過以觀念變革與思維方式變革推動中國社會變革，成為哲學發揮其功能的重要“出場”方式之一。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命題一開始所強調的馬克思哲學實踐觀點的認識論意義，但隨著人們對馬克思哲學研究的深入，實踐觀點被人們進一步把握為馬克思哲學整個世界觀的基本觀點，並被確立為馬克思哲學理解人、世界以及人與世界等重大問題的基本思維方式。以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取代先驗的“先驗主義的本體化的思維方式”，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領域，是一次具有範式性的哲學觀念變革。40年過去了，當越來越多的人把這視為不言自明甚至“稀松平常”的觀點的時候，卻遺忘了這一觀念的變革和思維方式的轉變在當初所經歷的艱難。這種艱難不僅源於純粹觀念的層面，更源於觀念變革背後所牽動的社會現實變革。新中國成立以來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以一種先驗主義的本體化的思維方式，以教條主義的態度理解社會主義，把社會主義變成了馬克思所批判和否定的那種“應確立的狀況……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的先驗原則和抽像教條，並從這種先驗原則和抽像教條出發，強制性地要求現實與之相適應，從而使這種社會主義完全失去了現實生活的基礎；與此不同，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不再把先驗的原則，而是把實踐活動所創造的人們的現實生活理解為“真實的存在”，認為後者纔是對人而言的最為“原始的現像”，這是一次與“現像學還原”具有相似意義的重大轉向：它把那些抽像的、先驗的、本質主義的“終極實體”懸置起來，而把實踐活動以及根源於實踐活動的現實生活把握為自足的“事情本身”和無條件的、無須其他外在條件的、構成全部解釋和證明“終端”的真實存在。正是在這種新的觀念和思維方式的引導之下，我們纔回到中國人和人類現實生活的堅實大地，纔有可能有“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也纔能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纔有可能獲得合法性並在現實中成為可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纔有可能擺脫“褻瀆神聖原則”的污名而成為改革開放的重要主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小康社會”等話語及其實踐纔能告別虛幻空想的“天國”並貼近中國人現實生活，等等。可以清楚地看到，這種哲學觀念和思維方式的轉換對於“改變世界”，即推動當代中國社會的現實進程具有特殊的意義。
實踐思維方式對先驗主義的本體化思維方式的超越，帶來了一繫列哲學觀念的改變。在此僅以對人的“物化”觀念的克服以及人類學思維方式的自覺為例說明這一點。這裡所謂人的“物化”觀念，意指一切把人當成客體、工具和手段的思維方式，它包括但不限於把人在資本邏輯控制和支配下的、把人視為商品、貨幣、資本的從屬物這一意義上的“物化”，把人當成歷史的工具、當成抽像觀念的工具等，實質上都是把人當成如同物一樣的、沒有自由意志和人格尊嚴的如同物一般的存在者。當我們把某種觀念神聖化，把某種無人身的歷史及其目的神聖化，並把人視為實現這種觀念或歷史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時，所體現的正是這種物化思維方式。與此不同，人類學思維方式則要求把人視為內在的“價值主體”，把人的發展視為經濟、社會和歷史等一切領域的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處，把人的尊嚴和幸福視為這一切最為重要的價值目標。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圍繞著哲學教科書體繫的改革、主體性問題的探討、市場經濟與人的發展關繫的哲學反省，以及對文化哲學、價值哲學、發展哲學、社會哲學、政治哲學等的探索，都從各個維度彰顯了人的生命存在不可還原和被抽像力量所消解的目的性、豐富性和具體性。
哲學的這種觀念變革與思維方式轉換，以一種特有的方式有力地推動了當代中國社會進程。人的價值、權力和尊嚴，人的主體自我意識等這些曾長久遺忘的概念和話語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重新獲得了活力，“以人為本”“有尊嚴的幸福生活”“以人民為中心”等被寫進黨和政府工作報告和國家文件。不可否認，在此過程中，哲學以其特殊的方式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它啟示我們：隻要人們還在思考，通過改變理解世界的觀點從而改變世界，哲學這一介入現實生活的方式就將永遠被人們所需要。
三通過對現實社會“矛盾”的反省推動世界的改變
眾所周知，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對資本主義社會“內在矛盾”所做的深刻反省，是馬克思重要的理論貢獻，正是通過這種分析，馬克思哲學纔成為“改變世界”、影響現代世界的偉大思想家。在《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一書中，哈維運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方法，分析了當代資本主義中“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勞動的社會價值與它的貨幣表現形式”“私人財產與資本主義國家”“收入與財富的不平等”“自由與控制”“資本與自然界的關繫”等“資本社會”的各種矛盾，認為馬克思所開闢的矛盾分析方法，為“投入戰鬥、對抗資本體制中所有其他形式的歧視、壓迫和暴力壓制”提供了重要的推動力量。［美］哈維：《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許瑞宋譯，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330頁。
這一事實啟示我們：“矛盾分析”是哲學重要的工作方式，也是哲學“改變世界”、影響人與社會發展的重要方式之一。運用反思批判的眼光，透過事物的表像，解除種種虛假偽裝掩飾和扭曲所造成的對“事情本身”所導致的遮蔽，從而引導人們“回到事情本身”，並因此推動人們采取合理的行動並達到“改變世界”的目的，這是哲學區別於其他學科的重要體現。而要透過“表像”，解除“遮蔽”，一個重要策略是深入對事物內在矛盾的分析和揭示中，並推動其超越“矛盾”，向新的可能性敞開空間。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重要貢獻之一就是把人從“非此即彼”的“兩極對立”的思維模式中擺脫出來，為人們自覺理解和揭示現實生活的復雜性和矛盾性打開了空間。
瓦解矛盾的、在絕對不相容的兩極對立中思維，是前述先驗主義的、本體化的思維方式模式的重要特點，按照黑格爾的說法，它“以抽像的有限的知性規定去把握理性的對像，並將抽像的同一性認作最高原則”，［德］黑格爾：《小邏輯》，賀麟譯，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109頁。而“按照有限規定的本性，這種形而上學的思想必須於兩個相反的論斷之中”，“肯定其一必真，而另一必錯”，同上書，第101頁。它“僅堅執片面的知性規定，而排斥其反面。……獨斷論堅持各分離的規定，當作固定的真理”。同上。在對待矛盾的雙向度領域時，它把先驗的本質規定作為絕對中心和終極尺度，來“統一”矛盾的另一極，以本質世界來統一現像世界，以超感性世界來統一感性世界，以真理世界來統一意見世界，以“自由”世界統一“非自由”世界，等等，構成為其最基本的思維定向。
與此相反，實踐活動恰恰是一種矛盾性的活動，自然性與自由性、感性與理性、因果性與目的性、被動性與受動性等矛盾性的因素和向度在實踐活動中否定性地統一在一起，生成我們充滿矛盾的、活生生的現實世界。對這些矛盾關繫中任何一方面的抽離，都將會使人的現實世界失去其現實性。這一點構成了人區別於其他存在者的獨特之處，純粹的自然物或純粹的超自然物（神）都是無所謂“矛盾”和“悖論”的，前者是鐵板一塊的“死的物質”，後者是極端超越的神聖世界，單極性、單向性構成了其存在的基本特性，唯有“人的存在”及其世界充滿矛盾性和悖論性。在此意義上，堅持實踐觀點，必然意味著超越兩極對立的觀點並堅持矛盾的觀點。
在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中，實踐觀點的上述思想內涵並沒有完全被觸及。但是它為逐漸展開這一思想內涵並顯示這種理論效應準備了重要的前提。改革開放40年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領域所討論的現代性與反現代性的矛盾、資本的利用與資本的馴服的矛盾、個人主體性與共同體的矛盾、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的矛盾、社會的分化與社會的統一性的矛盾等，都是我們的現實生活展開中並對於社會發展具有根本性意義的重大問題，對它們的自覺反省，有力地提升了人們對自身生存狀態的自覺，並為“改變世界”，推動社會變革發揮了其特殊的作用。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僅舉兩例來說明這一點。
首先以“資本的利用”與“資本的馴化”的矛盾為例。隨著以實踐標準討論為肇始的思想解放的不斷深入，曾被視為“萬惡之源”的“資本”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的地位被重新評估和肯定，“徹底消滅資本”的主張和做法被“利用資本”的立場所取代。“資本的利用”以及以此為重要前提的“市場經濟”成為推動生產力發展的重要策略。而且，圍繞著市場經濟對於擺脫人的依附關繫，推動個人的獨立性所具有的重大積極意義，或者說，對於市場經濟在“經濟之外”所內蘊的價值規範內涵，人們也給予了越來越多的關注。但另一方面，“資本邏輯”自身固有的擴張和膨脹傾向以及它對經濟生活之外的其他領域所具有“總體性”的滲透和操控本性，卻又使物質主義、消費主義意識形態、意義危機、自由喪失等韋伯以來的社會理論家、思想家揭示的社會病癥顯露出來，“抽像對人的統治”成為現實生活中實實在在的威脅，在此情況下，如何“馴服資本”也就成為一個重要課題凸顯出來。“資本的利用”與“資本的馴服”於是成為現實社會發展過程中一對尖銳的矛盾。正是在對此矛盾的反思中，圍繞如何在這一矛盾的張力中重構中國特色的“新型現代性”，學者們通過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思想的深入研究，尤其在對資本邏輯限度的反省方面，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應該說，這些工作一方面是對中國社會“新型現代性”的實踐的回應，另一方面又反過來在一定意義上影響了這一實踐。
再如“個人主體性”與“共同體”矛盾。20世紀80年代的主體性問題的探討，把“主體性”把握為馬克思哲學重大的思想理念和理論原則，它要求承認和發揮主體的創造性和積極性，使之成為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源泉，要求一切都經過理性的反思和省察，在主體的批判性眼光面前證明自己的存在合法性；要求確證個人的“存在價值和權力”，而不是把人作為達成自己目的的手段；等等。這一切在深層體現了為中國現代性建構奠定價值規範基礎的努力，與80年代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時代精神有著內在的呼應關繫，為喚醒人的主體自我意識，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作出了獨特的貢獻。但是，隨著現代性進程的深化，“主體性”原則所具有的局限性和片面性逐漸顯露出來，“主體中心”與“自然的價值”、“個人自由”與“社會團結”、“個體性”與“共在性”、“自我”與“他人”等之間的矛盾凸顯出來，如何超越主體性原則內蘊的“對像性邏輯”，尋求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交互性”而非“對像性”關繫？在此背景下，一些學者通過對馬克思哲學關於人歷史發展三階段學說的闡發，對其“自由個性”思想的研究，尋求“個體”與“類性”內在的統一，從而在一個更大的視野中拓展和重構“主體性”的內涵，一些學者對馬克思社會關繫思想的考察，並融合西方“主體間”性思想成果，尋求個人與共同體矛盾的辯證和解的可能性，還有一些學者從馬克思哲學的相關思想出發，結合當代哲學的重要成果，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可能性和現實性進行了多方面的思考，等等。很顯然，哲學中所做的這些探索與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現代性建構進程日漸深入和復雜這一現實情境是密切相關的，它對於在充分吸取現代性成果的前提下，避免西方現代性的弊端和陷阱，不斷調整我們現代性的目標和途徑，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通過對現實社會內在矛盾的反省，從而影響社會發展，這種哲學“改變世界”的方式體現著馬克思哲學的靈魂，尤其隨著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人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需要與發展的不充分和不全面之間的矛盾”成為關於新時代中國社會基本矛盾的判斷，哲學這種切入現實生活的方式將獲得更大的思想空間。發揮哲學的理性反思功能，研究和探討這一基本矛盾的具體表現、根本特點和內在趨向，為不斷克服和超越這一矛盾提供思想力量，在此過程中，哲學“改變世界”的功能將得到更充分的體現。
賀來
2018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