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文學》繫作者歷年思考的一次總結，表露了作者的文學觀。文學成其為“現代”，不僅僅是因為文學表達方式的興替，它更是一種全方位的包括制度環境、文學觀念、消費理念，乃至生產方式、物質載體等在內的綜合繫統工程的結果。
《制造“新青年”：“五四”前後的鄭振鐸》《論魯迅小說與古代小品關繫》《論〈創業史〉“敘述”的意義與突破》《〈寒夜〉中的陰影：從女性主義視角出發的闡釋》《論〈創業史〉“敘述”的意義與突破》等文，通過個案討論“現代文學”的制造過程。《論“中國新詩派”詩學》《歷史與想像：關於“九葉詩派”的思考》《呈現與建構：關於袁可嘉〈論新詩現代化〉的思考》三文，則以“中國新詩派／九葉詩派”為中心，分析了此文學史概念的意義演變。

邱雪松，男，文學博士，副教授，任職於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北京大學、倫敦大學SOAS訪問學者。
致力於現代文學出版史研究。先後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教育部一般項目、重慶市項目多項，發表文章50多篇，其中《文學評論》《文藝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等核心期刊20篇。相關研究成果先後獲得“《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度優秀論文”“重慶市中國現當代學會論文類二等獎”，首屆“四川省優秀碩士論文”等獎項。

自序
制造“新青年”：“五四”前後的鄭振鐸
論魯迅小說與古代小品關繫
“太精明的標本”：從魯迅談開明書店說開去
民國出版社內刊的角色與定位：以開明書店為例
《寒夜》中的陰影：從女性主義視角出發的闡釋
論《創業史》“敘述”的意義與突破
莫言，為什麼與下一個
論“中國新詩派”詩學
前言
本體篇
詩藝篇
刊物篇
附錄
結語
歷史與想像：關於“九葉詩派”的思考
呈現與建構：關於袁可嘉《論新詩現代化》的思考

《制造文學》：
《明社消息》的誕生離不開抗日戰爭的大環境。從嚴格意義上講，它是出版社職工團體明社的刊物。明社是由抗戰後內遷至廣西桂林的開明書店“駐外總辦事處”職員於1941年創立的同人組織，起初旨在溝通思想，促進交流，後來逐步健全發展。《明社消息》在桂林期間僅是社員自由表達對出版社建議的黑板報或牆報。1944年豫湘桂戰役後，“駐外總辦事處”遷至戰時陪都重慶，《明社消息》改為鉛印，由明社總務組負責編輯。抗戰勝利後，開明書店回遷上海，明社規模進一步擴大，從1947年1月起，《明社消息》編輯委員會取代總務組全權負責刊物，計劃每月16日出版，16開本。但受制於當時日益緊張的形勢和逐漸惡化的經濟環境，刊物出版時斷時續。之所以說《明社消息》是開明書店的內刊，是因為據“明社章程”中的規定：“第一條本社由開明書店股份有限公司全體同人組織之，定名為明社。第二條凡正式在本公司服務之同人，即為本社社員，得享受本社一切權利，並應為本社盡一切義務。凡脫離本公司之同人，即為本社社友，不得享受本社一切權利，亦不必為本社盡一切義務。”①由此可見，無論總店還是各省分店，從普通職員到編輯，乃至股東經理，都自然加入明社。因此，他們纔不自外於這一組織，紛紛在《明社消息》上各抒己見，為書店發展獻計獻策。在20世紀40年代，“明社”和《明社消息》團結了出版社上下，成為頗具“開明”特色的風景，一直維繫至上海解放。
如前所述，《明社消息》起初旨在鼓舞身在桂林的開明同人精誠團結，一致對外。抗戰勝利後，開明書店實現了短暫的復興，其全國分店增加到16處，出版社職員逾200人，《明社消息》轉而承擔了增進各地同人對開明的歸宿感，傳遞出版社文化的任務。這可證之於其征稿啟事：“明社是我們大家的，《明社消息》也應該是我們大家的。在《明社消息》上發表意見是我們大家的權利，希望各位同人都踊躍的投稿，不論是寫自己的生活情形，報道別位同人的生活情形，或是對明社的意見，對公司的意見，都可以寫。分店同人的稿子尤其歡迎，雖然我們不同在一個地方，我們可以在《明社消息》上聯繫起來。”①
由於年代久遠且開明書店屢經流離搬遷，除了老開明人外，很少人知悉有此刊物的存在，《明社消息》因而沒有得到很好保存。幸運的是，2009年筆者承蒙健在的開明人歐陽文彬和上海出版博物館籌備組工作人員的幫助，獲得了共6期《明社消息》，分別是1946年5月30日的第13-14合期，1946年12月31日的第17期《大家庭特刊》，1948年9月的《新一號》，1948年12月的《新三號》，1949年2月的《新四號》與1949年2月的《新五號》。
……

中國現代文學為什麼能在短短的30年時間內確立自己的合法性？
自1918年5月15日標志中國現代文學誕生的《狂人日記》發表以來，這一問題就伴隨至今。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折射了現代文學及其作為一個學科的艱難發展之路。研究視角的引入，研究者走出了以往狹義的文學解釋框架，開始愈來愈多從非“文學”領域人手解讀“現代”文學。此類研究共同揭示了一個被長期忽略的事實：現代文學稱其為“現代”，不僅僅是因為文學表達方式的興替，它更是一種全方位的包括制度環境、文學觀念、消費理念，乃至生產方式、物質載體等在內的綜合繫統工程的結果。換言之，“現代文學”是被“制造”出來的。之所以這樣講並不是否認“文學”內在的規定性，而是將它放置於更有效的問題域討論，以此揭示“文學”更為復雜的深層內涵。本書所錄各文即是從某些我力所能及的角度所做的嘗試性解答。
同時，我希望借由這本個人第一本學術著作，對碩士導師曹萬生教授表示特別的謝意。2003年我考入四川師範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人曹老師門下。川師兩年，沒有一點計劃與方向，終於在碩士學位論文開題會上，原先已遵照指示修改三次並通過的報告，卻突然被曹老師當著諸多老師及一干同學的面徹底否定，並連帶嚴厲斥責我荒廢學業，這通責罵長達半個多小時，當時的我完全蒙了，情形十分嚴重，當場就有老師幾欲落淚，會後更有同學說曹老師是事前“埋雷”。數周後，萬生師發來電郵，建議以“中國新詩派”做碩士學位論文選題。對於這樣的安排，我當時根本說不上喜歡與否，滿腦子想著怎樣能夠順利畢業。剩下的一年時間，我托人在北京復印了所需全套期刊，一點一點地啃材料。在寫作中，我偶然發現了《大公報·星期文藝》於“中國新詩派”的地位與價值無人論及，後來就更一頭扎入《大公報》，從此學術研究纔成為自己內心的選擇。如果說碩士學位論文《論“中國新詩派”詩學》還略有所見的話，那就是借由《大公報·星期文藝》的挖掘，對學界已成定論的“中國新詩派”提出了挑戰。碩士畢業後將相關思考予以繫統闡述，分別發表了《歷史與想像：關於“九葉詩派”的思考》《呈現與建構：關於袁可嘉（論新詩現代化）》兩篇文章。撫今追昔，曹老師的責罵與命題作文，徹底改變了自己的一生。希望寥寥數語，能略微告慰萬生師的在天之靈。
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為本書的出版提供了資助，我在新詩研究所工作多年，即使在詩歌研究上“寸功未立”，所裡仍給予了極大的包容，對此心存感激。現在敝帚自珍，有機會將相關的論文輯集出版，就視作對自己的一個激勵吧！是以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