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漢學（第10卷）》主要內容包括漢學與漢學家在德國——過時的概念？；“在中國人們喫月亮”——19世紀到21世紀西方的中國形像；傅斯年眼中的哲學、諸子及中國哲學；康熙大帝、路易十四與天主教入華；在世界的另一端：中國的中世紀藝術及其語彙等，供相關讀者閱讀學習。

【漢學視閾】
漢學與漢學家在德國——過時的概念？
“在中國人們喫月亮”——19世紀到21世紀西方的中國形像
重拾“美國在中國的失敗”——華僑漢學的視角初探

【漢學新論】
傅斯年眼中的哲學、諸子及中國哲學
他者“的”迫害——魯迅與萊維納斯
德裡達的前人與來者：論中西傳統中的言語、文字、命名及語言的起源

【漢學史探】
範禮安與利瑪竇：對華傳教之父
《聖經》東遊記：《聖經》在中國的互／文本闡釋
康熙大帝、路易十四與天主教入華
國王數學家：照亮那個時代的人——從“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特展”談起

【經典詮釋】
再訪孔子：古文本，新言說——法蘭西學院授課講義(2009-2010)
權威的修辭：《利未記》與《論語》的比較

【藝術史辨】
在世界的另一端：中國的中世紀藝術及其語彙
十世紀的蜀國——中國視覺藝術史地域篇之一

【文學對話】
作為價值的多樣性：邊緣性，後殖民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中的身份特征
1997年以來香港小說所表現的女性形像——以母親、女兒、妻子為中心

【學者心路】
論漢語學習中思維管理方法的恰當性
在中國的學術歷險

四、適應中國
範禮安采取的“溫和路線”（modo soave）在中國被稱為“適應”策略，這種說法在利瑪竇的著作中至少出現過兩次。1599年，他在談到《交友論》（1595）的寫作標準時說，“我要全方位地適應他們[指中國人]，故有必要時，我會改動哲人原句，代之以我自己的措辭。”利瑪竇在自述其傳教宏圖時，提到他曾“修訂”北京皈依者為聖母會（Marian Congregation）第一次集會所作的會規，“使之與基督教的方式相適應”。是為反向適應：讓中國適應於基督教。
在耶穌會傳教活動中居於中心地位的適應策略可以在托馬斯主義與伊拉斯謨思想中找到其神學根源。按照伊麗（Elisabetta Corsi）的看法，本土適應是一種工具或解釋學手段，在應對復雜的文化、宗教問題時十分合用。這一點得到了利瑪竇的證實，在當時中國的語境下教理要略與基督教教義有很大區別，故利瑪竇在創作《天主實義》時采取了“適應化”的方法。
《天主實義》旨在以基督教的方式再現中國文化與宗教的真實情況，它隻討論那些屬於自然啟示（按經院神學的說法）範疇內的問題。利瑪竇將這些論爭追溯到中國古籍，1609年他寫信給當時在日本的巴範濟副省長，對他的方法作了神學上的解釋：
讀過這些書籍，我們會發現其中絕少有違背理性之光的地方，許多地方反倒能與之相洽……上帝是仁慈的，我們可以想見，他們的祖先已在上帝的助佑下發現了自然法，並因此得救。
《天主教要》則有多處教授了與直接啟示（positive revelation）有關的內容，這一點對於信徒受洗及基督徒生活來講，殊為重要。我們必須了解這一顯著特征，它本質上屬於神學範疇，而這是為利瑪竇所明言的，也必然是經過範禮安首肯的——盡管不是範禮安親手打造的，因為巡察使隻行使領導權，無須踐履使徒的職分——了解這一點，纔不會對耶穌會的傳教策略作出不準確的評估。
五、中國禮儀問題
利瑪竇和範禮安算得上幸運，他們不曾親歷禮儀之爭（1635-1742），而這場爭執摧毀了他們的傳教策略，也嚴重損害了他們的聲譽。對待這一問題，他二人也持相同見解，他們意識到此事的嚴重性，也布置了審慎、可行的解決方案。利瑪竇自述傳教經歷時，曾在兩個重要段落中寫道： [祭祖追遠的儀式]遠非偶像崇拜，可以說，其中不存在迷信因素，不過，有朝一日他們若是成了基督徒，為死者靈魂著想，還是將這些儀式改為對貧苦者的布施為好。
接著，利瑪竇解釋道，莊嚴肅穆的祭孔儀式是為了“贊頌孔子留給後人的偉大學說，他們[指祭祀者]當上文官或是獲得其他榮寵，正是憑著孔子的遺教，儀式中甚至沒有任何禱詞，也無須向孔子求告，至於他們的祭祖儀式，恐怕也同是如此”。耶穌會士們采信了這種按照“蓋然論”（probabilism）的道德原則所作出的解釋，受其啟發，利瑪竇於1603年12月發布了數條教令。
此時已是範禮安生平最後一次居留澳門，利瑪竇的這些教令得到了他的首肯。利氏提起此事時亦語出莊重：“[範禮安】就我們遇到的諸多疑難事項作出了最終的、也是十分審慎的裁定。”“諸多疑難事項”中包括尊孑L祭祖，這一點德禮賢已有令人信服的論證，循此思路，胡天龍（Francis Rouleau SJ，1901-1984），鄧恩（George Dunne SJ，1906-1998）及米納米基（George Minamiki）進一步指出，德禮賢根據的是從耶穌會士畢嘉神父（Giandomenico Gabiani， 1623-1694）那裡流出的一套文件，文件是24位傳教士在被迫居留廣州時（1666-1671）纂集的。畢嘉彙總並清理了這些文件，但它們未能保存下來，其中就包括利瑪竇於1603年發布的指令、範禮安的批復，以及一份來自範禮安的後續文件。該文件作於同年，內含他就同一議題向駐華傳教士們所下達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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