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漢學》旨在給關切中華文明的歷史經驗事實和未來發展前景的各國漢學家，提供一個自由演說的園地，祈望以漢語的方式建構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化繫統之間溝通與對話，建構國際漢學研究的學術橋梁，為實現在21世紀的共同夢想而盡綿薄之力。全書分“漢學視閾”、“漢學名家”、“經典釋讀”、“藝術史辨”、“文學對話”、“文獻鉤沉”、“漢語研究”、“學者訪談”等版塊。

耿幼壯，中國人民大學文學碩士、美國俄亥俄大學哲學博士，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訪問學者，英國劍橋大學克萊爾學院終身研究員，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兼任國家社科基金專家評審組成員、中國人民大學漢學研究中心副主任、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員、《世界漢學》主編、《外國文學研究》（人大復印報刊資料）主編、《基督教文化學刊》編委會成員、Critical Research on Religion編委會成員。主要研究領域為西方文論與比較文學、藝術史與藝術哲學、跨學科研究與文化研究。楊慧林，男，1954年2月生，漢族，北京人，中共黨員，教授，博士生導師。1969年參加工作，1990年在中國人民大學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後留校任教，1993年晉升為副教授，1999年晉升為教授，2005年任文學院院長，2009年5月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主要社會兼職有：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副會長、國家社科基金專家評審組成員等。主要從事比較文學與宗教學領域的研究，主持多項國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課題以及國際合作項目。多部學術著作被收入《中國學術年鋻》、《中國宗教學研究年鋻》等，國外學術刊物也有專文介紹其學術研究。

漢學義理
論當今世界的跨哲學中西對話[斯洛伐克] 高利克
價值追尋中的新“中學”趙儀文
有關“於連”之論爭——在哲學意義上，中國何謂？中國何在？[瑞士] 韋寧

漢學史論《鄂多立克東遊代中國[捷克] 李世佳
耶道的會遇：耶穌會早期來華傳教士柏應理對道家的文化詮釋黃渼婷

漢學新論
施擬夏化的文化機制：四位亞裔離散學者對中國的遭遇與選擇石之瑜、吳昀展
跨文化視野中的中國神話觀——李福清中國神話研究張冰
“塵”與“漚”：司空圖的“含蓄”，及其與當代詮釋實踐的相關性[加拿大] 孟柏

漢學名家
文本世界的探尋者——專訪米列娜教授張麗華

經籍釋讀
再訪孔子：古文本，新言說（終）——法蘭西學院授課講義（2011—2012）[法國] 程艾藍
理解是一種存在的模式：《易經》中的卦、像和辭[德國] 漢克傑
《心經》在日本的念誦與翻譯[日本] 上垣外憲一
漢西間翻譯及《道德經》可譯性區間[墨西哥] 麗莉亞娜

文學中國
中國當代文學、全球文化與文學翻譯[澳大利亞] 杜博妮
皮皮與孫悟空：探尋國際兒童圖書市場的潮流與品牌[德國] 丁蕾

時隔半個世紀之後，我們可以在成中英一篇影響深遠的文章《二十世紀中國哲學之本體詮釋學解釋：身份與願景》（“An Onto-Hermeneu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Philosophy: Identity and Vision”）中發現另一番景像，尤其是其中的最後一部分“一場偉大對話的開始及其未來前景”。 自1919年之後，歐洲與中國哲學家並沒有太多直接的對話。杜威（John Dewey）於1919至1921年在中國度過了兩年多的時間，羅素（Bertrand Russell）於1921年在中國度過一年，德國哲學家杜裡舒（Hans Driesch）於1922年來到中國。柏格森（Henri Bergson）曾受邀來華，但由於資金問題而未能成行。倭鏗（Rudolf Eucken）本來有望來中國度過一段更長的時間，但終因年齡和疾病而未能遂願。以梁啟超為核心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曾到法國旁聽巴黎和會，在此期間，他們見到了許多政界名流和文人學士，以及柏格森這樣的哲學家。然而，這些的名人會見了這充滿好奇的年輕中國文人，在他們眼中，中國與東方的智慧新奇有趣，但也不過是轉瞬即逝的海市蜃樓。這些中國文人對歐美哲學界似乎也有些失望。梁啟超形容他們的歐洲同行說，他們“遠遠望見個大黑影，拼命往前趕，以為可以靠它向導，哪知趕上幾程，影子卻不見了，因此無限淒惶失望。” 西方同行們對劃分新的世界格局更感興趣，而非與中國進行真正的、可能取得成功的對話。
王國維、梁啟超、馮友蘭的眼界及願望雖然令人欽佩，他們的時代卻缺乏中西方直接對話的條件。在他們之後，情況好轉了許多。在哲學領域，經過了20世紀20年代的自由氛圍，30和40年代出現了明顯的限制。在短時間內，世界哲學來到了中國（大約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20年代中期），主要是哲學史，以及一些長短不一介紹自文藝復興開始到那個時代的不同哲學家的文章。如果說這一切在歐洲都是有機和自然的，那麼在中國則不盡然。這種做法總是伴隨著不合理的見解，如果事實的確如此，那麼，我們也就可以理解在“衝擊—回應”過程可能帶來的誤解了。
西方哲學和中國哲學一樣，總在建構並重構其繫統—結構性實體；構成這些實體的是各個作者、學派、哲學“主義”的作品，以及其民族、地方的聯繫或與國外的親近性。至於其內容，其中一條主軸可謂是“水平的”，主要取決於受到外來影響的文明素之傳播（來自不同文化環境中的外來因素）；另一個主軸則可謂“垂直的”，主要的影響因素是地方的傳統繫統與結構。
哲學具有這種繫統—結構性構造，因而比其他學科（比如文學）更容易接受外來影響。一般說來，它的創造性不及文學，但更具選擇性，其認知深度使之可以影響一小部分接受者。從“衝擊—回應”的角度研究哲學，就必須闡明其“外部”的繫統—結構性實體及其規則。我年輕時曾對這一問題有過闡述。那時候，我提到了本體論、認識論、科學邏輯（處理科學方法論的部分），價值論、哲學史、社會學、邏輯學與美學，研究目的則是探索德國思想史（Geistesgeschichte）對現代中國的影響。 如果將成中英在前述信中所列舉的哲學分支領域與我的進行對比，其中的差異可見一斑；而如果考慮到他所說的“一場偉大對話及其未來前景”，這種差異就更為顯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