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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南門朝西開》是《南風窗》主筆李北方先生的思想隨筆和時政評論集，收錄的文章大多發表於《南風窗》雜志，包括思想隨筆、政經評論、社會評論、國際評論、文藝評論等，這些文章被廣泛轉載，在青年讀者中引發較大反響。書中的文章，從愛國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出發，結合中外政治和歷史，深刻反思和剖析了當下流行的關於自由、權利、市場等新自由主義的“話語神話”，運用人文社會科學最前沿的思想，對於大眾關注的社會熱點、國際熱點、社會心理、文藝熱點問題作出了深度評論。

李北方，黑龍江人，1978年9月出生，《南風窗》主筆，分別於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和倫敦經濟學院人類學繫獲得學士學位和碩士學位，座右銘是“做毛主席的小學生，做一個人民的知識分子”。

一、反思從“話語神話”開始
新啟蒙：衰敗、修正與超越
公知與偽士
自由的B面
致命的自負和致命的失敗
普世主義：強權的說辭
普世主義的終結
反思從“話語神話”開始
人與制度，哪個重要
市場能保證的自由
挽救市場社會
被聽到的權利
中國年的煙花火
二、重新“開眼看世界”
發展的悖論和風險的失衡
資本主義還有未來嗎
重讀《菊與刀》及其他
德國認罪的心理結構
模糊的“東部”：德國式圖解歷史
呼喚有價值觀的中國外交
期待一場新的新文化運動
重新“開眼看世界”
我們仍生活在冷戰之中
為了遺忘的送別
莫讓霧霾遮望眼
中國人應對世界有更大貢獻
開放的辯證
開放的限度
有所作為之後
中國的亞洲新戰略
三、中國社會的瓦解與重構
誰是新工人51
建築工人為何找不到工會
中國社會的瓦解與重構57
“中產階級社會”夢想的黯淡
失去醫德，醫患關繫將會怎樣
階層結構：僵化與突破
政府十年
中國式階層再生產
“一國”是“兩制”的基礎
我們如何敘述中華民族
老無所依
正確看待歧視與隔閡
社會給人的回報
分工與社會分化
利他主義的自殺
企業家特權必須終結了
法律的社會基礎
最大的法是天理人心
四、知識的另一種可能性
知識的另一種可能性——我們為什麼讀書？
錢學森與知識的另一種可能性
梁漱溟的困境
重申科學的邊界
探尋知識的公共性
大學的門朝哪邊開？
科學、技術和產品
最後一個死去的人
跋 北大南門朝西開

反思從“話語神話”開始
二三十年前，從國外學成歸來的人，大都志得意滿，覺得有義務給國人指點迷津。鄒恆甫1980年代中從哈佛畢業的時候，他的導師傑弗裡？薩克斯就豪邁地對他說，要是不給個部長干的話，就別回去了，於是他去了世界銀行。到了今天，情況發生了大逆轉，留學回來的人預期降低了很多，而且因為離開國內太久，完全跟不上形勢的變化，得到處跟別人請教國內的問題。
從80年代開始，官方和思想界基本上接受了“以西方為師”這一前提，更具體地說，是“以美國為師”。於是逐步形成了一繫列的神話化了霸權話語，公共空間裡隨處可見“西方/美國如何如何，而中國如何如何”、“西方/美國如何如何，所以中國應該如何如何”這類句式，語氣一般是不容質疑的。對西方和對美國的解讀是否符合實際，完全可以不是問題。
具體而言，學美國老師的什麼呢？學政治體制的話，無論實操還是論說都有困難，那就學經濟體制吧，也就是學市場經濟。逐漸地，市場不再是需要討論的問題之一，而成了討論問題的出發點；鄧小平說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但這個論斷被修改了，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成了改革開放的目的；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預都可能成為批評的對像，一個“干預市場”的罪名就是批評的充分理由。
2008年以前，用不容質疑的口吻談論市場經濟雖然是不嚴謹的，但還算說得過去；金融危機之後還這麼說，就值得懷疑了。闡釋世界需要理論的指引，而理論也需要隨著現實的變化而不斷更新。形勢變了，如果理論的發展沒跟上，就會出現錯位，中國的知識界目前就處於這樣一種混亂的狀態，80年代以來形成的各種“話語神話”還在大行其道，仿佛世界從來沒有發生過變化一樣。
金融危機標志著“市場神話”的破產，也是純粹自由競爭市場體制的危機的集中表現。80年代以來，西方就一直在去管制化，格林斯潘在退休前就說，金融衍生品市場連他都看不懂了，這樣的市場還不足夠自由嗎？縱觀歷史，經濟危機從來都是在政府管制最放松的條件下出現的，而且挽救危機的一向是政府干預，從30年代的凱恩斯主義到最近的歐美大規模救市，市場還沒有證明過它有能力修復自身的缺陷。在事實面前，仍然堅持“市場神話”是可疑的，這隻能說明對市場的毫不質疑是一種政治話語，而不是思想話語。
“市場神話”是有害的，在市場機制的問題集中爆發之後不借機反思而是盲目堅持，正在給未來埋下隱患。金融危機是金融衍生品過度泛濫導致的，但中國恰恰在危機之後推出了股指期貨等衍生品；金融危機源於美國房地產泡沫的破裂，但中國隨後卻進一步吹大了房地產泡沫，以至於不得不用強硬的手段對房地產市場進行限制，防止泡沫破裂後出現經濟硬著陸。這些問題都需要時間消化，需要付出很多的代價。
我們需要坦誠地面對現實，更新我們的理論，反思“話語神話”，直面我們的未來。當市場告訴我們他會失靈的時候，不要再盲目地搞市場拜物教；當西方的民主體制呈現空洞化的危機，政府瀕臨破產的時候，不可以再把“西方如何如何”當作討論的前提。市場經濟本身自有其可取之處，但我們至少應該回到鄧小平，發揮其作為資源配置手段的積極作用，對其可能導致的負面效果足夠的警惕，把市場當作一種經濟手段，而不是把市場當成什麼絕對的真理。
世界瞬息萬變，我們沒有理由不立足實際進行反思。
（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