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駭人聽聞的故事發生在英格蘭的利物浦。2月12日，兩個十歲男孩沒去上學，而是在商場
裡偷了糖果和飲料，然後又到音像店裡閑逛，偷走了幾幅名人海報。在這個秋季學期，羅伯特·
湯普森逃學49天，喬恩·維納布爾斯逃學40天。
對於兩個男孩來說，2月12日這一天如同往常一樣，可是他們想出的一個殘忍計劃改變了一切。
他們從一位母親那裡誘騙走了一個兩歲的孩子詹姆斯?巴爾傑，把他拖在地上走了1.5英裡，用腳
踢，用磚砸，最後用22磅重的鐵棍打碎了他的頭 蓋骨。兩天後，警方找到了巴爾傑半裸的尸體。
羅伯特和喬恩把擊打過的尸體綁在鐵軌上，路過的火車將其碾壓為兩截。經證實，受害者身上共
有42處傷痕，面部留有犯罪嫌疑人的一個鞋印。
在英國，十歲的兒童已經可以面臨刑事指控。但是根據英國的法律，在結案之前，不允許媒體
報道涉案兒童的家庭背景和姓名。在喬恩和羅伯特11歲的時候，他們的案件開庭了。庭審在普雷
斯頓進行，有一個12名成員組成的陪審團。
可以設想一下，一家英國電視臺，遵守英國的法律，用兒童甲和兒童乙來報道案件的進程，
而一家美國報紙卻透露了被告的姓名及其詳細的人生經歷。隨著案件的進一步審理，最令人不解
的問題是作案的動機。是什麼驅使十歲的男孩犯下如此惡劣的罪行?其他孩子的家長能否在他們自己
孩子身上發現類似的苗頭?事實證明，兩個涉案男孩均來自殘缺的家庭，生活貧困，有偷盜和暴躁的
傾向。喬恩容易聽從別人引導，他的一位鄰居提供證言說，任何人叫他去朝別人扔石頭，他都會照做。
羅伯特六歲的時候，父親和另外一個女人跑了，留下29歲的母親獨自撫養七個兒子。
英國和美國的新聞媒體都有各自的決策依據。英國媒體覺得應接受法律的約束，而美國媒體要
滿足讀者的興趣。法律在這裡是唯一的標準嗎? 如果是的話，那麼英國國內的法律具備國際約束
力嗎?如果新聞主管們按合理的道德規範行事，那麼情形又會如何呢?
2001年6月，兩個男孩已經18歲了，假釋委員會允許他們被保釋，同樣的問題又出現了。由於害怕遭到
報復，兩個殺人犯都換了新的名字和護照。
英國政府禁止媒體公布他們的新名字、住址或照片。但是人們普遍認為隱瞞他們的身份是不可能的，因
為境外的媒體並不受英國法律的約束。這個案件也沒有終結。2010年4月，喬恩·維納布爾斯已經27歲了，
他因為違反假釋規定而被警方拘押。對此事的第一反應來自詹姆 斯?巴爾傑的母親丹尼絲?弗格斯，她在微博
上發布消息說:“想讓大家知道喬恩?維納布爾斯今晚在他 應該待的監獄裡，這樣對我的兒子纔是公平的。”
英國政府拒絕透露喬恩重新入獄的原因，公共輿 論的怒火即刻重新燃起。在CNN的“評論 （Sound Off）”
欄目和BBC的在線評論上，報復的 言論隨處可見，對殺人犯過早釋放的不解依然存在，對是否“曾經殺過人則
是終身殺人犯”的爭議沒有停息，還有一些評論主張隻有寬恕纔是合 理的。案件的審理法官曾經稱這個罪行是
“史無前例的邪惡與野蠻”，考慮到兩個男孩的行為，沒有人對此說法有異議，但很多人努力通過這個案件剖析
整個英國社會的教育制度、宗教組織、社區及大眾文化出了什麼問題。
如果將這樣的案例放在媒介倫理課上討論的話，學生們往往熱情爭辯，但卻毫無結果。因為他們的分析退回
到要麼幼稚的呼吁（十歲男孩應得到寬恕），要麼華麗的吶喊（媒體應享有特權）。他們的判斷則建立在亨利?艾
肯（Henry Aiken）所說的喚起情感、表達情緒的層面上，缺乏證明觀點的證據。
傳播倫理學經常兜個圈子，最終把法律當成唯一可靠的準繩。學生和媒體從業者爭論具體的、聳人聽聞的事件，
作出具體的決策，卻從未檢討他們道德推理的方法。實際上，我們需要明確倫理思考的方式，從而釐清有關的想法，
並給予這些想法合理的權重。由此，關心媒介倫理的人們可以學會分析決策的不同階段，著重關注真實層面的矛盾，
進而得出有理有據的倫理結論。這個案例可以告訴我們如何進行好的倫理論證。道德思考是一個繫統過程:先作出判
斷，再采取行動。英國電視臺決定應該保護未成年被告，不應該公布其姓名。而美國報紙認為，對讀者隱瞞信息是
不對的，所以決定公布被告的姓名。作出這個決定的推理步驟是怎樣的?一家報紙如何決定對或錯，從而做或不做一
件事情? 任何一個決定都會受到很多價值觀的影響，我們需要找到並區分這些價值觀，因為它們反映了對社會生活
和人性的預設。認為某件事情有價值，意味著想要去做。有些詞語，比如“她的價值體繫”和“美國價值觀”，分別
指的是某一女性和大多數美國人認為有價值的東西。我們在評價某一事物的時候，會考慮它的美學價值（如和諧、愉
悅）、職業價值（如創新、守時）、邏輯價值（如連貫、適當）、社會文化價值（如節儉、勤奮）和道德價值（如誠
信、非暴力）。我們通常會發現，我們選擇的背後既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價值觀，它們滲透到我們行為所及的方方面
面，促使 我們做出具有傾向性的反應。
關於專業報道，新聞界就有很多價值標準，比如，迅速、質疑、獨立。在利物浦謀殺案中，對於未成年人的權利，
公眾、涉案家庭成員和新聞記者的價值標準是不一樣的。這些價值標準和倫理準則一起為（英國的）電視新聞部門提
供行為準則:不惜一切代價保護青少年的隱私。在這個例子中，目的是確保審判的公平，為達到這個目的，英國電視新
聞部門選擇隱瞞被告的信息。同樣，美國報紙的結論建立在牢固的價值觀基礎上，也就是公眾有權知道公共新聞的全貌，
因此報紙的結論是:我們要把兇手的姓名和詳細 的背景公之於眾。這個結論的價值觀基礎是什麼? 這份報紙強烈認同
這樣的職業價值:應該毫不猶豫地傳播重要的信息，每個人都應該被告知真相。 但是職業價值的表述既可以是正面的
也可以是負面的。事實上，在對價值觀的辯論中，為了決定哪些價值觀更可取，必須找到一個倫理準則。在上述例子裡，
這樣一個倫理準則可以是:“任何情況下都要講真話。” 我們如果在做這樣的分析的話，那麼意味著已經開始考慮道德
推理是如何進行的了。在這個案例中，對於應不應該公布兇手詳細的個人信息存在爭議，爭議的原因我們很容易理解，
可是我們還是會問自己:講明真相重要還是保護隱私重要呢?有沒有一些我們都會尊重的普世價值呢? 比如講明真相，我
們應不應該為了保護一些人而不講明真相呢?我們可以通過找到準則來進行倫理分析，這樣很快就能創建一個相互關聯的
模型:我們首先評估總體情況，然後探尋促成決定的價值觀，然後訴諸倫理準則，最後選擇忠誠於哪個社會集團。通過這
樣的分析，我們把精力放在辨別道德推理過程中的核心爭議上，而不是放在某一決定實際有何優點的個人分歧上。
在這個案例中，爭議似乎源於講明真相和保護未成年人隱私兩個準則之間的衝突，但是從中也能辨別出不同的價值
觀念和忠誠歸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