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黃景仁（1749—1783），字漢鏞，一字仲則，自號鹿菲子，江蘇武進(今江蘇常州)人。繫出宋代詩人黃庭堅之弟黃叔達。祖父黃大樂，字韶音，歲貢生，任高淳縣學訓導。父之掞，字端衡，縣學生。仲則生於高淳，四歲喪父，七歲隨祖父歸武進，十七歲補博士弟子員，累試不第。乾隆三十六年（1771），入安徽學使朱筠幕。乾隆四十年（1775）遊京師，翌年津門獻賦，欽取二等，遂得校錄四庫館。居京師，窮困侘傺，而詩名鵲起。乾隆四十六年（1781）夏，應陝西巡撫畢沅之邀遊西安，復進京候銓縣丞。乾隆四十八年（1783），為債家所逼，抱病出京，病歿於解州，年僅三十五歲。仲則以詩著稱於世，與洪亮吉並稱常州“二俊”，與洪亮吉、孫星衍、呂星垣有“常州四纔子”之目，四人又與趙懷玉、楊倫、徐書受號“毗陵七子”。清人包世臣《黃征君傳》稱“乾隆六十年間，論詩者推為第一”（黃葆樹等編《黃仲則研究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下引有關評論材料，未注明出處者，俱見是編）。張維屏《聽松廬文鈔》嘆其為“天纔”、“仙纔”，以為近求之百餘年以來，其惟一人而已。
一
“纔人自來多失職”（黃仲則《太白樓和稚存》，前言所引黃仲則詩文俱出自《兩當軒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清中葉詩壇的繁榮，終不能掩飾這是一個詩人沒落的時代。乾隆盛世，是一個寒士詩人吟唱的“天堂”。黃仲則為代表的寒士詩人以淒霖苦雨之調自建一幟，構成盛世詩壇復雜的文化景觀。
黃仲則一生“好作幽苦語”（《詩集自敘》），王昶《蒲褐山房詩話》論其詩如“哀猿之叫月，獨雁之啼霜”。黃逸之《黃仲則年譜》以為此乃天性使之然。其實，仲則與清中葉大多數苦吟詩人一樣，並非專是“為人性僻耽佳句”的，其“哀猿”、“獨雁”之調，乃時代使然。仲則生活在社會下層，“一身墮地來，恨事常八九”（《鼕夜左二招飲》），弱冠之詩即是“悲感淒怨”，裁冰雪入句，咀嚼生涼。其業師邵齊燾不忍看弟子苦吟憔悴，屢加勸誡，《跋所和黃生漢鏞對鏡行後》雲：“是漢鏞方將鏤心肝，以求異於眾，亦增病之一端也，殊與僕私指謬矣。夫人百憂感其精，萬事勞其形，故其神明易衰，疾疹得而乘之，而文人為尤甚。今日所望於漢鏞者，方欲其閉戶偃息，屏棄萬事，以無為為宗，雖閣筆束書，以誦讀吟詠為深戒可也。”仲則感所知遇，終不願放棄不平則鳴的詩歌追求，《雜感》表白說：“莫因詩卷愁成讖，春鳥秋蟲自作聲。”“並力作詩人”（《耒陽杜子美墓》），這理想是很高的，因為他所處的正是一個詩人沒落的時代。
汪佑南《山涇草堂詩話》稱仲則自出遊後，“詩境為之大變，扶輿清淑之氣，鐘於一人”。誠如所論，乾隆三十四年、三十五年（1769、1770）的湖湘之遊，是仲則詩歌人生的一個轉捩。乾隆三十三年（1768），邵齊燾病逝，給仲則帶來很大的衝擊。他困惑知我者已歸山阿，益感人生苦郁，故欲借山水來療憂，有意遠遊湖南。仇養正等人以湘楚道遠，且憐其病，勸以勿往。仲則不顧友人勸說，乾隆三十四年鼕踏上旅途。詩人至湘江懷屈原、弔賈誼，到耒水拜謁杜甫墓，徘徊低吟，高唱道：“由來騷怨地，隻合伴靈均”（《耒陽杜子美墓》），“魑魅天南產，文章地下靈。憂生兼弔古，那不鬢星星”（《寄麗亭》其二）。“楚人調澀無佳韻，好譜《離騷》入管弦。”（袁宏道《又贈朗哉，仍用前韻》）仲則至此，很快對楚調產生了一種偏愛，其詩一變而為淒涼“楚音”。吳錫麒《與劉松嵐刺史書》稱仲則本風騷，清窈之思，激哀於林樾”，所言不虛。
湖湘之遊稱得上仲則詩歌的第一個黃金期。第二個創作高峰則是客於朱筠幕中的兩年間。乾隆三十六年（1771）鼕，仲則入安徽學使朱筠幕中，不久洪亮吉亦至。朱筠嘆賞二人纔華，致書錢大昕、程晉芳說：“甫蒞江南，晤洪、黃二君，其纔如龍泉、太阿，皆萬人敵。”（洪亮吉《傷知己賦》，《卷施閣文乙集》卷二，《洪亮吉集》，中華書局，2001年）翌年三月上巳，朱筠率幕賓大會於采石磯太白樓，賦詩者十數人，仲則《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樓，醉中作歌》詩成，一時推為擅場。洪亮吉《國子監生武英殿書簽官候選縣丞黃君行狀》(以下簡稱“《行狀》”)載雲：“為會於采石之太白樓，賦詩者十數人，君年*少，著白袷，立日影中，頃刻數百言。遍視坐客，坐客咸輟筆。時八府士子以詞賦就試當塗，聞學使者高會，畢集樓下，至是咸從奚童乞白袷少年詩競寫，一日紙貴焉。”仲則隨朱筠等人登采石，遊青山、黃山、齊雲山，飽覽山水形勝，既有知音的相惜，又有山水的怡情，仲則度過他人生中*歡快的一段時光。其詩盡情展現飄逸的天纔，不過“淒涼”的基調並未改變多少，故飄逸中蘊含著濃郁的苦味，灑脫中有難以解脫的郁悶，笑語中有不易言傳的酸辛。
生於江南，遍遊吳楚，飽覽東南山水，黃仲則又懷著對燕趙山水與幽並之氣的向往，久欲北遊，然時光蹉跎，未能如願。乾隆四十年（1775），他決意實現北遊的願望。《將之京師雜別》其一：“自嫌詩少幽燕氣，故作冰天躍馬行。”其二：“看人爭著祖生鞭，彩筆江湖焰黯然。”詩人一再表白此行無意於功名，之所以北遊，是由於自感詩中缺少幽燕之氣。洪亮吉《行狀》亦載雲：“故平生於功名不甚置念，獨恨其詩無幽並豪士氣，嘗蓄意欲遊京師，至歲乙未乃行。”京師之遊，確實使仲則詩中多了一些幽燕之氣。但他進一步陷於困頓，尤其是移家京師後，心力交瘁，肺病日重，*後在債家逼迫下，抱病出京，客死逆旅。這樣的遭遇賦予其詩更濃重的傷感色彩，他想成為“幽燕老將”的理想也隨之幻滅了。清人趙希璜因此感嘆說，如果仲則不遊京師，可能不會那麼早就離開人世，《校仲則詩付梓，不覺愴然》其二：“為愛幽並悲壯氣，頓教仙骨落塵埃。”當然，應該承認這一現實，如果沒有北遊的種種痛苦，就不會有仲則更傑出的詩歌成就。從這個意義上說，仲則的北遊，是他人生的一大不幸，卻是詩壇和詩家的一件幸事。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仲則與都門詩社諸子的唱和。翁方綱、蔣士銓、程晉芳、吳錫麒等人在京師結都門詩社，邀仲則入社。仲則與翁方綱、蔣士銓等人交遊，不無沾染以學為詩的風氣。在學問與詩歌之間，他一度欲廢詩而專事考據之學。這其中的原因，除了翁方綱等人的影響外，還包括他欲借此遁世的想法。現實帶來的沉重痛苦，使他幾不能承受，以至於想逃避到古書中去。這也難怪其詩中忽然少了許多“冰雪”氣，而多了幾分“蟲魚”味。如《漢吉羊洗歌，在程魚門編修齋頭作》等詩，幾可作“注蟲魚”的文字來看。總體以觀，仲則京師所賦詩多用書卷，但畢竟大多數作品是以情韻為主，如《桂未谷明經以舊藏山谷詩孫銅印見贈》等詩，俱有可觀處，與翁方綱之詩有所不同。
仲則是一個“真正的悲劇詩人”（章衣萍《黃仲則評傳》）。寒士甘於沉淪，既是面對現實的無奈，也是一種自我的人生選擇。在一個詩人沒落的時代，仲則選擇詩歌人生的道路，“汝輩何知吾自悔，枉拋心力作詩人”（《癸巳除夕偶成》其二）實是雕肝鏤腎的痛心之語，而非真正的自悔，故又吟唱：“相將且盡筵前醉，位置吾儕豈在人。”（《丁酉正月四日自壽》其二）其早逝與“並力作詩人”有著密切的關繫。清人朱珪《念奴嬌·題黃仲則詞後》嘆雲：“感慨淒涼，盡平生、嘔出一腔心血。剩有遺編，纔展卷，便教痛深愁絕。”仲則之死是清中葉詩壇的悲劇，同時也構成了對乾隆“盛世”的一種反諷。
二
袁枚《續詩品·崇意》以為“意似主人，辭是奴婢”，“開千枝花，一本所繫”（《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十，清乾隆間刻本），所論自具道理。不過，黃仲則詩歌在崇意尚情的同時，又推重詩歌藝術手法。詩人感於哀樂，傳寫心聲，獨抒性情與高超的藝術手法熔鑄一體，構成了其詩歌獨特的風貌。
清人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以仲則比行者武松，贊雲：“殺人者，打虎武松也。”所謂“殺人”，是指其詩具有摧肝斷腸的情感力量。仲則詩淒愴感人，除自抒真情外，還多借助了以哀筆寫樂景的手法，每每“逢樂生悲，言歡長嘆，對景情嗚咽”（朱珪《念奴嬌·題黃仲則詞後》）。乾隆盛世，對寒士而言，不過是空中樓閣，饑寒流離、失意困頓使其對盛世產生悲觀、厭倦的意緒，當館閣詩人點綴升平之際，寒士則吟唱著淒霖苦雨的心曲。繁華之地是寒士敏於踏入的人生舞臺，仲則的筆下揚州、京師等地變成一片蕭瑟之處。如《廣陵雜詩》繪寫揚州陰郁的“暮氣”，《九月初二日曉雪》繪寫京師的“蕭條”，搋去了盛世的華袞，尤其耐人尋味。同樣引人注目的是他的重陽詩和除夕詩，如《癸巳除夕偶成》諸詩，將節日歡愉一變為淒涼之境。無疑，以哀筆寫樂景不純粹是仲則個人審美的偏嗜，其中還體現了他對世道人心的疑惑和怨憤之情。
比興是古代詩歌*重要的藝術手法之一，後世詩論家多認為宋代以後比興已衰。仲則與洪亮吉共倡比興，不過，他們不是簡單地復古，而是欲借此以創新。仲則詩引類善喻，寓興深微，且所比之物頗多寒微枯敗者。大量詠烏詩句，即構成《兩當軒集》別一樣的景觀，如《寒鴉》以寒鴉自譬人生征逐之苦，反復詠嘆無衣無褐的淒涼；《啼烏行》摭景近前，依以擬議，詠嘆“人不如鳥能種情”，鞭撻人世的冷漠無情；《烏棲曲》寫老烏盼雛歸巢的心理，深寓身世之感；《饑烏》形像地刻畫出盛世寒士謀生的矛盾心理和尷尬處境。仲則之所以對寒鴉有一種特殊情感，這與他飄零的人生、乞食的生涯與寒鴉相似有一定的關繫。另外，寒鴉又是孤獨、失意的像征，是灰色調的，仲則借此傳寫了人生的倦意與寒士的沉淪。這類灰冷色調的作品“真如同在一片歌舞升平、笙鼓齊鳴的景觀前剪出一束墨色花絮，從而令人喪氣不歡”（嚴迪昌《清詞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縱觀中國詩史，這尚是不多見的。善於比興，使仲則詩言盡而意無窮，如鐘嶸《詩品序》所雲“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亦如張維屏《聽松廬文鈔》所評：“有味外之味，故咀之而不厭也；有音外之音，故聆之而愈長也。”
詩主性情，議論、寫實亦不可廢，要在性情面目人人各具。仲則詩擅長寫實，工於議論，其成就幾與清初詩人吳偉業相媲美。如《圈虎行》《獻縣汪丞坐中觀技》等詩以生動的白描和巧妙的議論見長，妙筆生花，措意甚深。《慈光寺前明鄭貴妃賜袈裟歌》《餘忠宣祠》等詩一唱三嘆，平中見奇，別開生面。清人延君壽《老生常談》認為仲則歌行佳者可得五六十篇，“本朝此體，幾無二手”。詩是心聲，不自抒真情，而專求體制、格調，則失之彌遠。仲則不屑故作大聲壯語，也無意標舉妙悟絕塵，詩人感於哀樂，狀今人之情、今日之事，《移家來京師》六首、《都門秋思》四首、《別老母》等詩俱是取材近前，筆調寫實，下筆著墨了無雕鑿痕跡，其真情感人大抵由寫實而來，其妙境也正在實處。
乾隆詩壇，無論肌理派詩人，還是性靈派詩人，都喜愛用典使事。肌理派尤甚，以學問為詩，用典浩繁，使事生僻，每自加注腳，多有獺祭之弊。仲則博學多聞，受時代風氣影響，亦好用典使事。總體以觀，仲則用典使事，和宋人蘇東坡相近，精熟先秦諸子及漢魏、晉唐諸史，故隨所遇輒有典故供其援引。《兩當軒集》之詩用典使事講求自然變化，而且領新標異，直欲於前賢之外，另闢一奇，可以說是化板重為清新，給乾隆詩壇吹入一股新鮮的空氣。
黃仲則詩歌崇意尚情，不以藻繢為能事，但並不意味其不重用字。仲則與洪亮吉論詩，就曾勸其深心細閱明人高啟之詩，“求其用意不用字，字意俱用處”（《與洪稚存書》）。清人劉大觀《書黃仲則詩後》評仲則詩雲：“《悔存》八卷十萬字，字字經營出苦思。”概而言之，仲則詩用字有兩大特點。一是尖新奇崛，意取新警。他十分鐘愛一個“立”字，如《山房夜雨》：“山鬼帶雨啼，饑鼯背燈立。”《秋夕》：“羨爾女牛逢隔歲，為誰風露立多時？”《湖上雜感》其一：“不見故人聞舊曲，水西樓下立多時。”《癸巳除夕偶成》其一：“悄立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綺懷》其十五：“似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立”字，換言之，即無語、沉思、孤獨，這既是詩人飄零孤獨的像征，又是深衷淵懷的寫照，也是心靈不寧的一種外化。由此來看，仲則詩中“立”字，用意甚深。杜詩善用“自”字，如“村村自花柳”、“寒城菊自花”、“故園花自發”、“風月自清夜”、“虛閣自松聲”等，清人薛雪《一瓢詩話》評雲：“下一‘自’字，便覺其寄身離亂、感時傷事之情，掬出紙上。不獨此也，凡字經老杜筆底，各有妙處。”仲則也多用“自”字，如《夜坐寫懷》：“作詩辛苦誰傳此，一卷空宵手自摩。”《春感》其二：“宮闕自天上，家山隻夢中。”這些詩句傳寫淒涼心境，個性鮮明，頗得杜詩用字之妙。仲則又喜用“誰是”，袁枚《隨園詩話》卷十一評雲：“記黃仲則有禽言斷句雲：‘誰是哥哥，莫喚生疏客！’尖新至此，令人欲笑。”其實，仲則用字尖新，令人欲笑，而又不免悲從中來，如《太白樓和稚存》：“凡今誰是青蓮纔，當時詰屈幾窮哉！”《何事不可為二章詠史》其一：“父人復人父，誰非竟誰是？”“誰是”一詞是詩人失路的痛哭，也是對上蒼發出的質問。二是用字寒瘦苦澀。宋人黃庭堅詩如“藥中峻品，以僻澀新奇之制，起陳腐恬熟之病”（《靜居緒言》，《清詩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仲則以“涪翁之後身”（《送馮魚山庶常歸欽州》）自任，遠承祖法，下字用語，亦以寒瘦苦澀見長。檢《兩當軒集》詩，撲面而來的便是病馬、病婦、病骨、人鬼、殘燈、斷梗、斷魂、殘星、殘陽、暮氣一類的衰颯之語，氣韻幽冷，愴人心神，而且味如橄欖，使人回味無窮。洪亮吉《北江詩話》卷二雲：“寫景易，寫情難。寫情猶易，寫性尤難。”無疑，仲則用字尖新奇崛、寒瘦苦澀，臻至妙境，正鮮活地體現了詩人的性情。
三
黃仲則詩深受人們的喜愛，有關贊譽之辭不暇引述，包世臣、張維屏的說法即頗具代表性，這裡需要指出如何評論有關黃仲則詩歌的質疑之論。
所謂“禮法仇狂士，乾坤侮俊人”。黃仲則其人其詩在清代也受到不少誤解和質疑。嚴迪昌先生《論黃仲則》曾經指出仲則是一位“在‘天纔’的贊譽聲中被曲解了的詩人”。翁方綱、畢沅等人贊賞其纔調，卻不免慨嘆其“卒以不自檢束”（畢沅《吳會英纔集小序》），以至於昆侖玉碎。清代不少論者還以為仲則之詩超逸有餘而博大不足。張維屏曾對此進行駁斥，《聽松廬文鈔》雲：“子之意，必以多用書，多數典，而後博乎？必以襲杜、韓之貌，學明七子之聲，而後為大乎？”以上批評，大抵屬於善意的“誤解”。更有甚者以為仲則耽酒好色，其人“不足重”。張維屏《聽松廬詩話》亦為之辯解說：“至仲則親老家貧，窮愁抑塞，念念不忘將母，乃欲謀升鬥之養，而不獲遂其志。卒至饑驅奔走，客死他鄉，吾方悲之不暇，又何暇以禮法繩之耶？”
在有關的爭議中，翁方綱與洪亮吉的衝突也值得一提。黃仲則去世不久，翁方綱為其編刻《悔存詩鈔》八卷，從千餘首詩中刪得500餘篇，並在序中指出仲則詩隻有經過“嚴刪”，始能傳世。洪亮吉看法頗不相同，力主將仲則詩全編付之剞劂。翁方綱深感不滿，致洪亮吉手札雲：“然仲則之詩，必如此嚴刪，乃足傳之，若全付劂，則非所以愛之矣。懇吾兄速致札關中，暫停梨棗，則弟即將刪本寄去，否則此刪本煞具苦衷，亦不肯輕以示人也。”洪亮吉未能苟同，《劉刺史大觀為亡友黃二景仁刊悔存軒集八卷工竣，感賦一首，即柬刺史》詩雲：“檢點溪山餘笠屐，刪除花月少精神（注雲：詩為翁學士方綱所刪，凡稍涉綺語及飲酒諸詩，皆不錄入）。”（《卷施閣詩》卷十八）應該說，如果仲則全編不傳，僅有《悔存詩鈔》傳世，其“性靈”難免要被“抽空”，變成一副空架子，我們今天恐怕就很難認識其人其詩的真面目了。
四
黃仲則一生賦詩甚多，嘉慶間趙希璜、鄭炳文編刻《兩當軒詩鈔》十四卷，存詩850餘首。咸豐八年（1858），黃志述所刻《兩當軒全集》，收詩1072首，後世刻本多沿仿此本。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李國章先生校點《兩當軒集》，以光緒本作底本，並補收光緒本漏刻詩8首。其實，仲則現存詩仍隻是他一生創作的少數。洪亮吉《行狀》稱仲則歿後篋中詩“篇幅完善者至二千首”。即使這2000餘首詩，也還是詩人刪存後的數字。清人汪啟淑《鹿菲子小傳》稱仲則“年始二十餘，得詩已二千餘首”（《續印人傳》）。乾隆四十年（1775），仲則在《詩集自敘》中說：“恐貧病漂泊，脫有遺失，因檢所積，十存其二三，聊命故人編次之。夫幼之所作，稍長輒悔，後之視今，何不獨然。”據此以推，仲則一生賦詩當遠在4000首以上，以其三十五年的生命歷程和幾近二十年的創作生涯來看，這個數量是驚人的。
清代詩歌浩如煙海，編纂《全清詩》尚是一個杳杳無期的工程。清詩選本的編集也非易事，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這個時代距離我們太近了。唐詩在經過千餘年的歷史檢汰後，優劣區分較易。而編選清人之詩，尚是檢汰清詩的歷史長河中的一些初步嘗試。所以，我們主張多撰寫幾部清代文學史，編刊一些作家之集，這將有助於清代文學的傳播和研究。
翁方綱編刻的《悔存詩鈔》“凡涉綺語及飲酒諸詩皆不錄入”，當時就遭到洪亮吉的強烈反對。畢沅《吳會英纔集》、王昶《湖海詩傳》、張應昌《清詩鐸》、徐世昌《晚晴簃詩彙》俱收錄仲則不少佳作。今人陳永正（止水）先生編選《黃仲則詩選》（三聯書店香港分店初版，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再版），選詩103首，詳加注解，對仲則之詩的普及多有貢獻。本次編選《黃景仁詩選》，以李國章校點《兩當軒集》為依據，參以其他刻本與選本，選詩348首。有關錄詩的標準，有兩點需要說明。其一，嚴迪昌先生不贊同選本陳陳相因，曾經提出“新、美、活”的編選準明清詞》，天地出版社，1997年）。本次詩選，亦是以“新、美、活”為則。其二，在文學史視野觀照下，選詩力求較全面地反映仲則創作的實際，如大量選錄《悔存詩鈔》摒棄的“涉綺語及飲酒諸詩”，蓋因這類詩能見仲則的真性情；選錄不少以學為詩的作品，是由於這些詩是其創作的一個重要方面。
本書初版以文字稿錄入，條件簡陋，又倚於門人之力，自己疏於校理，魯魚豕亥之誤甚多。筆者深悔當年的魯莽無知，每有負罪之感。承蒙湖湘纔士謝衛民兄、南京師大宋雪博士、浙江大學劉雄博士不棄，指正錯謬，受益良多。此次修訂，復參考許雋超先生《黃仲則年譜考略》，在此一並致以謝意。前哲蔣劍人、朱建新皆選注有《黃仲則詩》，筆者見聞鄙陋，曩昔且欲束書不觀，今取而讀之，知前賢遠不可追也。小書增訂於2011年歲末，明年二月作補記，即交出版社待梓。光陰荏苒，忽忽十載，始得排印。近接校樣，重作勘讀，知十年前增訂仍嫌粗疏，乃作考補。又見張草紉先生《黃仲則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以下簡稱“張注”）、蔡義江諸先生《黃仲則詩選》（中華書局，2011年，以下簡稱“蔡注”）刊行，購讀之，知各有所得，遂檢可采者各數條，以為訂補。
參酌蔡注訂補14條：仲則《觀潮行》“前胥後種”一條；同篇“我欲停杯一問之”一條；《驟寒作》“萬竅”一條；《偕容甫登絳雪亭》“橫江鶴”一條；《寄王東田丈》“射生手”一條、“學羌語”一條；《子夜歌》解題一條；《夜起》“叔夜於仙已絕緣”一條；《重九後十日醉中次錢企盧韻贈別》“莫羨悠悠世上名”一條；《秋夜燕張蓀圃座》“白雪”一條；《春感》“宮闕自天上，家山隻夢中”一條；《三疊夜坐韻》“散帖半床休檢點，愛它鼠跡滿凝塵”一夜獨登天橋酒樓醉歌》“陶家”一條；《圈虎行》“不如鼠”一條。
參酌張注訂補者20條：《秋夜曲》“雙鴛鴦”一條；《莫打鴨》“芙蓉”一條；《湘江夜泊》“三十六灣”一條；《武陵吳翠丞降乩題詩，仿其意為此》“土花”一條；《大造》“阿保”一條；《即事》“宿雨”一條；《春風怨》“題來”一條、“沉沉”一條；《秋夜燕張蓀圃座》“屈膝”一條；《即席分賦得賣花聲》“齒頰生香”一條；《十月一日獨遊臥佛寺逢吳次升、陳菊人，因之夕照寺、萬柳堂，得詩六首》“綠野名園”一條、“翠微”一條；《烏岩圖歌為李秋曹威作》“曾參冠”一條；《都門秋思》“好尋騶卒話生平”一條；《夜坐示施雪帆》“行縢”一夜獨登天橋酒樓醉歌》“雙壇”一條；《送陳理堂學博歸江南》“布帆安穩作歸人”一條；《臘月廿五日飲翁學士寶蘇齋，題錢舜舉畫林和靖小像用蘇韻》“點漆”一條；《惱花篇，時寓法源寺》“非人誰與”一條；《夜雨》“天漏罅”一條。
朱建新、蔣劍人二先生舊注，有所參酌，各為標明。臚列諸條，以示不掠人之美，亦見注解非易事。至於注者抄挪沿用，茲不論。謹因小書淺陋，貽誤注家，冒瀆讀者，誠致歉意。
此次校稿，蒙人文社胡文駿、杜廣學先生之允，得事考證，補所未完，增釋舊典、今典若干。如《二十三夜偕稚存、廣心、杏莊飲大醉作歌》諸篇，補仲則與馬鴻運、左輔、洪亮吉聚飲，號“城東酒徒”故事。指出《雜詩》“前後”二句反用曹植《箜篌引》詩句；《鋪海》“迷婁”，即迷空，與迷樓無涉；《宣城雜詩》“宣城花”兼用宋人蘇為典事；《答和維衍二首》“如豆和黃”乃磨豆成漿，非如今人穿鑿之釋；《獨鶴行簡趙味辛兼示洪對岩》“商山君”，用商山隱士高太素故事。《洪忠宣祠》“梨面”，引民國《黑龍江志稿》作解。《湖上雜感》“酒面”，引白居易、陶淵明詩及吳瞻泰《陶詩彙注》增釋之。《別稚存》“此去風塵宜拭目”，引《漢書·張敞傳》以作新解。《雜題鄭素亭畫冊》之“鄭素亭”，考為明代畫工鄭書遜。《壽陽》“河胃”，引陳維崧《南陽懷古八首》證其即“淮水”之稱；《懷映垣內城》之“映垣”，考為荊溪任映垣。《濟南病中雜詩》“南山”，指齊地南山，即歷山。《將之關中留別吳二春田》之“吳二春田”，考為休寧吳蘭芬。《典衣行》一首，考為乾隆三十四年鼕和洪亮吉《典衣行》所作。《述懷示友人》“檐前”句所缺第六字，蓋為“爵”字。
注書不易，況所學短淺，根基薄陋，豈不難哉！仲則之詩，當時即有論者以為不易讀。小書雖經修訂，其不達者、謬誤處當仍多，祈請方家讀者不吝賜教，減我文字之業，以更有助於仲則詩篇之播傳，人生幸莫大焉！李聖華
二○○四年十月初稿第一稿
二○一二年春補記
二○二一年春再校畢，補記於越文化研究院少年行〔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