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關於晚明的時限問題，史無定說。清初學者一般稱萬歷至崇禎末的一段時期為明季，亦有把弘光、隆武、永歷南明政權階段包括在內的。明季一詞大致相當於我們所說的晚明。民國學者傾向把晚明和南明分別認識。現代學界一般視南明為獨立的歷史分期，晚明下限為崇禎亡國之甲申，上限大致始自隆慶、萬歷之際。本文根據詩歌發展、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階段性特征，確定研究對像為萬歷至崇禎七十餘年的詩歌①。
晚明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社會大動蕩時期。自萬歷起，明王朝開始迅速走向衰落。……王朝國力衰竭，難以抵御咄咄相逼的滿洲軍事力量，並困於李自成、張獻忠農民軍的烽火四燃，終以覆國。
晚明歷史激變在經濟和社會風尚方面表現同樣明顯。……
政治、經濟、世風的激變構成晚明士子人生態度、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轉變的動因與契機。政治黑暗迷亂給士人帶來極大的人生困惑和沉重的精神負荷，經濟與世風變化又促使放縱自適士風流行，士人身上交織著自我的清醒與道德的困惑、狂健的進取與放縱的沉淪、精神的自守與戾氣的外放，世態百像如狂狷、憤世、孤傲、縱情、自適、隱逸、禪悅、自潔，在這個時代都體現得淋漓盡致。思想界存在著新生和陳腐、開放和禁蔽的尖銳衝突，程朱理學、陽明心學、禪宗思想、老莊學說及市民意識相互摩蕩、融合，大有爭鳴之勢。其中，兩大變化趨勢引人注目：一是士人接受左派王學，融合三教，個體意識高揚，肯定自然人性，推動晚明異端思潮的形成和發展；二是士人為振興世道，主張用實，從維護禮法和程朱理學出發批評異端思想和尚談心性的學風，這一思潮至明末漸占上風。
晚明社會自由與禁蔽、凋敗與繁榮、新生與破滅種種情勢共生，蘊育詩壇蛻變衍化的契機。公安派獨抒性靈，在文壇推轂晚明異端思潮；竟陵派感於幽憤，以淒霖苦雨之聲傳遞現實幻滅之感和對澄明世界的追求；晚明閩派熔鑄文學妙悟、性情，倡導革新；江浙山人詩人疏遠科舉，以詩文、技藝標示個體存在；山左詩人在閎音鳴世理想破滅後，走向憤世急懟；東林、復社、幾社士子面對世道衰微，詩歌追求世運、性情、學問相合一的旨歸，其中傑出之士在天崩地解之際，激流勇進，以熱血譜寫愛國詩章；女詩人挾區域、家族文化傳習之優勢，以獨特的敏感和纔華，振興閨秀詩壇，規模之磅礡、態度之率真，均詩史前所罕有，共同譜寫出晚明燦爛、於中國詩歌史上堪稱獨特的一部樂章。
一 晚明詩壇概況
其一，詩人湧現，詩派群體更迭，詩論紛出。晚明詩人數量目前尚無具體統計。天啟初年，錢謙益著手編次《列朝詩集》，間隔二十餘年復續其事，至清順治六年輯成八十一卷，著錄明詩一千八百餘家，晚明作者占半數，但該集錄詩略於明末，如公安派詩人，收錄不過公安三袁、陶望齡、黃輝、雷思沛、秦鎬數人，竟陵派僅選錄鐘春、商家梅、葛一龍等數人。朱彝尊有志補《列朝詩集》所缺，晚年編成《明詩綜》百卷，錄存三千四百餘家，詳於明末，廣收明遺民詩，如果計以遺民詩人，晚明作者居半，已超過《列朝詩集》總數。清末民初，陳田歷十七年編《明詩紀事》，評錄四千餘家，較《明詩綜》更詳於明末，即使如此，所遺仍不在少數。初步推測，晚明有詩文編冊成集的作者逾千家。龐大的詩人陣營構成流派群體踵興的基石。嘉靖中葉，文壇尚不見流派紛呈之勢。……諸如此類的各持一說，體現了詩壇繁榮與創新自立。
其二，創立一代明詩的文學意識空前高漲。無論後七子派、公安派、竟陵派，還是晚明閩派、幾社詩群，建構一代明詩以復興文藝的革新意識都相當凸顯。胡應麟《詩藪》稱李夢陽“開創草昧”，張惟任認為李夢陽“有開創掃除之功”⑦，李贄反對模古，但謂李夢陽：“與陽明先生同世同生，一為道德，一為文章，千萬世後，兩先生精光具在，何必更兼談道德耶！人之敬服空同先生者，豈減於陽明先生哉？”⑧……山左的公鼐表白“丈夫樹立自有真”，“願成昭代一家言”。晚明閩派繼承明初、中葉閩派之緒，力振閩中詩壇。詩人創立明詩的意識和可貴探索，使晚明詩歌在中國詩歌史上自成一繫。
其三，詩歌運動與時代思潮相融合互動。左派王學與三教合一及市民思潮的交融，推動了李贄為首的狂禪派形成，公安派為文學界異端思潮的代言，肯定自然人性、個體獨立，要求詩歌率性任真。竟陵派追求“獨撥”的人生和藝術，體現了狂禪派受挫後社會思潮的變遷。……這一詩歌取向與東林建立的學術傳統密切相聯。
其四，詩歌主流嬗變的階段性。萬歷初，後七子派中興，並發生新變；越中、甬上、山左、閩中區域壇坫興起；山人詩流行於世；李贄、湯顯祖、徐渭自成一幟，變化奠定詩壇新格局。萬歷中葉，公安派倡導詩歌革新，與異端思潮水乳交融；……晚明詩歌經歷了一個從獨抒性靈、張揚個性，到獨撥隱秀、滌空孤詣，再到世運、性情、學問合一的主流演變過程。
其五，詩派群體之間激烈的文學爭鳴。尊“道”還是崇“文”？守“格”還是主“情”？昵“古”還是重“今”？三者是晚明詩歌創作和理論爭鳴的中心問題。……
其六，詩歌創作鮮明的時代和個性特色。詩人追求情、真、善、美，關注現實、人生，無論標榜古人，還是命世當今，創作都富於鮮明的時代特色和藝術個性，飽含熱情和創造。……詩人各抒性靈，創作風格多樣化，如王世貞的平淡、屠隆的高華、徐渭的雄肆、李贄的平實、王稚登的蕭逸、陳繼儒的樸野、馮夢龍的俚俗、袁宏道的灑脫、江盈科的細切、鐘惺的幽春的清泠、公鼐的爽麗、王像春的奇警、王思任的滌宕、高攀龍的衝夷、謝肇淛的細潤、曹學佺的淺淡、陳子龍的哀艷、黃道周的博奧、瀋宜修的清怨、葉小鸞的高散，林林總總，不一而足。晚明詩人正是以貼近時代和個體的心音體寫了一代知識分子的情感心路歷程。
二 清初以來對晚明詩歌的批評與研究
四百餘年來，晚明詩歌的接受與批評歷經曲折。公安、竟陵詩風在清初痛遇排撻。錢謙益、朱彝尊、王夫之等人的厲詞批駁，盡管出自不同批評立場，或政治分歧的，或個人恩怨的，或審美意趣的，或藝術旨歸的，但正本清源和復歸大雅的宗旨出奇一致。明末幾社實開啟此一風氣，不過大力的運作還是由清初詩人在歷史變更中實現的，其中，錢謙益、朱彝尊影響最大。錢氏嗤點前賢，力挽“大雅”。朱氏訂正錢氏之說，按曾燠《靜志居詩話序》的說法就是“正錢牧齋之謬”，可是二人不存在根本認識分歧，細則不論，就批評範式言，他們樹立的都是復古與革新“矯枉過正”的批評體繫：後七子擬古而弊生——公安派救弊而陷於“纖佻”——竟陵派以蘊藉救公安之弊而失於“鬼國”、“幽峭”——復社、幾社再起而救弊，復興雅道。這一批評的失誤是明顯的，而且已遠超出了詩藝高下和是非問題，言辭之尖刻、態度之嚴厲、抨擊之兇狠、結論之酷重，在中國詩歌史或文學批評史上均前所未有，尤其是定讞鐘、譚為有害於世的“詩妖”，對竟陵一派造成的打擊是致命的，成為在封建歷史時期不容辯白、無可甄別的鐵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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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以上研究問題，筆者有幾點不成熟的看法：
一、進一步拓寬研究層面。我們的研究還有許多待於深入認識的課題，如新安詩群、晚明閩派、山左詩群、甬上詩派、粵東詩派、女性詩歌、山人詩等均是。
二、拓展研究方法，以利於認識深化。如從區域文化角度探討明詩，不失可行之舉。明詩與區域文化關繫密切，公安派、竟陵派重要詩人多占籍湖北，自標“楚人”，宣稱“楚風”。越中詩人接受陽明、龍溪之學，詩歌“尚理”色彩濃重，徐渭、陶望齡之詩即體現了這一區域特色。再如從結社角度切入研究，對揭示文壇風會與詩派演變來說亦不失為一個視角。民國時期，謝國楨、郭紹虞等人通過結社認識明代學術和文學，頗見成效，可是，當前並未對此予以足夠的關注。
三、更多關注詩歌自身研究。文學研究不排斥學術熱點，但要少一些盲從，多一些獨立和理性。四、當前研究要走出困境，重要的一點便是走出錢、朱批評明詩的理論模式，重新認識《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評說，並走出“宗唐”、“宗宋”批評話語模式。五、的批評。詩史不具有“某一種”終極形態，我們闡述詩歌歷史，應該對其復雜形態和規律作一定程度上的把握，而不是陳述其終極形態。就和規律不是本質一樣，詩史揭示的規律並非文學自身，如果把詩史統一於“某一種”形態，規律變成單一的、終極的真理，那麼，文學研究可能變為某種模式的圖解。我們的研究，根本上言，不是尋求“單一”，而是盡可能展現詩史豐富而復雜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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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本書是在我的博士論文《晚明詩歌研究》的基礎上修訂而成的。去年五月，王水照先生在論文答辯會上，建議我在論文基礎上撰寫一部《晚明詩史》，這也一直是業師嚴迪昌先生的期望。遵循二位先生的教導，我在畢業後曾打算做這方面的嘗試。但撰著“詩史”，既需要“史纔”，又需要廣博的學識，在我，年始而立，學力有限，更談不上“史纔”了，隻好作罷，希望將來完成一部《明代詩史》，以不負先生的厚望。
我對明代詩文喜愛有加，敬佩許多明代作者的膽氣學識和天纔創造，所以在書中給他們以較高的評價。李杲堂批評陳子龍等人選明詩囿於一見，陳田也由此感慨李杲堂“最識文人苦心”。我非常贊同他們的觀點。其實，陳子龍抨擊公安、竟陵，錢謙益丑詆鐘、譚，王夫之痛斥萬歷中葉以後的文風，何嘗不是一種“文人苦心”，但四百年的歷史過去，他們期望的“大書特書”式的批評竟然成了一種反諷。無疑，錢謙益、朱彝尊、王夫之在批評明詩的歷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均不失為“明詩之功臣”，本書頗多援引他們的論辭，而且辯駁之論居多，難免有“多口好奇”之嫌。我的本意是希望通過批評來發現其歷史局限，這種作法在當前似乎還是必要的。清理這些問題相當困難，不隻因為現代的批評與之糾纏太密，原因還在於指責它的同時，要付出個人誤評和謬說的代價。
本書意在搜尋、梳理及整合大量文學史料，從詩歌發展的區域性、文人心態、文人結社、詩歌創作、詩風演變等角度，對晚明詩歌作較全面的綜合研究。議論涉及的作家不下數十位，其中一些詩人的成就並不高，但還是被選入論述範圍，這大致是借鋻了陳濟生編《天啟崇禎兩朝遺詩》的作法，因人而論，至於風華冠絕一代的山人詩人的大量入選，非出於個人的偏嗜，而實是較真實地反映了當時文壇的狀況。
書稿草成，即請序於迪昌師，先生欣然應允七月賦序，不虞罹病數月，未克其事。先生為本書的撰寫付出了艱辛的勞動，我衷心感謝恩師的悉心指導和教育，並祝他早日康復。王水照、鐘振振、楊海明、王永健、潘樹廣、馬亞中、邱鳴皋、孫映逵、張仲謀諸先生對論文提出了許多寶貴的修改意見，裴世俊師一直關心我的生活和學習，殷切盼望本書早日出版，鄭州大學文化與傳播學院的領導和古代文學學科點的師長學友也給予我熱情的關懷，在此向他們表示感謝。特別還要感謝陳飛先生和周絢隆先生，沒有他們的關愛與支持，本書難以如此順利地出版。師友的關心和鼓勵，使我不敢懈怠，這本小書將激勵我在明清詩文研究的學術道路上加倍努力。
李聖華記於鄭州大學寓所
2002年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