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祿
歷史時有奇譎之事。以一時人物地脈來論，十九世紀後五十年，廣州為坐標，南北上下各數十公裡，如此窄短的地帶，竟次第出現了三位聳動全華以至將她徹底改變了的人物。
一位乃康有為氏，世稱“康南海”。所謂“南海”，便即大清廣州府南海縣，其地緊鄰廣州城西南角。秦代已以南海為名，後或郡或縣。降至當代，1992年由縣改市，又十年撤市改區，便是今之佛山市南海區。這康有為，乃南海縣丹灶蘇村人，光緒二十一年1895在京師發動“公車上書”，旋受德宗信用著手戊戌變法，百日而敗，入民國以保皇黨領袖立足政治，直至謝世。
又一位姓孫諱文、號逸仙，後來化名“中山樵”。不料這化名流傳更廣，久之世人鮮稱本名，都習慣叫他“孫中山”。孫文的出生地翠亨村，在今中山市，原名香山縣。康有為以地望稱“康南海”，孫文反令故鄉因之以名，足見地位崇隆更勝一籌。至於原因，那是婦孺皆知——他乃中華民國的創立者，被尊“國父”。
遙想當日，上世紀頭二十年主中國沉浮的革命黨、保皇黨也稱孫黨、康黨兩大政治勢力，其首屈一指的巨擘，居然來自相距僅數十公裡的蕞爾之地，豈不讓人稱奇？
這且不說，還有一位天字號人物，也與康、孫是近鄰。
今廣州市花都區新華街建有廣州北站，來廣州的旅客可能在此下車抑或經停其處，但人們未必知道，所履之地曾經出過一位地動山搖的人物。溯之1993年以前，此地尚名花縣，建置三百餘年以來，多半時間僅堪以平淡形容，不想清朝道咸之間，平空降下一位泰坦巨靈。那情形與《水滸傳》楔子所寫，恍若重現：
隻見穴內刮剌剌一聲響亮，那響非同小可。響亮過處，隻見一道黑氣，從穴裡滾將起來，掀塌了半個殿角。那道黑氣，直衝到半天裡，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
另一段則道：
此殿內鎮鎖著三十六員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單八個魔君在裡面，上立石碣，鑿著龍章鳳篆姓名，鎮住在此，若還放他出世，必惱下方生靈。
六百年前施耐庵先生述此“魔王下界”故事，說石碣背面刻著“四個真書大字”：遇洪而開。巧的是，眼下我們所敘，恰也與一個“洪”字相關。
卻說花都區西北方，有地名曰官祿布。“布”，本應為“”，一個偏僻之字，即收字頗全的《康熙字典》亦不見，但廣東一帶地名頗常用，康熙《花縣志》就載有鶴棲、大東、小村、八坜等名。緣音推之，或與“堡”形異而音義相同。“堡”的讀音，有的地方念如“補”，有的地方念如“鋪”，意皆築有圍牆之村鎮。起初，自然為抵御兵匪之擾而設，後來轉而隻是尋常村落。官祿又有寫作“官祿埗”的，“埗”乃“埠”的異體字，指碼頭或者有碼頭之城鎮，而官祿也確實緊鄰一條小河，故而“”亦有可能通“埠”。究竟如何，留給小學家們去考釋罷。
當年，官祿居民約四百，住有洪、凌、馮、溫諸姓，而洪為大族，照洪仁玕1852年在香港對瑞典傳教士韓山文之所親述：“大多數為洪姓族人。”族中有洪鏡揚一房，此人膝下三子二女，其中那小兒子，乳名“火秀”，長大後按宗譜倫輩得名“仁坤”，但後來他卻自作主張，替自己取了一個新的名字：秀全。洪火秀抑或洪仁坤易名洪秀全之日，便是一場大狂濤起於青之末的時刻。
他不是別人，正是親自創立太平天國也親手毀了它，並令至少二千萬人在不到十五年時間裡或戰或餓而死的那個人。此時放眼再看，自北而南，以官祿為起點，次而南海丹灶蘇村，次而香山翠亨村，這上下百公裡、三點一線排開的三座廣東小村莊，於五十年之間，先後觸發了中國近代史最重要的三大機棙。所謂歷史風雲際會，大抵沒有比這更加詭巧的例子。
依其族譜，官祿洪氏之祖乃是洪皓。洪皓，進士出身，身歷兩宋，《宋史》有傳，曾銜高宗之命為“大金通問使”前往議和。對我們今人，洪皓之子洪邁顯然更加有名，他就是《容齋隨筆》的那位作者。此書為史學掌故考據名作，據說是毛澤東長年喜讀之書。這支洪氏隨宋室南渡，最終落足廣東——始居潮州，後遷嘉應州，康熙間再遷花縣。
現之官祿布，建有洪秀全故居，頗具規模。院落外廣場矗立現代化之紀念館一座，以及洪秀全按劍直立塑像一尊。院內則園林化，古木摩天、綠草如茵，祠堂、古井、水塘、宅屋俱全。但說是“故居”，與原貌究竟有何關繫，大概成疑。單單那幾排宅屋，雖牆體以土坯磚砌就、努力營其“舊狀”，混凝土的房基卻幽然露出了馬腳。尤其那片水塘，水面開闊，清波蕩漾，秀色宜人，似乎最為失真。依洪仁玕所述，真實的官祿應是這樣：
村之前面隻得房屋六間，其後則有房屋兩排，中隔小巷。在第三排之西邊則為洪秀全父母所居之小宅也。在村中房屋之前有小塘，滿貯泥水。全村之污水糞溺被雨水衝動均流入此處，而成為全村灌溉禾田之肥料池。但穢氣四播，凡不熟習中國農村經濟者均不能堪也。在村之左邊，靠水塘之旁，有一書塾，此為村童上學念書，預備科舉考試之處。
洪鏡揚家境平平，不甚窮，然亦難稱富足。這從洪火秀幼年能夠入塾讀書、十六歲卻又輟學，務農事以助家用，而大概推知。也許整個村子普遍來講並無特別優越的人家，故洪鏡揚家境平平，仍在族中享有地位，充當族內紛爭的裁決者，若須與外族交涉，亦由他代表出面。在舊時鄉村社會，此類角色通常由望族承擔。
洪火秀生於嘉慶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1814年1月1日。到他出生時，花縣誕生也纔不過一百三十年。這是個新縣，不見諸過去版圖，康熙二十一年始有地方官員動議，二十三年得到來粵主持科考的某京官響應，奏以特疏，遂於二十四年降諭旨：
二十五年1686析南海、番禺二縣地，創立花邑。
花縣一半疆域原屬南海，以是觀之，洪秀全與康有為倒有半個同鄉之誼。為何一再行創建花縣之議？原來，這片區域舊時與番禺、清遠、從化、南海、三水、英德數縣接壤，地緣復雜，兼以山深谷窈，歷稱“三不治之地”。遠的不說，單論前明弘治年間迄今，久有匪寇嘯聚，譚觀福、唐亞六、鐘國讓、鐘國相、蘇鳳宇、練復寧、吳萬雄等輩先後為亂，旋滅旋起，“百十年來議剿無功，議撫無效，民靡有寧宇焉”。正因此，康熙十二年，番禺縣令王之麟於剿匪途中，仰見群峰，瞬間省悟：“惟有設邑建城，可握喉吭。”此見漸成共識，經反復奏請，終使花縣誕生。
這個新縣，其境東西橫一百二十九裡，南北縱一百零一裡，距北京四千八百六十五裡。康熙二十五年當時，田地山塘總面積二千六百四十八頃其中由南海縣割撥而來約一千一百二十一頃，由番禺縣割撥而來約一千五百二十七頃；治下居民，男丁七千七百四十三人，婦女六千七百七十五口，總人口不足萬五；闔縣人丁、田土、歲派及各項雜費所納，一年“通共銀一萬零五百一十二兩二錢一分九釐六毫六絲二忽”。無論從人口、田畝和賦稅看，均屬小縣、窮縣。又，康熙《花縣志》載其四境村落凡一百九十一座，內中卻未見官祿之名，似乎是以後形成的新村莊。關於民風，縣志說：“花邑割自南、番，其間肥磽殊地，秀頑異民；招徠之眾，服習未馴。”人民因生活狀況不同，面目迥然，“大都食租衣稅者，猶可為善”，“若佃耕之甿，積惰而餮，牛種灰糞悉貸於豪黠，比及收獲，折算殆盡，已復稱貸，力詘負重，罄室以逃，由素無餘蓄故輕去其鄉也。”平時，民間糾紛不斷，易於相仇，“如女適於人，一聞溘忽突然死亡，動稱非命，率族抄搶，甚則聽唆囂訟；又或男歿媳寡，不為存恤，棄之外家。”對此，地方官所設想的對策是：“以人材為本，所責於士者綦通‘極’重”，“肅風教者在乎權，砥頹俗者貴乎學。”到了洪秀全這兒，可謂明驗其說破產，因為這位有清一代最大的“反賊”，即便尚未躋身“士”階層，卻實實在在是自幼於寒窗下苦讀聖賢書的學子。
然而洪火秀的出生地，或非官祿。這一點，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經民間調查提出的。調查者走訪當地農民數十人，多數指稱洪秀全出生地為另一個村子福源水：
我自小聽老人說，洪秀全是出生於福源水的，洪秀全在此地的住屋向南，有一廳五房。洪秀全就出生於上屋中間的一間裡。
（花山公社福源水大隊鐘昌深[男62歲]述）
洪秀全是在福源水出生的。我家原來的福源水住屋的房基，就是以前洪秀全家原來的房基。
（花山公社福源水大隊洪南利[男58歲]述）
洪秀全出生於福源水，因為家窮及福源水田少的原因，在洪秀全幾歲時遷居官祿布。
（新華公社官祿布村洪寬[男64歲]述）
據傳說，洪秀全一家遷到官祿布是因為福源水祠堂小，官祿布人多興旺、祠堂大，纔遷到官祿布來的。
（花山公社福源水大隊鐘天貴[男62歲]述）
花山公社農民洪南利所述最具體：一、洪秀全長至七八歲，始由福源水遷官祿；二、洪鏡揚與兄弟分家後，兄弟先搬到官祿，之後見兄弟一家在官祿日子頗興旺，洪鏡揚遂決定也遷往彼地；三、福源水的洪姓，人不多，常受外族欺壓，官祿洪姓較繁庶，這也是搬家的原因之一。不過亦有不同意見，認為洪秀全就是生在官祿。
洪火秀七歲入學，一點沒耽擱，且迄乎十六之齡，基本隻管念書。此甚足表示乃父於他所寄的厚望。在他上面，仁發、仁達兩位兄長，無一人知書，悉目不識丁，從父耕田為業。這自然反映著家庭經濟能力：“秀全之兩兄助父耕田，又種些少瓜菜，全家食糧由此供給。其家經濟不裕，隻得耕牛一二頭，另養豬狗雞等。”洪家擁有田畝具體數目不詳，據“耕牛一二頭”來看，當屬有限。村民回憶，“比貧農好一點，和現在比，大約屬中農水平。”以此家底又兼仰食者眾多，而要堅持不懈供一人讀書，誠非易事，這也看得出洪鏡揚對於幼子鐘愛獨加。
照洪仁玕的說法，那是因為洪火秀聰穎過人。開蒙以後，“五六年間，即能熟誦四書、五經、孝經，及古文多篇，其後更自讀中國歷史及奇異書籍，均能一目了然”。老父為之心花怒放，甚感自豪，“每與人談話，最喜談及幼子之聰穎可愛。每聞人稱贊秀全，輒眉飛色舞。凡有說及其幼子一句好話者，即足令此老邀請其人回家飲茶或食飯而繼續細談此老所愛談之題目矣。”
洪仁玕所謂飽學之譽，或有虛誇；洪鏡揚逢人矜耀卻盡出肺腑無疑。當然，這種矜耀既發乎父愛常情，亦源出於文化程度不高、三個兒子有兩個是文盲的家庭眼光。七八百年滄海桑田，洪皓洪邁之苗裔，早已不是書香門第。洪秀全腹笥如何，我們雖不以其童子試屢不中為衡鏡——科舉埋沒人纔，是眾所周知的——但他所撰詩文尚存，我們徑可讀而鋻之，包括他的手跡也在，睹之似難稱工，此或可考鋻他在為學上的功底及態度。
但無疑地，洪火秀若能成長為一個知書達禮之人，不單洪鏡揚待望已甚，對於官祿整個洪氏宗族也都有其特殊意義。他學業及前途的有成，似乎已被視為全村的共同財富。十六歲那年，當家中不堪重負，導致他短暫地中斷書齋生涯、“助理家中農事，或到山野放牛”時，竟引起了全村的不安。“其族人及友人均以其文學長纔，埋沒於粗工之中為大可惜”，大家商議共湊資費，“聘其任本村之塾師，由是復得機會靜中自行繼續研究文學而且修養其人格”。且不說當事人，即我輩作為讀者，讀此亦不能不感到任重難荷。洪火秀終於不必作為農夫，整日蹚在泥水中，於田間飽受烈日的炙灼，這固可謂命運之神的眷顧，然而同時又意味著精神上何等沉重的壓力！這一點，當其日後在府試考場屢試屢敗、屢敗屢試，以致活生生觸發了“範進中舉”式癲狂時，我們將能感受得格外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