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CFO財務操縱行為與績效影響的作用機制及制度優化研究》著重探討分析了以下內容，並得出相應的結論。
一，當前上市公司CFO職能和工作內容都發生了變化，需要CFO成為CEO的戰略伙伴和投資者的“看門人”（watching dog），在公司的價值創造過程中發揮更大作用。上市公司CFO的工作重心應該從傳統的財務會計逐步向戰略管理、風險管理、價值管理和監督管理方面傾斜；同時，賦予CFO相應的權限、提升CFO在我國上市公司管理團隊中的地位，真正成為投資者公司的“看門人”。
第二，從民營上市公司來看，控制權和現金流權分離程度越高的企業越傾向聘周內部來源的CFO，女性CFO更能夠減輕內部委托代理。女性高管可以顯著抑制公司過度投資，但也會加劇投資不足。在國有上市公司中，女性高管抑制過度投資的作用並不顯著。
第三，國資委控股國有上市公司中，CFO和CEO沒能產生抑制超額銷售管理費用的影響，財務總監委派制度沒能起到應有的財務監督效果，國有上市公司中CFO和CEO薪酬與公司財務績效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關繫，這主要是由於國資委考核企業高管的業績導向所致。
第四，目前民營上市公司CEO薪酬、CFO薪酬已經和公司績效之間建立起了較強的正向聯繫，而且在考慮了盈餘管理活動的影響之後，未管理的真實業績與高管薪酬之間仍然存在顯著的正向關繫。公司非控股股東董事比例的提高有助於CFO和CEO薪酬業績敏感性的提升，非控股股東董事更好地發揮了對管理層的監督激勵作用。
第五，在財務操縱方面，民營上市公司的應計盈餘管理不會對CFO或CEO的貨幣薪酬產生顯著影響，但CEO相對影響力會帶來其薪酬水平的直接提升。而真實活動盈餘管理程度的提高卻體現了CFO和CEO的薪酬私利動機，真實活動盈餘管理的絕對量加大，CEO或CFO的貨幣薪酬水平也會顯著增加，在CEO相對影響力更大的公司中，這種效應更為顯著。實際控股股東的兩權分離程度越大，真實活動盈餘管理的機會主義行為帶來的貨幣薪酬水平提升也越高。
第六，公司財務重述和CEO次年的薪酬之間存在顯著的負向關繫。這說明財務重述等不當行為會引發公司對CEO薪酬的懲罰，這也體現出目前中國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自律性的制約機制能夠起到一定的效果；但當CEO相對影響力更高的時候，CEO所受到的降薪效應將會減弱，CFO降薪會顯著，體現了CEO權力論的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