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讀完格瑞希拉和克裡斯坦合著的《拯救（京都議定書）》一書的時候，首先浮現在我腦海的是“及時”兩字。此時，人類正處於生死攸關的緊要關頭，因為自1992年裡約氣候大會以來大氣中新增加的溫室氣體迅速使氣溫升高至接近人類可以承受的上限。但是，如果國際社會還不能就未來的氣候制度框架達成一致的話，於2009年年底舉行的聯合國哥本哈根氣候談判也許會和京都談判一樣喜憂參半。分歧產生的根源之一可能是各方並沒有對支持還是反對《京都議定書》問題做出理性的思考。
我曾參與了從京都談判到聯合國氣候框架公約第六次締約方會議（COP6）的國際氣候談判。很遺憾，歐盟和美國沒有在第六次締約方大會上就如何執行《京都議定書》達成協議。當時，美國正處於克林頓執政的*後時期和喬治·布什競選的*關鍵月份。盡管當時我不太贊同《拯救<京都議定書>》提到的“總量控制與交易”途徑，但是，我還是盡我所能保護它的成果，至少是在前途渺茫的情況下做出了積極的努力。格瑞希拉以及她的同事，如邁克爾·格魯勃（Michael Grubb），確實逐漸使我從碳交易機制中看到了一線希望，而此前我一直認為碳交易機制要比協調國內碳稅制度復雜得多。
我理解《京都議定書》的懷疑論者，盡管他們還沒有找到一個全面的又不面臨明顯的政治接受力問題的替代品。依我之見，主要的風險不在於對《京都議定書》的質疑和尋找它的替代品，而是這樣做時忽略了它的精髓、它的整體一致性以及它表現出的深刻的政治合理性。這會使我們把時間浪費在不顧一切地試圖重塑它，或者浪費在永無休止的意識形態紛爭之中。
《拯救<京都議定書>》就是這樣及時，因為它幫助我們正確理解《京都議定書》是什麼，它為什麼會產生，在當前環境下它是如何被接受的。它是對哥本哈根會議前後關於氣候制度的各種觀點的如實解讀。它的優點就是科學地分析了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全面解釋了“總量控制和交易”途徑的經濟、倫理與政治內涵，詳盡地回顧了氣候談判的長期過程，評價了碳交易市場的現狀，剖析了建立將溫室氣體排放控制在一定水平之下的氣候制度過程中的潛在障礙。作者還分析了人類陷入如此困境的主要原因，如在貿易與環境之間做出錯誤選擇，以及歐盟提出限制通過清潔發展機制（CDM）的碳進口——這降低了轉向低碳發展道路的積極性，破壞了全球性交易的政治接受力。
正如格瑞希拉和克裡斯坦所指出的，《京都議定書》需要修訂。除了CDM改革等一些技術性問題（但很重要）外，《京都議定書》的修訂意味著調整其結構，使其具備應對金融危機和強化國際經濟實力再平衡的特征。從某種意義上說，哥本哈根談判是不合時宜的。“總量控制與交易”的優點就在於能夠實現南北之間的財富轉移，這種財富轉移不是通過收入轉移而是通過對不同的國家采取不同的碳排放限制實現的。但是，即使在貧富差距就是南北差距代名詞的20世紀90年代，北方的公眾輿論也普遍認為那些財富轉移不是用來“出售”的。目前，正當北方富裕、南方貧窮的格局被迅速崛起為候補經濟力量的中國、印度以及巴西打破之時，出售它們也被證明是很難的事情。然而，金融危機恢復了哥本哈根談判的及時性，這也許正是第7章的引人入勝之處。
在這種情況下，讀者應該重視第7章提出的一些觀點。它先從不確定性的角度陳述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世界經濟需要一些機制去樹立信心和刺激能夠發動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引擎的巨額投資。與碳交易市場相聯繫的全球新型金融機制能夠促進節能減排領域的投資，同樣也可以促進世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拯救<京都議定書>》建議，《京都議定書》途徑可以擴展到解決其他環境問題，以便於在推進世界經濟發展的同時保持生態繫統的服務功能。

格瑞希拉?齊切爾尼斯基（Graciela Chichilnisky），女，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信息與資源項目主管和風險管理協會主任、美國數學協會會員、美國經濟協會會員、美國統計學協會會員、莫納什大學傑出教授，並擔任《經濟研究評論》、《國際貿易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等期刊編委會委員，曾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歐盟委員會任職，是聯合國國際貿易、金融和氣候變化問題專家，是國際知名經濟學家，也是IDEAS排名前5%的經濟學家，《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的起草人，IPCC報告的**作者。

引言 一種毒癮

第1章 全球氣候危機
1．1 轉折點及潛在的災難
1．1．1 全球氣候變化的影響
1．2 我們能適應全球氣候變化嗎
1．3 小結：我們到底知道什麼

第2章 為未來保險
2．1 能源困境
2．1．1 解決方案需要全球共同努力
2．1．2 “搭便車”問題
2．2 如何給未來代碼：一種經濟視角
2．2．1 對未來的貼現
2．2．2 風險評估
2．2．3 我們能負擔得起未來嗎？
2．3 風險太大，不容忽視
2．4 為子孫後代保險
2．4．1 誰該為未來買單？
2．5 短期解決一長期挑戰
2．5．1 那麼，短期的解決辦法是什麼？

第3章 通向《京都議定書》之路
3．1 權威人士關於《京都議定書》的大事年表
3．1．1 科學基礎的奠定
3．1．2 氣候變化開始受到全球的關注
3．1．3 國際磋商正式開始
3．1．4 重點從科學轉向了經濟學
3．1．5 爭論逐漸升級
3．1．6 《京都議定書》初具雛形
3．1．7 闡明我的觀點
3．1．8 結局
3．2 後京都時代
3．3 國際氣候談判的重要裡程碑

第4章 《京都議定書》及其碳交易市場
4．1 《京都議定書》的碳交易市場如何運作
4．1．1 步驟一：逐個國家規定排放限制
4．1．2 步驟二：分配排放權
4．1．3 步驟三：靈活性與效率
4．2 清潔發展機制與發展中國家
4．2．1 避免產生問題
4．2．2 批準與實施
4．3 碳交易市場的現狀
4．3．1 碳的交易價格與市場的穩定性
4．4 下一個是什麼？

第5章 《京都議定書》不確定的未來
5．1 一位權威人士關於巴釐談判的詮釋
5．1．1 關於後《京都議定書》時代的新建議
5．2 “怎麼是你，布魯斯？”
……

第6章 拯救《京都議定書》
第7章 金融風暴：《京都議定書》對未來意味著什麼
第8章 兩顆抑制不住生長的種子

名詞術語表
參考文獻

《拯救<京都議定書>》：
心存疑慮的讀者也許會問，為什麼這個問題以前沒有被發現？為什麼全球自然資源產權問題到現在纔出現？原因很簡單，可以用類推的方法給出圓滿的解釋。在沒有足夠的交通量的時候，我們從不關心道路使用權，即所謂的交通信號燈繫統。第一個在美國定居的人並不關心土地所有權，它是免費的，直到它變得稀缺。我們從沒關心過地球上的大氣、水體和生物多樣性等全球自然資源的產權問題，直至人口增加到對這些資源構成威脅的時候。在地球的整個發展史上，人口從來沒有達到像現在這樣的規模，目前，世界總人口已經達到了67億，預計到2042年將達到90億。現在的人口增長速度在20世紀以前是從沒有過的，由於這是一種全新的現像，我們的歷史傳統對這樣的變化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我們沒有應對這一新型全球挑戰的全球性機構。現在我們迫切需要動員國際社會有組織地利用自然資源，就像當交通量達到較高水平時我們需要組織道路網一樣。為了同樣的原因：避免無謂的衝突、紛爭、成本、痛苦和死亡。這就是為什麼說全球自然資源產權問題直到今天纔出現的原因。
從全球的角度來看，目前地球上的石油、水體及大氣等自然資源要比資本重要得多。它們決定了經濟全球化問題以及隨之而來的環境風險和全球貿易與環境之間的衝突。在現代社會，資本已不再像在20世紀初的工業社會那樣是主要的生產投入。在發展中國家，資本也不是生產和貿易的主要決定因素。在前工業化經濟中，即所謂的南方，產權主要是指土地和農產品的所有權與交易權，更普遍地是指擁有和交易自然資源的權利。類似地，在從南方進口自然資源的後工業化經濟中，主要的生產投入是知識，而不是資本。正是由於這些原因，此處對環境和貿易問題及其解決辦法的解釋主要集中於一種同20世紀初占主要地位的產權類型完全不同的產權類型。自然資源的產權更適合於被分為北南兩部分的當今世界。
總之，當前關於環境問題的爭端不再發生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而是發生在兩種其他形式的經濟組織——通過國際市場被聯結在一起的農業社會與後工業化社會之間。環境問題貫穿於傳統上按政治體制分類的左派和右派、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這使那些固守過時的左派和右派分類思維方式的人感到困惑。保護環境對雙方都很重要。我們所面臨的環境問題，主要是由於南方出口和過度開發自然資源、北方國家進口並過度消費自然資源所致。如果我們想了解和解決全球變暖、臭氧層耗損及地球生態繫統的破壞等當代全球環境問題，我們必須重視這種二分法。我們必須認真看待北南雙方市場關繫的經濟基礎。
整個全球環境問題就是全世界對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和過度消費的問題。南方對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導致了北方對自然資源的過度消費。這就是全球環境問題的根本所在。可以這樣來看：如果北方顯著減少石油進口，南方顯著減少石油生產和森林砍伐，從而讓世界上的森林不斷擴大，那麼，全球變暖問題就不存在了，它就會消失。其他全球環境問題也會迎刃而解或明顯改善。目前，世界上大多數瀕臨滅絕的物種都主要棲息在森林及其周圍地區和水體中。如果它們的生態環境保持完好無損，它們也就會存活下去。
運用全球產權制度解決貿易與環境問題的過程已經開始啟動。它的開始很不順利，也沒有得到普遍的認可。但是，這個過程太重要了，必須把它理解為能夠促使全球產權制度得以采納、實施的政策工具。
全球自然資源產權是《京都議定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其最顯著的特征。《京都議定書》建立了全球化時代所必需的全球自然資源產權制度。
開創了全球大氣產權制度的《京都議定書》等國際協議是掌握未來的關鍵。它們可以解決和協調貿易與環境領域的嚴重衝突。《京都議定書》還隻是一個開始，它是將來許多國際協議的樣板。然而，如果目前想為全人類美好的明天設計全球經濟的話，拋開《京都議定書》這個樣板必將一事無成。
《京都議定書》遠不止是一個關於誰該排放什麼的大氣使用權及其交易權的分配體繫。它還包含一個將北方和南方、貧窮國家和富裕國家加以區分的不對稱待遇體繫。根據設計目的，它是一個惠及貧窮國家銷售商品的全球市場。貧窮國家擁有世界上絕大部分環境資源，它們可以利用這些環境資源向工業國家出售CDM信用。限制碳排放和解決全球變暖問題，無論是對於改善環境，還是對於消除全球不平等，都是在正確的方向上向前邁進了一步。這就是為什麼《京都議定書》的碳交易市場能夠經受住市場的推崇者和貿易懷疑論者的雙重考驗。它值得人們給予機會。
……

當我讀完格瑞希拉和克裡斯坦合著的《拯救（京都議定書）》一書的時候，首先浮現在我腦海的是“及時”兩字。此時，人類正處於生死攸關的緊要關頭，因為自1992年裡約氣候大會以來大氣中新增加的溫室氣體迅速使氣溫升高至接近人類可以承受的上限。但是，如果國際社會還不能就未來的氣候制度框架達成一致的話，於2009年年底舉行的聯合國哥本哈根氣候談判也許會和京都談判一樣喜憂參半。分歧產生的根源之一可能是各方並沒有對支持還是反對《京都議定書》問題做出理性的思考。
我曾參與了從京都談判到聯合國氣候框架公約第六次締約方會議（COP6）的國際氣候談判。很遺憾，歐盟和美國沒有在第六次締約方大會上就如何執行《京都議定書》達成協議。當時，美國正處於克林頓執政的最後時期和喬治·布什競選的最關鍵月份。盡管當時我不太贊同本書提到的“總量控制與交易”途徑，但是，我還是盡我所能保護它的成果，至少是在前途渺茫的情況下做出了積極的努力。格瑞希拉以及她的同事，如邁克爾·格魯勃（Michael Grubb），確實逐漸使我從碳交易機制中看到了一線希望，而此前我一直認為碳交易機制要比協調國內碳稅制度復雜得多。
我理解《京都議定書》的懷疑論者，盡管他們還沒有找到一個全面的又不面臨明顯的政治接受力問題的替代品。依我之見，主要的風險不在於對《京都議定書》的質疑和尋找它的替代品，而是這樣做時忽略了它的精髓、它的整體一致性以及它表現出的深刻的政治合理性。這會使我們把時間浪費在不顧一切地試圖重塑它，或者浪費在永無休止的意識形態紛爭之中。
本書就是這樣及時，因為它幫助我們正確理解《京都議定書》是什麼，它為什麼會產生，在當前環境下它是如何被接受的。它是對哥本哈根會議前後關於氣候制度的各種觀點的如實解讀。它的最大優點就是科學地分析了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全面解釋了“總量控制和交易”途徑的經濟、倫理與政治內涵，詳盡地回顧了氣候談判的長期過程，評價了碳交易市場的現狀，剖析了建立將溫室氣體排放控制在一定水平之下的氣候制度過程中的潛在障礙。作者還分析了人類陷入如此困境的主要原因，如在貿易與環境之間做出錯誤選擇，以及歐盟提出限制通過清潔發展機制（CDM）的碳進口——這降低了轉向低碳發展道路的積極性，破壞了全球性交易的政治接受力。
正如格瑞希拉和克裡斯坦所指出的，《京都議定書》需要修訂。除了CDM改革等一些技術性問題（但很重要）外，《京都議定書》的修訂意味著調整其結構，使其具備應對金融危機和強化國際經濟實力再平衡的特征。從某種意義上說，哥本哈根談判是不合時宜的。“總量控制與交易”的優點就在於能夠實現南北之間的財富轉移，這種財富轉移不是通過收入轉移而是通過對不同的國家采取不同的碳排放限制實現的。但是，即使在貧富差距就是南北差距代名詞的20世紀90年代，北方的公眾輿論也普遍認為那些財富轉移不是用來“出售”的。目前，正當北方富裕、南方貧窮的格局被迅速崛起為候補經濟力量的中國、印度以及巴西打破之時，出售它們也被證明是很難的事情。然而，金融危機恢復了哥本哈根談判的及時性，這也許正是第7章的引人入勝之處。
在這種情況下，讀者應該重視第7章提出的一些觀點。它先從不確定性的角度陳述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世界經濟需要一些機制去樹立信心和刺激能夠發動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引擎的巨額投資。與碳交易市場相聯繫的全球新型金融機制能夠促進節能減排領域的投資，同樣也可以促進世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該書建議，《京都議定書》途徑可以擴展到解決其他環境問題，以便於在推進世界經濟發展的同時保持生態繫統的服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