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夏含夷
《劍橋中國古代史》於1999年出版以後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注意，中國學術界也不例外。當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的李學勤先生立刻買了中文翻譯版權，組織了一批年輕學者翻譯。不幸的是，這個翻譯團隊的譯文並不盡如人意。之後，李先生不斷地尋找其他翻譯者，以期能讓中國讀者讀到此書，可是一直到現在都未能成功。因為我是《劍橋中國古代史》的合編之一，中國友人經常問我是不是有其他辦法可以將此書的內容介紹給中國讀者。為了滿足這些要求，我最近幾年以來在中國國內各個大學和研究所做了多場同題演講，簡單地說明了書的編輯背景和讀者的反應。每一次作這個演講，聽眾都很興奮，鼓勵我再想辦法作更深入的介紹。這本書就是一份答卷。
我本人完全無法將整本書翻譯成中文，而且也沒有這個必要。從書正式出版到現在已經過了近20年。這20年以來，中國考古學非常活躍，年年都有驚天動地的新發現。這些發現已經引起了西方學術界的廣泛注意，也產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艱辛的翻譯工作應該針對這些新的研究成果展開。然而，這並不是說舊的研究成果不值得記住。《劍橋中國古代史》雖然沒有辦法預測這20年以來的新發現，可是也不是完全過時的作品。它至少可以反映20年前西方漢學界中國古代史的最高學術水平。除此之外，該書的很多作者當時是中年學者，現在已經成為西方漢學界德高望重的權威學者，因此這本書仍然有相當的影響。讀者要明白現在西方漢學的狀況，《劍橋中國古代史》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讀者如果無法閱讀原文，至少應該稍微知道這本書的編輯背景和讀者反應。
為了滿足這個要求，本書包括三類內容。第一是我自己為了這本書專門寫的兩篇論文，一篇針對《劍橋中國古代史》的編輯背景，一篇針對其讀者反應。除此之外，本書還包括我自己以前寫的三篇不同的論作。第一篇是我和魯惟一合寫的《劍橋中國古代史》序言，由我自己翻譯；這個《序言》對書的編輯背景也作了介紹，但是更多的篇幅用在解釋西方漢學的一些基本原則上（因此，這篇翻譯於2007年發表在《中華文史論叢》的時候，刊物的編者就將它題作《西方漢學的古史研究：〈劍橋中國古代史〉序言》）。第二篇是《劍橋中國古代史》中我自己寫的那章，即《西周歷史》，由華南師範大學歷史繫教授張淑一翻譯。這個翻譯已經發表在拙作《海外夷堅志》這本論文集裡面；之所以收入本書，是為了讓中國讀者至少閱讀到一章《劍橋中國古代史》。這一章當然不能代表全書的內容或觀點，但是據我所知，這是唯一翻成中文的篇章，因此隻好以它為例。第三篇是我於2014年在香港大學饒宗頤國學院作“饒宗頤演講”的講稿，討論中國史學方法論的時候以《劍橋中國古代史》為基礎，與此書的其他內容不無關繫。除了我自己寫的論作以外，此書還包括了不少讀者的反應，一篇來自西方學術界，其餘來自中國學術界。西方學術界的反應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中文繫教授、文學院院長史嘉柏（David Schaberg）的長篇書評，由他的學生、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張瀚墨翻譯的。另外還有史嘉柏於2005年在華東師範大學作演講時自己作的中文講稿，與書評有密切關繫。史嘉柏雖然不是唯一給《劍橋中國古代史》寫書評的西方學者，可是他的評論最深入，批評也最尖銳，很好地代表西方學術界的挑戰精神。中國方面，有一篇《劍橋中國古代史》的綜合性的書評，此外還有三篇專門評論書裡某一篇章。這些書評因為原來就是用中文寫的，所以現在就按照原文刊出；作者都很客氣地授權。從這些書評和評論中，中國讀者大概會窺見中國學術界和西方學術界的某些不同。
本書如果能夠讓中國讀者多了解一點西方漢學界的中國古代史研究狀況，我自己編輯此書的願望就達成了。如果能夠引起年輕學者閱讀《劍橋中國古代史》原文的興趣，那就更好了，我很期待他們的反應。如果能夠促使他們之中某一位或某幾位給《劍橋中國古代史》作完整的翻譯，那將是意外之喜，遠遠超出我自己的作用和我自己的期望值，對中國學術界也是一個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