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隨繆爾的腳步
今天，越來越多的人走進大自然，這是很令人欣喜的潮流。成千上萬身心疲憊、神經衰弱、過度文明化的人們開始發現：走進大山就是走進家園，荒野是必不可少的，山地公園和森林保護區不僅是木材的產地和灌溉水的源頭，更是生命的源泉。
——約翰·繆爾《我們的國家公園》
1877 年夏，約翰·繆爾從加利福尼亞帕薩迪納（Pasadena）剛剛種植下大片橙子樹的農田出發，開始了他一個人長途跋涉的探險。他沿著一條野生橡樹掩映的小路，順著伊頓河（Eaton Creek）上遊，向被他稱為“荒野之詩”的高地前進，這片高地坐落在巍峨的聖加布裡埃爾山脈（San Gabriel Mountains），小路周圍密實的灌木叢像毛茸茸的皮毛，布滿了山腰。他的背包裡，裝有三塊新烤好的面包、一瓶水以及他遠足時常備的東西。
盡管年近不惑，他仍未出名。大約 10 年或 20 年之後，他纔以自然探險家、塞拉俱樂部（Sierra Club）創始人及多部專著或隨筆（內容涉及加利福尼亞山脈和多個國家公園）的作者為世人所知。約一個世紀之後，歷史學家纔開始關注他，認為他是現代環境主義的先驅，其影響力大大超出美國西海岸，甚至整個美洲海岸線。在 1877 年，繆爾隻是一個模糊的身影，一個遊走在窮鄉僻壤間的快樂的、不起眼的遠足者。
他在沿著伊頓峽谷前行時，遇到了一位“陌生的種族不明的深色皮膚男子”。這個男人在小溪旁邊的草地上搭起了一間小木屋。“我所有關於他種族的猜想都錯了”，繆爾回憶道，“但也不足為奇，他的父親是愛爾蘭人，母親是西班牙人，這種結合在加利福尼亞並不常見。”夜幕降臨，這位陌生人邀請繆爾共進晚餐，並在他的營火邊露宿。之後，這兩個男人開始聊天，一直聊了好幾個小時。
這就是典型的繆爾。他的一生，除了遠足，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聊天。不管去哪裡，通常他先發起一個話題，並滔滔不絕地一直聊下去。了解他的人都認為他是他們見過的最愉悅的聊天者。當然他也是最為崇尚平等主義的。他與遇見的每一個人聊天，從有盎格魯血統的白人，包括農民、牧師、淘金者、政治家、銀行家，到曾經的黑人奴隸、各個年齡層的女性、成群的孩子們，以及坐在小船裡沿阿拉斯加海岸劃行的特裡吉特人。他們聊得熱火朝天，大部分內容與自然相關。
現在他正和在山腳遇到的陌生人聊天。他們坐在逐漸變暗的峽谷裡，它的主人正描述著自己的夢想，在這片肥沃、美麗的土地上，他要打造一個葡萄園並收獲甜蜜的蜂蜜。他出生在墨西哥，曾有過多種經歷——打過獵、探過險、采過礦，現在找到了自己的“荒野之詩”，準備安頓下來，“賺點錢，娶個西班牙老婆”。繆爾深受觸動，從他的露宿伙伴身上感受到對自然共同的熱愛，這種熱愛蘊藏在美國的山脈、森林、潺潺的流水及被蜜蜂圍繞的大片野花之中。
這種對自然的熱愛，如同繆爾和他深色皮膚的朋友一樣，可以跨越種族的差異，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他們可以在晴朗的周末一起沿著峽谷漫步，看見鵪鶉從小路上橫穿過去，聞著空氣中灌木蒿清新的味道，尋找掛在城市朦矓上空的星星。盡管存在差異，在大自然面前，所有的遠足者都有著相同的激情與轉瞬即逝的野性，這把他們緊密聯繫在一起。
在他的自傳《我的青少年生活》中，繆爾聲稱，他對自然的熱情源自於“血液中天然遺傳的野性”。盡管此書寫於 1913 年，當時處於遺傳學及心理學演變早期，但他從遺傳角度出發，論證人生來就與自然有種內在的親密關繫，這種關繫促使我們遠離文明。這是一種原始的衝動，是我們無法用理性控制的。通過與不同的人（例如在伊頓峽谷遇見的陌生人）進行交流，他深信這種“遺傳的野性”具有全民性，是全人類共享的一種平等的激情。
繆爾的理論至少部分是正確的。人的激情比任何流行風尚或社會背景更有深度，且更具有普遍性。生物學家愛德華·威爾遜（Edward O. Wilson）曾提出與繆爾類似的觀點，每個人生來都“熱愛自然或天然的東西”，即“biophilia”（關注生命及生命過程的天性），但通過自然選擇是如何產生上述激情的，目前還尚未得知。或許有一天，科學研究能夠在大腦某個領域準確鎖定由遺傳帶來的對自然的感受，確定這是由 DNA 或 RNA 決定的某些蛋白鏈的產物。但更有可能的是，這種激情將永遠無法用科學的方法得以論證，永遠不可預測。生物學將無法完全解釋，到底是什麼原因促使繆爾或那位伊頓峽谷的主人到大自然中去。他們共同的激情可能來自相同的生物起源，但圍繞著這種激情，卻纏繞著由性格和思想組成的多股鏈條。
我們也要試圖理解，除了生物學，文化如何影響了繆爾對自然界的感受。文化的外表下，是對不斷變化的思想、政策及各種信仰，更持久、更具有普遍性的感受。文化在特殊的歷史時刻制造了思想，在遭遇了批判性反對、經歷了階段性發展及評價後，這些思想引導人類去改變其生活習慣。因此，繆爾的“血液中天然遺傳的野性”蘊含在新的思想中，並產生了新的結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自然保護運動的興起。
該運動植根最深的文化起源是 18 世紀末及 19 世紀初的革命運動，這一革命運動引入了現代自由民主的思想，包括對人權、個性解放及社會公平的追求。該運動並未止步於對社會正義的訴求，而是繼續鼓勵再度發現自然、欣賞野性並對綠色社會進行展望。繆爾是這場革命運動的產物，他的經歷使我們認識到，現代環境主義是在對正統思想的挑戰中產生的，其建立的基礎是尊重自然的差異性，並認識到自然和人類在情感和物質上是相互依賴的。繆爾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位民主人士及自然保護家。
在伊頓峽谷聊天之夜的前幾年，他在自己喜歡的約塞米蒂山谷（Yosemite Valley）遠足，偶然發現了一隻熊的尸體，立刻坐下進行哀悼。盡管他後來也承認，對一隻野獸的死大部分人都不會像他一樣表示悲哀。這種冷漠與那個時代眾人所致力的道德進步是相違背的。“我們生活在一個以自由為準則的時代”，他在自己的筆記本上諷刺地塗寫道，在這個時代裡，“所有人種，無論黑皮膚、褐皮膚，還是黃皮膚，從某種程度上，都被認為是同胞，可以信仰基督教，甚至可以進入盎格魯-薩克遜人的天堂”。但一旦涉及熊，這個時代就不夠自由了。
繆爾所謂的“以自由為準則”是什麼意思？他腦海中似乎並沒有任何正式的理論體繫，也不認為自由主義僅限於政治學或經濟學範疇。他想表達的意思與《牛津詞典》中關於自由主義的定義相近 ：“不被盲從、偏見左右，推崇傳統觀念或已建立的制度 ；樂於接受新的思想或改革方案。” 尤其是他在思考倫理或宗教領域的自由思想，該思想是對少數人救贖、人性本惡及墮落世界等傳統觀念的挑戰。在早期，與更積極的自然觀一起，他也開始追求形成更樂觀、更有希望的人性觀。
這場革命運動是對舊式的、悲觀的自然觀及人性觀進行挑戰，強調了自由與平等的理想組合，或“自由民主”。兩者總是共同存在，又相互排斥的。一方面，當英雄主義精神起領導作用時，自由是受歡迎的。但沒有約束的自由會帶來混亂、自私及剝削。另一方面，絕對的平等要求高度的執行力，會扼殺人性。要求經營自由、言論自由或信仰自由是好的，但並非壓榨窮人、不讓他人發聲或讓多數人的權利或信仰凌駕於他人之上。自由需要平等的制約，平等也需要自由的約束。
我們將自由民主思想的興起與繆爾時代出現的若干社會革命，即他一生普遍支持的改革相聯繫，主要包括以下幾個事件 ：廢除奴隸制、婦女解放及反對軍國主義和戰爭。自由準則通常會在上述運動中引發政治激進主義，繆爾盡量避免將政治作為追逐權力及瑣碎目標的卑劣手段。有人可能會譴責他隻是沿著小路遠足，未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爭取婦女權利。而另一方面，通過不停止腳步，將所有精力投入到自由運動的每一個角落，他達到了一個比他同時代人更高的道德高點。
例如，他開始認為政府有責任劃出國家公園、森林及野生動物保護區，這些區域應該對包括從低等的制鞋匠到百萬富翁的所有公民開放。而之後他又將給予每個人準入權，進一步拓展到給予地球上每個生物相應的權利及道德意義。在不到 20 歲的時候，他問道 ：“對於宇宙的完整性而言，上帝不辭辛苦創造出來的哪一種生物又是不重要的呢？……他們是地上的鄉鄰，和我們一樣同為生靈。”在他看來，不僅高等級的哺乳動物，連同昆蟲、爬行動物及植物隻是“人類”不同的分支，甚至隻是“礦物質不同的排列”，也可能有“我們盲目排外的完美自信無法了解的感受與知覺”。
繆爾在宗教信仰方面也是自由主義者。他脫離了正教信仰，“信奉一切自然，上帝的傑作”。他的女兒曾解釋，“自然之法隻不過是表現上帝之法的另一種形式”。自然與上帝的融合不是由遙遠的“偉大思想”（GreatMind）創造的靜態的秩序。“上帝”對繆爾而言，是一個有意松散、模糊不清的概念，泛指存在於自然之間、自然之上及自然之邊的一種積極的、有創造性的力量。不斷受這種神聖力量的驅動，自然界的每一部分都在不停流動——地球在腳底運動，冰川在山側滑行，植物和動物在進化和繁衍。這種流動總是有目的的，總是向著美好的方向發展，所到之處總是神聖的。
對繆爾及對現代時期其他男人和女人而言，“自然”是賦予他們所在的部分世界的名字，它不是由我們人類創造的，也不是我們可以左右的，並將會在我們消亡後繼續存在。沒有人類存在或不受人類影響的自然界，是很難想像的——甚至“原始自然”的說法也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繆爾認為，自然與人類的包含關繫，和社區與居民的包含關繫是一樣的。但是他又指出兩者之間的重大不同 ：離開了非人類社會的力量和存在，人類是無法生存的 ；但是離開了人類的自然是可以存在的。在人類及其作品之外，世界上還有許多其他東西。
在繆爾時代很久之前，自然是解脫束縛的源泉，是可以提供自由和平等的所在地，是人類全面發展的必需，總之，是一個不需要人類進行防衛、尊重甚至膜拜的地方。到荒野之地去可以從權威的壓抑中解脫出來，社會遵從的束縛也消失不見，經濟地位也並非那麼重要了。大袋的金錢也並非是生存的需要——僅需要個人的智慧和知識。自然為政治異見人士、叛逆的孩子、亡命之徒或出逃的奴隸、不肯打仗的士兵及（19 世紀末期）通過爬山來展示力量和宣告獨立的女性提供庇護場所。
保守派害怕與自然建立太多積極、平等的關繫會淪為異教徒。以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為例，他於 1835 和 1840 年發表了《論美國的民主》上、下共兩卷的英文版，並告誡他的讀者，要抵制住向往民主社會的不健康的誘惑。盡管身為法國貴族的一員，他努力與“不可阻止的革命”妥協，這場革命奪取了像他這樣的貴族階層的權力，並挑戰高貴出身人士的特權。他將“民主”理解為一場大範圍的草根運動，其目的是爭取更多的“平等條件”。他意識到這場運動已經無法阻止，並警告其帶有一些危險因素。
…………
但是有一件事情對他而言，總是簡單純粹又在意料之中的，那就是他一路向上，爬不到最高處決不滿足。他總是將自己身體的極限發揮到最大。1877 年夏前往夏聖加布裡埃爾山（San Gabriel Mountains）的這次遠足也不例外。在伊頓河與他的移民朋友告別之後，他悠閑地遠足了幾天，有時頂著太陽行走，有時在濃密的灌木叢下奮力爬行，總是時刻警惕周圍是否有蛇、狼、熊及美洲獅的痕跡，直到最終站立在聖加布裡埃爾山之巔。那天晚上，為了免遭危險肉食動物的侵襲，他在兩個火堆之間宿營。
安全返回帕薩迪納之後，他驚嘆道 ：“我欣賞到延伸入海的山谷的壯麗風景，其景觀之美非一本書不能盡言。我的面包在抵達休息地前一天就喫完了，但在禁食期，我感到更加神清氣爽，思維也更清晰。”這也是典型的繆爾——看到的比能夠說出來的還多，忽略食物供給，但帶著清晰的頭腦和清新的心情回歸。他願意與地球上每個人分享他重生的時刻，最典型的是他充沛的精力，這使他成為信任自然的孩子，成為人性希望的先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