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影進化史
1979年，成都東郊沙河，電訊工程學院，5繫。
那一年，我在這裡讀書。專業是激光技術。
5繫是光電技術繫，在當時，從這個領域來講，學校硬件的技術含量，在全國也是極高的。那時，我們已經在教學中使用錄像設備了。某一天，繫裡貼出通知，5繫的大教研室，晚上放映香港電影。香港電影，以前是敵對陣營的電影。現在，居然可以在學校裡看到，我覺得無比激動。
79年，香港電影還是禁忌，我們從小到大，看的都是新中國成立之後的紅色電影。除此之外，所謂世界電影史，對我們完全是一片空白。而且，當時的香港，是被視為西方資本主義的前哨，是敵特份子潛入大陸的前沿陣地。誰家有香港親戚，就意味著誰家有香港特務、有通敵之嫌。76年之後，形勢雖略有改變，但對香港的意識形態方面，仍未有改觀。
兩年前，我居住的大院裡，有位阿姨，她的親戚從香港帶回來十幾本電影雜志，我還記得叫《南國電影》，是香港邵氏電影公司出版的。每期介紹香港的最新電影動態和影訊，以及香港影星的大照片。當然，裡面也少不了有女明星們穿各種露臍裝，三點式的劇照。這種電影期刊，在今天已經熟視無睹。但在七十年代，我們聞所未聞、見更未見。一下就被吸引住了，這十幾本電影期刊，在我們院子裡的小朋友中，偷偷的傳來傳去，大家都震驚不已。因為這些電影，與我們看過的完全不一樣。由於隻能看圖片，看不到電影。想像中，就更為神秘。我隻記得那些雜志中，最多的是武俠片。
武俠片這樣的類型片，最早是在中國產生的。《火燒紅蓮寺》，就是中國最早拍的武俠片。而這本雜志中，也介紹了邵氏出品的新版《火燒紅蓮寺》。
在5繫的階梯大教室裡，共有十幾個8寸的監視器（現在的年輕人難以想像）。這是平時用於教學的設備。隔天下午，在8寸的小屏幕上，擠在同學身邊，十幾個腦袋湊在一起，我生平第一次看了錄像電影。我清楚記得那部香港電影的名字，叫做《雲海玉弓緣》，是香港武俠作家梁羽生的代表作。（當年，這部電影也成為香港最轟動的武俠電影代表作）。幾年以後，我終於讀到了梁羽生的原作。而當時，我是第一次接觸武俠電影，女主角在呂四娘墓前練劍那一幕，我看得心曠神怡。《雲海玉弓緣》的電影情節，也與我們長期看的國內故事片不一樣，人物關第復雜糾纏，故事情節跌宕起伏。各個方面，都與我們曾經看到的電影，如此不同。時間和空間，都如此超現實。這使我從此愛上了武俠片。
1981年，成都南郊，西南技術物理所。
我畢業後在這裡工作，我所在的教育科負責“電大”。“電大”是文革剛結束、恢復高考之後的一個特殊產物，現在美其名曰“遠程教育”。當年，卻是為耽誤了十年之久的學子們，準備的一個備胎。因為，恢復高考，並不是十年中所有荒廢了學業的年輕人，都能趕上高考列車。
西物所，當年幾乎是成都最好的，技術最先進的科技單位。在80年代初，領先別的單位，有了技術最好的錄像設備。這套相當好的錄像設備，是為西物所的電大學生準備的。有一陣，不記得我們從什麼地方，找到了許多錄像電影片。有一部分是翻錄的，從廣州或深圳流傳而來。社會正緩慢蘇醒，解凍。社會上，洋溢著一種對新鮮事物、對圍城之外，對文革所禁錮的一切，對代表解禁的各種事情的渴望，渴望文革中被禁錮的所有文化形式。
記憶中，最早流入內地的錄像電影，主要是港臺電影。港版電影以武俠片為主；臺版電影，則以瓊瑤小說改編的言情電影為主。“二林二秦”，即林青霞、林鳳嬌；秦漢、秦祥林，是當時紅遍港臺和沿海地帶的著名影星。我看的第一部言情電影，是《彩雲飛》。這也是第一部臺灣電影，在國內放映。裡面的主題曲，因此紅透大江南北。女主角甄珍和男主角鄧光榮，當年是除了“二林二秦”之外，風靡大陸的銀屏偶像。幾乎同時上映的，還有《白屋之戀》，也是他們二人主演。港臺電影中，男主角留鬢角，蓄長發，穿闊腿褲的時髦形像，一時間風靡大陸，造就了一批“小流氓”，（因為社會落後於時尚，大部分人仍停留在文革灰黃藍的刻板外形中，對如此打扮的年輕人，視如洪水猛獸）。那時，電影院雖已逐步解禁，但主要放映文革前的禁片，尚未進口國外或港臺電影。
物理所三樓，有一個大空間，就是當時的電大教室。裡面有在當時已算大屏幕的大監視器，和整套高級錄相設備。記得為了科室創收，有一段時間，“電大”的監視器白天教學，晚上，卻用來放錄像，對外收費。西物所機關後勤部門此時已漸漸開放，常常有人前往深圳、廣州出差，常常也帶回一些在深圳，廣州已流行的錄像帶；或通過各種手段，他們去搜集復制的港臺電影。一到周末，我們就為本所職工放映錄像，提供娛樂。近水樓臺，我也為自己的親友提供方便。一有好電影，我就趕快通知朋友或姐弟。那時，沒有電話，我常騎著自行車，像一個“神行太保”式的，從東城跑到西城，去通知閨蜜或家人，來蹭錄像看。而親友或朋友也不辭辛勞，又騎車至當時被視為在“城外”的西物所（其實就是現在的一環路邊），來看一場錄像版“港臺電影”，沒人怕累。
1988年，成都西郊，撫琴東南路。
二環路剛修通，我搬至二環路邊上，一間小小的套二房子。
家裡除了家具，就是添置了一臺電視機和錄像機。在撫琴東南路，這臺錄像機，給我帶來了無數的快樂時光。88年，隨著這臺錄相機的添置，我的觀影經驗，從港臺電影，開始向西方電影靠近。但是，那幾乎是一個特殊的觀影經驗。正如文革時期，我們拼命尋找禁書一樣，現在，我們拼命尋找禁片。禁片既包含西方電影，也包含一部分含有情色內容的藝術片，當時被官方統稱為三級片。與讀書一樣，我們也隻能踫上什麼電影，就看什麼電影，沒有電影史作為依據。
那時能看到的西方電影，都是從香港、廣州、深圳流傳進內地的，沒有翻譯，隻有外語。許多時候，我們都是硬著頭皮“硬看”；也就是說，隻看畫面，揣測內容，腦補臺詞。似懂非懂，不懂也無所謂，最重要的部分是懂的。比如電影語言、風格、故事框架、電影美學都能捕捉到。
88年，我在16寸的電視上，看完了《美國往事》。那是已經轉錄過無數次的帶子，畫面上充滿了跳動的格子。畫面顫動著，有時主角的面部，也顫動得像得了帕金森癥。
即便如此，我們也不嫌。這樣說是因為如果找到一部好電影，我會通知幾個朋友或閨蜜，他們下班後，就會到我的家裡。我做好飯菜招待朋友，然後，我們就坐在客廳的地毯上，大家一起欣賞，評論電影。
《美國往事》那時是我最喜歡的電影。雖然當時一句英文也不懂，但硬著頭皮往下看，似懂非懂，多看兩遍，也就懂了。羅伯特.德尼羅也成了我那段時期的銀屏偶像。經由《美國往事》，我後來又看了錄像版《西部往事》、《革命往事》。那時，我們腦子裡沒有電影史的概念；也從來沒有想過“往事三部曲”之間的聯繫。過了很多年，纔知道這三部曲的導演，不是美國人，而是意大利著名導演塞爾吉輿·萊昂內。
幾年後，去了美國，我纔真正感覺到《美國往事》描述的；並不是真正的美國，而是萊昂內想像的美國。正確說法應該是描述了紐約“小意大利”區的移民犯罪史。
2006年，我再度去紐約時，曾坐在“小意大利”區的一家著名咖啡館裡，寫了一首描述紐約生活的詩。那家咖啡館，聽就早年就是意大利幫派中人開的。坐在那裡，依然能夠感覺“美國往事”的氣氛，有個清瞿面相的老頭在看報，有個肥碩的壯漢，背靠在牆上打電話，還有穿著暴露的年輕女孩喝咖啡。很難說，“面條”會不會從門外走進，氣氛隻差當年令我銷魂的嗚咽式的排蕭聲。
撥槍、槍響，有人倒下，音樂起……
看《西部往事》這部錄像時，正是89之後。人生迷惘、現狀空虛，唯一擁有的就是時間。我既不怕前面冗長的演職員表，更不怕一滴一滴的從屋檐落向帽檐的滴水聲。萬裡狂沙，悠悠口琴，有人覺得節奏太慢，昏昏欲睡；有人覺得驚艷無比、攝魂奪魄，我就是後者。候車室裡，百無聊賴的時空和時間掩藏下的緊張不安感，與當時我們身處的現實一樣。現實中，讓我觀影的鬥室，也如電影中那個車站一樣，空曠、凋敞、危機四伏。倏忽的口哨聲，冷峭又帶著嘲弄感。一間酒吧、一個車站的對峙，充滿了儀式感。《西部往事》塑造出一個怪誕奇特的世界，可與黑澤明的武士片和胡金銓的武俠片，形成互文世界。
萊昂內被歸為類型片導演，但他極其個人化的風格，與那些有創新精神的藝術電影導演一樣，意義重大。在影迷眼中，他是無冕之王。事實上，錄像版的“往事三部曲”，削弱了萊昂內西部片的層次。後來在藍光版中，我重新領略了萊昂內電影中，廣袤的地勢和華麗的視覺風格。
1988-1990，我在撫琴東南路的宿舍裡，完成了西方電影史的初級課程。那時的錄像機，是黑白畫面。這是長長的一段無字幕，無翻譯，多次翻錄，畫質粗糙（用朋友的話說就是：臉和屁股都分不清楚）的觀影時期。伴隨著這一觀影經驗的，是我自己的寫作。同樣在這間宿舍裡，我完成了一繫列組詩和中等規模的詩作。很難說那些詩作中，有畫面感的部分，不是來自我熱愛的電影。
1990年，我去了紐約，觀影事業並未停止。這是與我的寫作一樣重要的儀式；無論走到哪裡，我都需要一方銀屏。在美國，更是需要。
在紐約，不同的是，有許多光明正大的錄像店。裡面有全美國數不勝數的電影，可供挑選。
在紐約皇後區，與在撫琴路一樣，我們在家裡添置了錄相機和電視機，也添置了一幫共同觀影的朋友。交換錄相帶，交換觀影心得。時空變了，有些習慣，卻如此難以改變。有朋友指責我英文沒學好，就是因為把大量的時間，用在看電影上了。的確，我沒有像當時所有出國的中國人一樣，先學英文，再進入美國生活方式；而是又一次墜入人生迷惘、現狀空虛的狀態中，靠看電影來緩解內心焦慮。
90年代初的紐約，大陸出去的中國人還不太多，華人圈也較小，並沒有多少國產影片可看。但是我們思鄉心切，仍是在一些社區圖書館，借回來一些錄相帶。87版的《紅樓夢》電視劇，就是在紐約看完的，也是我平生第一次看長篇電視劇。
與國內不同的觀影遭遇有兩次。
某天出門，沒拉上窗簾，結果回家後，發現已被當地小偷洗劫一空。這裡解釋一句，我們住在紐約皇後區，當時算是並不安全的一個地區。一到這裡，朋友就警告我們：出門一定要拉上窗簾，以防小偷窺見室內無人。我們對此並無警惕之心，最終造成偷竊事件。此次最大的損失，就是我們咬牙購買的“奢侈品”——一臺18寸的電視機和一臺錄相機，被偷走了。這個重大打擊，差點讓我們第二天就買機票回國。當然，在一番朋友勸說與理智思考之後，我們留了下來。接著沒幾天，看到報上的電器降價消息，就又去買了新的電視機和錄相機，仿佛這是我們留下來的條件。
第二次，鼕天，周末。
在科羅娜19號，我們租住的房子裡，一幫朋友燒好了飯菜，準備一起看電影。不多會兒，前去借錄相帶的朋友劉春麗，臉色蒼白，步履踉蹌地回來了。原來，他剛從錄相帶店出門，就被人搶了，背包整個被搶走。劉春麗是一個書獃子，居然又追上去，央求罪犯，說錄相帶是借的，還不回去，要被罰款。如是這般，他竟然帶回了錄相帶。當然，此情此景，已沒人還有心情再看電影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