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圖書_南禮士路62號

精彩書摘

懷念陳占祥先生
陳占祥先生走了。和他告別的那天我正好出差，隻好托人向陳先生的公子陳衍慶學長轉致自己的慰問。在我們這一代人當中，陳先生的名字對有些人來說可能有點陌生了。陳先生是北京市建築設計研究院在20世紀50年代有名的“八大總”之一（盡管隻有短短的三年），並且在北京市建築設計研究院工作生活了25年。作為後輩，借此機會寫些自己的回憶和感受，也是對陳先生的紀念。
在當年的“八大總”中，陳先生和楊寬麟先生一起負責第五設計室，陳先生任室副主任。20世紀60年代我分配來建院時，正好也分在第五設計室，但那時楊、陳二位先生都已不在室裡了。楊先生大概已經退休，隻是在他偶爾來院參加“運動”時，遠遠望見過幾次；而陳先生經過 1957 年的運動，以“獲罪之身”離開了技術領導崗位，經過昌平沙嶺的勞動“改造”，為了發揮他的一技之長，在院供應室翻譯組做技術情報和建築理論方面的工作，但五室的老同志還經常談起楊、陳二位先生在室裡時的逸聞趣事。
陳先生給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像就是他那黝黑並富有漫畫感的面龐了。將其面色形容為“黑鐵色”也不為過，但在眼鏡片後面卻閃爍著機敏甚至有點狡黠的眼神。另一個深刻的印像就是陳先生的英文。陳先生曾在英國留學八年，略帶沙啞的英國標準發音為許多人所稱道。據說那時許多援外工程圖紙上的英文譯文都需要陳先生來最後審定，這樣外事部門就很少再來過問，陳先生表現出了作為審定人的權威性。可有一件事我一直也沒弄清楚，就是為什麼陳先生能說一口標準的英語，可他那江浙口音卻讓人聽著有點費勁。
陳先生是在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撤銷之前幾個月調任建院副總建築師的，在室裡主管過建國門外使館區和社會路的沿街建築的設計施工。當時的使館區是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批使館，除波蘭、捷克使館是由他們國家自行設計的，可稱是新中國成立後較早的中外建築交流之外，其他使館都是建院設計的，皆是方整的體形、厚重的磚牆四坡頂。社會路的一組建築都是多層的，用青磚砌築。我覺得這些都明顯受當時蘇聯流行的一些樣式影響，采用三段式古典手法。但在細部加上一些須彌座上的蓮瓣等，看上去比例適當，整體性強。但到 1957年時，一切就都變得急轉直下了。
這一切都源於陳先生在“鳴放”時寫的一張不到1500字的大字報——《建築師還是描圖機器》。40多年過去了，一切都成了歷史，但我想摘錄一些當年那張大字報的內容：
建築設計應當是創造性的腦力勞動，這是我們這一行的基本特征。不承認這一基本特征，工作準出毛病。
這多少年來我們設計了多少萬平方米的建築，速度是超音速。按理說這麼多的設計實踐早應鍛煉出不少大師來，但是在舊社會裡，即使是成功的建築師，其一生的業務很可能勉強抵上我們院裡一組一年的任務。瞧瞧我們的作品，屈指算算向科學進軍的日益在縮短著的期限，真是令人心寒。這些散布在美好大地上的官方建築——這是上海某些同行送給我們的帽子，指我們的設計獃板無味，死氣重重而言，看來這帽子很合適——群眾看不上眼，亦用不慣，我們自己何嘗滿意。長此以往盡管平方米數足夠嚇倒任何先進國家，離國際水平依然甚遠，至於幾年趕上，我看休想!
這麼大的功績應當歸功於巨大的組織工作，居然把建築師變成了描圖機器！
當然這一毛病領導上要看出了，所以要求提高質量，這是正確的。在舊有的這個框子下——指的是這一巨大的機器——加上更多這樣那樣的措施，結果是使人透不過氣來。效果呢？讓我先占卜一下，我說兇多吉少。
怎麼辦 ? 讓我們大家鳴放吧。
我希望不要給我們什麼工時指標而是給我們創造更好些的工作條件。問題很復雜，這裡要牽涉到任務統一等等。
我希望院內管得少些，統得少些。這裡有許多工作制度問題，我主張設計室和他的設計人員有更多的自決權。
我希望以政策作為創造的指導，讓大家多修些人工紀念碑。讓我們拿出全盤腦力來設計出適用、經濟，可能條件下美觀的建築物貢獻給人民。非但有紀念碑而且有獎——我是比較庸俗的，認為錢非談不可，錯了的話，檢討受處分都心服口服。
我希望領導真正了解我們這個行業，看來這是被人誤解的一個行業，否則我們怎麼會變成描圖機器呀！……
針對這些言論，建院、北京市、建築界對他進行了多次大會小會的批判，同時還要聯繫家庭出身、新中國成立前的歷史和經歷、在都委會的一些主張和言論，當然還有一個“陳華反黨聯盟”，盡管大家也知道陳占祥和華攬洪二位先生“過去是很不對頭，經常鬧意見的”。梁思成先生對此也愛莫能助，隻能對陳先生說：“你為什麼這樣糊塗啊？”
我們見到陳先生時，那些疾風暴雨的批判早已過去多年。“文革”時他50多歲，經過長期的鍛煉和“改造”，也已經摘去“右派”帽子，但看得出他仍非常謹慎小心，香煙抽得非常兇，帽子壓得低低的，常穿的風衣還要把領子豎起來緊裹在身上，一副“破帽遮顏過鬧市”的樣子。當然，我們對他也存有一些“戒心”。但在翻譯組，他卻發揮了外文優勢做了大量工作。記得那時為了配合院裡的重點工程，翻譯組都整理出十分詳盡細致的專題情報材料。當時英文資料比較缺少，他就千方百計到各個圖書館去查找。據張莉芬同志回憶，當年設計首都體育館人工冰場，是國內第一個室內冰場。當時有關技術資料十分缺少，就是陳先生各處查閱外文資料，為設計工作提供了詳盡的技術保證。
其實陳先生擅長的是城市規劃，他從22 歲（1938 年）時起赴英留學，攻讀城市設計和都市規劃，1944年師從英國“大倫敦規劃”的主持人、著名規劃學家阿爾康培爵士，協助完成英國三座城市的區域規劃並獲好評。1946年他本想應邀來北平負責都市計劃工作，但回國後被留在了南京；1947年還和另外四位留英的建築師一起成立了“五聯建築與計劃研究所”，其中陸謙受先生曾是上海外灘中國銀行的設計師，王大閎先生留英後又去美國哈佛大學學習。上海解放後，陳先生給梁思成先生寫信，願意北上從事規劃工作。在建院他也向同事們說過：“那時我並不是有多高覺悟，隻想到自己學的是城市規劃，應在這方面有所發揮。”梁先生在 1949年9月19日給北平市市長聶榮臻的信中還專門做了舉薦：“我因朱總司令的關懷，又受曹言行局長的催促，由滬寧一帶很費力地找來了二十幾位青年建築師。此外在各部門做領導工作的，也找來了幾位，有擬聘的建築公司總建築師吳景祥先生，擬聘的建設局企劃處處長陳占祥先生，總企劃師黃作燊先生以及自由職業的建築師趙深先生。各位在建築學上都是有名氣的人纔。”梁先生還專門提道：“陳占祥先生在英國隨名師研究都市計劃學，這在中國是極少有的。”梁先生對陳先生給予了極高的評價。這樣陳先生舉家於 1949年10月到達北京，他隨即參加了都市計劃委員會的工作，並在1951年任都委會企劃處處長。當時陳先生35歲。
陳先生到達北京以後，即參加了《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的研究，並於1950年2月正式提出《建議》。由於陳先生“反右”以後的身份，所以長期以來大家都是隻知梁而不知陳，隻有在梁先生的《梁思成文集》出版以後纔知道陳先生也在其中。這份2.6萬字的《建議》的主要內容就是希望早日決定首都行政中心區所在地，並請考慮按實際的要求和發展上的有利條件，在城外西郊月壇以西、公主墳以東地區建政府行政中心區。在《建議》的最後，連用了八個“為著”開頭的排比句子來表示
他們的殷切之心：“我們相信，為著解決北京市的問題，使它能平衡地發展來適應全面性的需要；為著使政府機關各單位間得到合理的且能增進工作效率的布置；為著工作人員住處與工作地區的便於來往的短距離；為著避免一時期中大量遷移居民；為著適宜地保存舊城市的
文物；為著減低城內人口過高的密度；為著長期保持街道的正常交通量；為著建立便利而又藝術的新首都，現時西郊這個地區都完全能夠適合條件。”現在看來，這些都是北京市發展中所時刻需要面對的問題。當然還有一種意見主張行政中心應設在舊城，認為充分利用舊城的生活服務設施和城市基礎設施可以大大建設投資，對北京城既充分利用舊的，又建新的能避免舊城的衰落，使舊城更加壯美。持這種意見的有蘇聯專家和國內另一些專家。
據陳先生回憶，《建議》中梁先生原擬把新市中心設在西郊五棵松一帶。那兒是在1938 年抗日戰爭時為了避免日本人與中國人混居而經營的“居留民地”，陳先生認為當時這種做法距城區太遠，是置舊城區的開發於不顧，不如把西郊三裡河作為新的行政中心，把釣魚臺、八一湖等組織成新的綠地和公園，同時把南面的蓮花池也組織進來。這樣形成了梁、陳聯名的《建議》。但在最後上報中央的意見中認為行政中心放在舊城區“是在北京市已有的基礎上，考慮到整個國民經濟的情況及現實的需要與可能的條件以達到新首都的合理意見，而郊外另建新的行政中心的方案則偏重於主觀願望，對實際可能條件估計不足，是不能采取的”，這樣從總體框架上決定了北京市今後的發展和命運，從而否定了梁、陳的《建議》。陳先生回憶，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梁先生覺得他們的《建議》對舊城區中心改建的可能性考慮不多，於是又和陳先生等研究在以天安門為中心的皇城周圍規劃，試圖以城內“三海”為重點，南面與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的中軸線相連接，融合為一體。但這一補充方案卻始終沒有公開。陳先生回憶說：“我是確切地知道它的存在的。因為有些圖紙是我畫的。”他還記得當時對團城下的金鼇玉橋和景山前紅牆的改建方案，並且梁先生不顧多病之身親自著色，和大家干了一個通宵畫彩色渲染圖，最後完成1∶200比例的通長畫卷。
1953年，當時的都委會還責成華攬洪和陳占祥先生分別組織人員編制了北京市總體規劃的兩種設想（見本書第75頁）。陳先生的方案保持了舊城棋盤式道路格局，舊城外的放射路與舊城環路相交，鐵路不插入舊城，並把行政辦公區集中在平安裡、東四十條、菜市口、磁器口所圍合的範圍之內。此後又專門成立了暢觀樓小組對總體規劃的兩個方案進行綜合修改，於12月提出《改建與擴建北京市規劃草案的要點》，由北京市委上報中央。但陳、華二先生都沒有參加方案的研究，這個最後草案較繫統地借鋻了蘇聯城市規劃的經驗，並聘請
蘇聯專家巴拉金做指導。等到國家計委對規劃草案審議並向中央提出意見報告時，陳先生即將離開都委會，調到北京市建築設計研究院工作了。
陳先生由梁先生舉薦來北京，而“反右”時的建築學會的批判會也是梁先生主持的。但陳先生回憶梁先生從未因他的“右派”身份而有所顧忌，每次批判會後“梁先生對我總是鼓勵多於批判”。更讓陳先生難忘的是，1971年梁先生病重住院見到來探望的陳先生時，還鼓勵陳先生要向前看，千萬不能對祖國失去信心。他告訴陳先生不管人生旅途中有多大的坎坷，對祖國一定要忠誠，要為祖國服務，但在學術思想上要有自己的信念。陳先生實際上也是一直這樣做的，不管是“文革”時的衝擊，還是下放時面對種種生活上的困難，比如在西直門大雜院裡的居住條件，一張餐桌除喫飯之外，還要兼作睡覺之用等，他都能坦然處之。據中國城市規劃設計院介紹，陳先生1987年退休後，於1988年赴美國。1989年他拒絕了美國方面的挽留，返回祖國，表現了陳先生熱愛祖國的赤誠之心。他也正是按梁先生的“寶貴遺言”去做的。
在關於“反右”的問題改正和落實政策之後，陳先生於1979年調任國家城建總局城市規劃研究所（現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任顧問總工程師。此後的20多年中，又可以經常在一些雜志上看到陳先生的文章了。1980年年初，陳先生對北京城市規劃中的首都性質和城市規模發表了意見。這時陳先生又能公開並坦率地表明自己的觀點了，如首都規劃體制的改革問題，對於首都作為外事活動中心（當時還沒有國際化城市的提法）的應對措施，首都發展“第三級工業”（即第三產業）的問題以及城市規模必須按照規律來控制等。這些都是關於北京城市發展中的一些很有前瞻性、預見性的看法。
陳先生還重譯了《雅典憲章》，新譯了《馬丘比丘憲章》。這兩個對城市規劃和建築設計有極大影響、極大指導作用的重要文獻被介紹給我們以後，其中的許多觀點和原則都為我們所接受，關於休閑、交通運輸、城市增長、城市設計、文物和遺產的保護、環境保護等課題已成為人們研究和關注的熱點。陳先生離開建院以後，見到他的機會比較少了，常常隻能在一些學術性的會議和需要他出面的場合上見到他，但都沒有機會多談。雖然那時陳先生比在建院時胖了一些，但風采依舊，面色依舊，機敏而幽默的眼神依舊，並且爽朗的笑聲更多了。
陳先生的規劃思想和學術觀點，還需要進一步總結和研究。他重視規劃理論研究，強調對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主張建築設計與城市規劃協調統一，重視建築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他的許多主張和看法，經過時間和實踐檢驗，也被人們看得越來越清楚。
最後集成數句作為這篇紀念文章的結束：
負笈英倫報國回，懷志京華演城規。
新區運籌分內外，故都營造求是非。
書生總為直言累，大匠難免長年悲。
且喜阨運皆昨日，伏櫪老驥奮蹄追。
2001 年 5 月
（本文原刊於《建築創作》2001 年第 3 期）
……

查看全部↓

商品搜索

商品分类

【醫學】

【各大出版社】

【医学】

【各大出版社】

編輯推薦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

目錄

精彩書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