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為什麼給杜月笙立“傳”
徐鑄成
從1959年《辭海》開始編寫起，我就斷續地參加了一部分工作。當時有些戒律，活著的人一律不收入辭書，說是尚未“蓋棺論定”，怕以後有變。在那個年月，也真是難說的，說不定哪一天狂風飆起，會有一批原來是十全十美的好人，被塗上各種顏色，甚至被打入十八層地獄。對於已經過去的近、現代人物，也限制很嚴，好人，隻收到某一“級別”，而且要用階級的顯微鏡看看，是否有瑕疵。壞人，則除大奸大惡外，從嚴收錄。進入辭書，仿佛是一種政治待遇。
當時的報刊、書籍，談今說古，選題標準大抵也是如此。
十年動亂，把現實和歷史隔絕了！
許多歷史書籍以及珍貴史料，都被目為“四舊”而被破除、焚化了。
造成的後遺癥之一，是使人們特別是青年一代，對昨天和前天的茫然無知。
記得“四人幫”垮臺的次年，我曾看過一次話劇《西安事變》，發現前後左右有些青年觀眾，不時竊竊私議：張學良是怎樣的人物？楊虎城是否地下黨員？宋子文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端納又是什麼角色？當時我曾默想，這種情況，過去有過沒有？我們在青年時代，對於已過去四五十年的人物、事件，如曾國藩、李鴻章、康有為……以及甲午戰爭、戊戌政變、八國聯軍等等，雖然不是“如數家珍”，大體總還是了解的，因為中小學就有歷史課，記述往事的文章、筆記隨時可以看到。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一切撥亂反正，講求實事求是。關於歷史的書籍，出版得多了，許多曾有爭議的歷史問題，通過討論，逐一得到比較一致的結論；很多被歪曲過的人物，也已還其本來面目。這個風氣的開創，已為繁榮文化、提高精神文明，打下了基礎。
在這種風氣的鼓舞下，這兩三年來，我不揣愚陋，把過去的經歷和見聞，繫統或片斷地陸續寫了出來，迄今粗粗估計，約達七八十萬字，分別在上海、四川、香港出版了四本書，算是對喜出望外的新時代——真正有了希望的時代，盡一點綿力。
去年夏天，朋友們鼓勵我寫一篇杜月笙傳。我認為，以這個人物為核心，特別對青年讀者介紹一點舊上海、舊中國的概貌，作為“溫故知新”，是有一定意義的，因此，輕易地接受了這個建議。想不到在鋪紙落筆時，困難就一個接一個地來了，首先是我對這個人和這個“社會”的了解不全、不深；其次，所能搜集到的材料也不夠繫統、真實。
還有，當報紙將連載的預告刊出以後，他的家屬以及海內外多少和他有點關繫的人，相當敏感，怕我會大加“討伐”。這也難怪，因為“久已夫”所形成的風氣，寫好人要好上加好，從來沒有一點缺失，而且三代都是革命至少是進步的。壞人要壞上加壞，紅眉毛，綠眼睛，雙手沾滿了人民的鮮血，哪怕是極小的好事也沒有做過，即使有，也一定是“兩面三刀”，偽裝騙人。杜月笙是橫行上海、聞名中外的大流氓，又是“四一二”反革命事件的幫兇，自然不在話
下了。
能不能突破這個“框框”，對這樣一個人物，也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來加以介紹呢？我想試試。
硬著頭皮，伏案寫了一個夏天，總算把它寫出來了。常常是滿頭大汗，主要倒不是溽暑，而是對有些材料的考證、取舍，很費周章。還有，如果不把當時的背景和關聯的人物交代清楚些，中年以下的讀者怕不易了解；而把材料鋪得太開闊，又怕失去“正傳”的主題；對於一事的功罪，究竟如何纔評議得恰如其分，當然更要反復推敲。我的想法，即使像這樣一個反面人物，也不該對他亂潑污水；他曾經做過的一些好事，不必亂猜他的動機如何，而不予肯定。
評議歷史人物，該像“庖丁解牛”一樣，摸清情況，一刀下去，骨頭是骨頭，肉是肉，分解得清清楚楚。我沒有學好歷史辯證法，所操的，是一把鈍刀，肢解的結果，自然難免有骨肉不清，甚至連皮毛也沒有刮淨的地方。
前面的幾段，陸續在報上刊載後，據朋友們告訴我，在郵局報亭前排隊買報的，還是中老年的同志為多，可見我寫的還不夠通俗。因此，在寫後面幾節時，在這方面就多加注意。浙江人民出版社願出單行本，我又從頭加以補充整理，吸收了讀者提供的大量寶貴材料，並加了一些注釋。當然，缺漏和不實的地方，肯定還是不少的。
寫成以後，我曾去蘇州、無錫及故鄉宜興遊覽了半個月，曾接觸不少青年工人、職員，當我被介紹說是“老報人”時，一般是茫然的，後來提到最近曾寫過“杜月笙”，青年們就點點頭，含笑相問，仿佛是老朋友了。
這使我很有感觸。由此可見，青年們是多麼需要歷史知識，特別是近、現代史。除正規的、繫統的歷史著作和課本外，筆記、野史、人物傳記，都可以彌補這方面的不足，因為經過“那個”十年，留著很大一段空白呵！
這個“正傳”，是一個嘗試，我今後還打算寫點其他人物。特別想拋磚引玉，希望更有條件的同志們，響應黨的號召，多寫出有關近、現代史的好書來。
1982年春節前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