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導言
有些謊言反而是利他的，雖然其數量絕不像說謊者所宣稱的那樣多。
但是，說謊者絕不應輕率地以為，受騙者都願意被蒙在鼓裡；抓謊者也絕不應輕率地以為．自己有權說破每個謊言。
1938年9月15日，一場最齷齪、最恐怖的騙局揭開了序幕。這一天，德國總理希特勒（Adolf Hitler）與英國首相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首度會晤，全世界都在觀望，這也許是避免另一次世界大戰的最後希望。（六個月前，希特勒的部隊已經入侵奧地利，將之並入德國版圖，英、法兩國除了抗議之外，根本束手無策。）9月12日，即與張伯倫會晤的三天前，希特勒提出由德國兼並捷克斯洛伐克部分土地的要求，並計劃在其境內煽動暴亂，同時秘密調動德軍，準備進攻捷克斯洛伐克，隻是發動攻擊的部署要到9月底纔能完成。
希特勒的如意算盤是，隻要能夠讓捷克斯洛伐克再拖延幾個星期部署防御，他就可以發動閃電攻擊；為爭取準備的時間，希特勒一面秘密調動部隊，一面承諾張伯倫，隻要捷克斯洛伐克同意他的要求，和平就可以得到保證。張伯倫信以為真，說服捷克斯洛伐克暫時停止調動部隊，準備與希特勒展開談判。與希特勒會晤之後，張伯倫在寫給其妹妹的信中說：“在他的臉上，盡管我看到了冷酷與無情，但我的印像是，這個人會信守承諾……”五天之後，張伯倫在國會發表演說，面對他人質疑希特勒的承諾，他依舊為自己的政策辯護，說他與希特勒親身接觸的結果，讓他覺得希特勒是個“言出必踐的人”。
15年前，當我剛開始研究說謊時，我絕不會想到我的工作會與以上這種可怕的謊言有關。隻有在從事與精神疾病患者有關的工作時，我纔偶爾想到，它或許有用得上的地方。我最初開始研究謊言，是在指導治療醫師的場合，談的大多是我的研究心得：面部表情普世皆同，手勢則因文化而各異。當時有學員提問，從病人的非口語行為上，是否能夠知道他是在說謊？。一般來說，這本不是問題，但是，當一個病人因自殺而住進醫院，表示自己已經沒事時，問題就來了，患者一旦出院，缺少醫院的看護，每個醫生都會擔心，病人說自己沒事，會不會隻是在欺騙他們？醫生這種在業務上的疑慮，引發了人類交流中一個極為根本的問題：即使心緒極度不寧，人們是否還能神色自若地說謊？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是否可以從非口語行為上找到破綻，揭露言辭背後隱瞞的心思？
我調出對精神病患者的訪談影片，看看能否找到說謊的案例。拍攝這些影片本來另有他用，即要從病人的表情與動作，診斷精神失調癥患者的病情與類型。當我把目標轉移到說謊的情況時，發現許多影片真的透露著說謊的跡像，問題是，如何纔能予以確認？幸運的是，其中有個個案解決了這一問題，因為訪談之後所發生的事情說明了一切： 瑪麗，四十二歲，家庭主婦。三次企圖自殺，最後一次非常嚴重，服用了過量的安眠藥，隻是經人意外發現而送醫，纔把她從鬼門關前搶救回來。她的故事是典型的中年婦女抑郁癥，孩子長大了，不再需要她，丈夫則忙於事業，使她生活頓失重心，覺得自己無足輕重。剛住進醫院那段日子，她無法料理家務，又睡不好覺，幾乎整天獨自以淚洗面，經過最初的三個星期藥物治療與群體治療，她看起來恢復得不錯，精神開朗起來，也不再談起自殺的事情。在那次訪談的影片中，她告訴醫生，覺得自己好多了，請求放一個周末的假。就在醫生同意準假之前，她卻突然承認自己在說謊，事實上她仍然很想就此了斷。瑪麗又住了三個月之後，病情大有改善，雖然一年後又復發過一次，但整體來說，沒再住過院，維持正常多達數年。
瑪麗接受訪談的影片，播放給精神科醫生與心理學家看，結果大部分人都被騙了，其中甚至不乏經驗豐富的老手。。這段影片，我們研究了幾百個小時，放了一遍又一遍，用慢鏡頭檢視每個動作與表情，想要找出其中任何可能的說謊線索。在一個片段中，醫生問她未來有什麼計劃，回答問題前，她遲疑了片刻，臉上閃過一絲絕望的表情，但由於太短暫，在前幾次的檢視中都被忽略了。在這種非常短暫的微表情中，可能隱瞞著某種情緒，一旦了解到這一點，我們便繼續尋找，果然找到更多，基本上都是一閃即逝掩藏在淺笑中。我們也發現一種碎動作，當她告訴醫生自己把問題處理得多好多好時，不時出現輕微的聳肩——不是完整的動作，而隻是動作的一部分。隻有一隻手有動作，旋轉一下，或者雙手是靜止的，而肩膀微微抬起一下。
我們還看出了其他非口語的說謊線索，但卻無法確定究竟真的是有所發現，或者隻是出於想像。如果確實知道某人說謊，某些完全無辜的動作似乎就是可疑的，但是，隻有客觀的評估，即在不受對方是否說謊這一信息影響的條件下，纔能檢驗我們的發現；此外還必須確定，說謊線索並非研究對像的習慣動作。如果每個人洩露出的說謊線索都一樣，對抓謊者來說就省事了，但問題是，說謊線索總是因人而異的。我們以瑪麗的謊言為模型設計了一個實驗，在實驗中，研究對像極力去隱瞞在說謊時感受到的強烈的負面情緒。當觀看一個非常消極的影片時，譬如展現了血淋淋的外科場景，我們的研究對像們不得不隱瞞他們的悲傷感、痛楚感和厭惡感，並且使研究者認為他們沒有看過這個影片，而是欣賞了一片美麗花叢的影片（我們的發現在第四章和第五章有所描述）。
一年過去了，我們的說謊實驗仍在起步階段，此時另外一批對其他類型的謊言感興趣的人找上門來，想知道我的研究方法與成果，看看是否可以用來抓出涉嫌間諜案的美國人？過去幾年間，針對醫患之間說謊的行為線索，我們所做的研究成果大都發表在科學期刊上。因此，相關的征詢也不斷找到我們：是否能夠訓練內閣官員的侍衛，從步態與舉止上識破恐怖分子的暗殺傾向？是否能夠指導聯邦調查局如何訓練探員，以便更有效地識破犯罪嫌疑人的謊言？到後來，甚至有人問我，是否可以協助政府高層的談判代表，識破對手的謊言？或者問我是否能從帕特裡夏·赫斯特（Patricia Hearst）參與銀行搶劫的照片分辨出她當時是否自願？諸如此類的詢問，我已習以為常。在過去五年當中，這方面的研究更引起國際上的注意，兩個美國的友邦國家派代表跟我接觸；而當我在蘇聯演講的時候，自稱是負責問案的某個“電氣學院”的官員也找上門來。
我並不為這些關切感到愉快，我擔心這些研究成果受到濫用，受到不加批判的、迫不及待的應用。大部分犯罪、政治或外交的謊言，未必可以找到非口語的說謊線索，有時純粹靠直覺，真要問我，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一定得講出個名堂的話，就必須先回答一個問題：人在說謊時，為什麼一定會犯錯？並非所有的謊言都會穿幫，有些謊言天衣無縫，面部的表情太僵、一個不經意的小動作、聲音突然變調……這些說謊的行為線索全都不會出現。但我確知，隻要是說謊，就一定有破綻，哪怕是一個鐵石心腸的人，照樣會被他自己的行為給出賣。要想知道什麼時候說謊會成功，什麼時候會失敗，如何辨識謊言的線索，以及什麼時候根本不值得說謊，你必須要了解謊言與謊言之間、說謊者與說謊者之間以及抓謊者與抓謊者之間的千差萬別。
希特勒對張伯倫說的以及瑪麗對她的醫生說的，都是致命的謊言，是要付出生命作為代價的，兩個人都把未來的安排藏在心底，也都裝出某種並沒有感受到的情緒作為謊言的核心，但是兩個人的謊言之間卻有巨大的差異。希特勒是我後來將談到的天生說謊家的典型，比起瑪麗來，除了天賦的技巧外，他在騙人方面的實踐經驗可說是不知要豐富多少倍。
希特勒還有另外一個優勢，那就是他所欺騙的那個人甘願受到誤導。希特勒謊稱沒有戰爭計劃，隻要按照他的要求重劃捷克斯洛伐克的邊界即可。張伯倫不僅相信，而且可以說是一廂情願地盲信，因為，如果他不相信，就等於承認自己的綏靖政策失敗，而且英國的利益受損。政治學者沃爾施泰特（Roberta Wohlstetter）分析軍備競賽的騙局，所持的就是這一觀點，談到德國違反1936年的英德海軍協議時，她說：
施騙方與受騙方都在賭，使得錯誤持續地發展下去，雙方都抱有幻想，以為對方不會違反協議。希特勒操弄英國害怕軍備競賽的心理，成功達成一項海軍協議，已經使英國（在未與法、意等國磋商的情況下）默認了《凡爾賽和約》的改寫；當新的協議又受到破壞時．這種害怕軍備競賽的態度，使英國再度鄉願地不去面對違反協議。
在許多騙局當中，對於說謊者的破綻，受害者總是故意不去面對，一廂情願地往好的方面設想，害怕謊言一旦拆穿，可怕的後果將難以收拾，於是成了騙局得以持續下去的幫兇。丈夫故意不去面對妻子的外遇，至少可以暫時免掉戴綠帽子的羞辱以及離婚的結果；對妻子不忠的行為，即使心裡有數，卻不予拆穿，為的隻是避免一旦攤牌，事情就失去轉圜的餘地，隻要什麼都不說，即使希望十分渺小，依然可以抱著一線希望——或許隻是自己錯怪她，她根本就沒有外遇。
並非每個受騙者都因為一廂情願，有時對謊言的線索視若無睹或予以縱容，並不會帶來什麼損失。有的人抓謊，隻是為了抓謊而抓謊，警察審訊犯罪嫌疑人，唯一可能的損失就是被騙，跟承辦貸款的銀行職員一樣，對他們來說，揭穿騙局與釐清事實都隻是善盡職責而已。誤信謊言或予以拆穿，被騙的一方通常有所得，但也有所失，隻不過所得與所失往往是不相稱的。瑪麗的醫生相信她的謊言，所冒的風險並不大，如果她真的好了，不再抑郁，醫生可能因此而得到某種聲譽；萬一她並未真正好轉，醫生的損失也不大。與張伯倫不同，醫生的整個職業生涯並沒有風險，因為他並沒有對患者被治愈了的判斷作出公開保證，畢竟一旦發現患者說謊，該判斷就會被證明是錯的。那樣的話，他受到欺騙時的損失將遠大於患者誠實時他所得到的收獲。而對於張伯倫來說，1938年的一切顯然都太遲了，如果希特勒所言不實，如果除了戰爭，無法阻止他的侵略，那麼張伯倫的政治生涯將就此告終，而他自以為可以阻止的戰爭也將就此爆發。
除了張伯倫的一廂情願之外，希特勒的謊言之所以能夠成功，還在於他不需要掩飾任何強烈的情緒。大多數謊言之所以穿幫是因為壓抑的情緒洩了密，和謊言有關的情緒越強烈，情緒的類型越多，就越容易出現某種形式的行為線索。希特勒毫無罪惡感，罪惡感這種情緒使謊言倍加脆弱，不僅它本身能洩露形跡，而且會使人因內心不安而犯錯，以致被人識破。在希特勒的有生之年，英國曾讓德國飽受戰敗的恥辱，面對這樣一個國家的代表，他當然一點罪惡感都沒有。與瑪麗不同，希特勒既沒有與對方共享重大的價值觀，也沒有任何尊敬或
欽佩對方的感情負擔。瑪麗必須掩飾強烈的情緒，一則是她想要自殺的絕望與焦慮，二則是對醫生說謊，她有一萬個理由產生罪惡感，因為她喜歡並尊敬他們，深知他們隻是要幫助她而已。
正因為如此，面對有自殺傾向者或不忠的配偶，想要找出說謊的行為線索，遠較面對外交人員或雙面間諜來得容易。但是，並非所有的外交人員、罪犯或諜報人員的謊言都無懈可擊，有時候犯錯在所難免。按照我的分析去做，人們可以評估出，發現說謊線索或者因沒發現而被誤導的可能性各有多大。對於那些想要識破政治謊言或犯罪謊言的人，我的忠告是：關鍵不在於是否忽略了行為線索，而在於保持高度的警惕，知曉風險並抓住機會。
雖然關於說謊的行為線索已有一些證據，但仍不十分成熟。針對說謊方式、說謊原因以及謊言的瑕疵，我所做的分析都是根據相關的謊言實驗，以及史實或小說所進行的，但是這些理論仍有待進一步的實驗和批評意見來檢驗。現在之所以不待一切最終確定就付梓成書，實在是因為抓謊者不能再等了，為失誤所付出的代價已經太大，抓出說謊者的非口語線索已經刻不容緩。“專家”不熟悉采證與詰問技巧，就倉促披掛上陣參加陪審團和求職面試，其間的風險不問可知。有些使用測謊儀的警察與專業測謊人員，雖然學過說謊的非口語線索，但據我所見，他們所用的訓練教材有半數信息都不正確。海關官員都要上一門課，講授如何辨識走私的非口語線索，據稱就是拿我的研究作為教材，雖然我一再要求過目，所得到的回答卻一成不變，每次都是“我們會馬上回復您”。至於諜報人員的情況則不得而知，因為他們從事的都是秘密工作。六年前我曾受國防部之邀，講解抓謊的機會與風險，知道他們對於此類問題甚感興趣，但自那次以後，雖然風聞有關工作已進行，我也曾致函相關人員，然而結果不是石沉大海就是無可奉告。我所擔心的是，“專家”閉門造車，而學界則吹毛求疵，本書應可為他們釐清抓謊的機會與風險問題。
另一方面，撰寫本書的目的並非僅僅針對重大謊言，我深信，檢視說謊或說實話的方式與時機，將有助於理解很多人際之間的關繫。在人際關繫中，與謊言無涉的機會極少，生活中總是難免會說謊，譬如父母親跟孩子談到性，認為孩子不宜知道的，往往以謊言打發。反過來說，由於父母的排斥，進入青春期的孩子對性方面的冒險，也總是能瞞就瞞。此外，在朋友（甚至最好的朋友）、師生、醫患、夫妻、律師與委托人、業務員與客戶等關繫中，謊言也可以說是無處不在的。
謊言之於生活是如此普遍，它幾乎涉及人類的一切事務，所以多予理解實屬必要。這種論調或許有人嗤之以鼻，認為凡是說謊就應該受到譴責，對此我不敢苟同。要求人們在任何人際關繫中都不得說謊，未免簡單粗暴；要求對於任何謊言都應予以拆穿，也未免會欺人太甚。專欄咨詢家蘭德斯（Anne LaJlders）有一句話說得好：“真相同樣可以拿來傷人，甚至使人痛不欲生。”盡管謊言也傷人，但並非全都如此，有些謊言反而是利他的，雖然其數量絕不像說謊者所宣稱的那樣多。某些社會關繫，全因彼此保守秘密而得以相安無事。但是，說謊者絕不應該輕率地以為，任何受騙者都願意被蒙在鼓裡；抓謊者也絕不應輕率地以為，自己有權說破每個謊言。某些謊言是無害的，甚至是人道的，揭穿某些謊言，可能對受騙者或第三方造成羞辱。但這一切都要仔細地加以考慮，並且事前需要討論很多其他問題。下一章我們將從謊言的定義開始，討論謊言的兩種基本形式和說謊線索的兩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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