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理解：特質、情境、繫統
“特質論”之於“漸進論”，正對比於“特質的”之於“情境的”因素會如何影響行為。當面對一些不尋常的舉動、一些突發事件或一些反常無理的現像時，傳統取向是以某些導致行為的固有特質為了解來源，例如基因、個性、品格、自由意念等傾向，要是論及暴力行為，則研究其兇殘的人格特質，要是提及英雄壯舉，則搜尋個人利他奉獻的基因。
為什麼美國小石城城郊社區爆發高中生槍械掃射，造成幾十名學生和老師死傷？為什麼一對英國學生會在購物中心綁架三歲孩童，最後還冷血殺害？為什麼無數巴基斯坦和伊拉克青年男女會成為自殺攻擊炸彈客？為什麼許多歐洲國家的人民，明明曉得極有可能被納粹逮捕，危及自身和家人生命安全，仍然選擇保護猶太人？為什麼許多國家裡的“吹哨人”冒著個人損失的風險挺身而出，揭露當局者的不公正和不道德的行為？
對於以上問題，傳統的觀點（支持者大多擁有個人主義色彩濃厚的文化背景）會試圖以病理學及英雄主義來解釋。現今精神醫學、臨床心理學、人格與衡鋻心理學皆傾向特質論，而我們大多的體制也基於法律、醫學、宗教的立場，認為疾病、罪責、犯法應指向病者和罪者，因此，面對以上這些問題，將以“誰”的問題為出發點來了解這些事件：“誰”該負起責任？“誰”是罪魁禍首？“誰”應受譴責，而“誰”又應得贊揚？
社會心理學家在試圖了解非常態的行為原因時，會盡量避免這類針對特質的論斷，社會心理學家以自提的問題開始，尋求是“什麼”造成結果，在“什麼”狀況下會造成特定的反應，“什麼”事件會引發行為，“什麼”情境下最接近當事者狀況。社會心理學家會問，何種程度的個體行動可以追溯外在因素，如情境變項和特定安排下的環境歷程。
“特質取向”和“情境取向”就如同“健康醫療模式”和“公共衛生模式”。醫療模式嘗試在受影響的個人身上找尋病灶的來源，相對地，公共衛生模式的研究者認為，疾病的觸角衍生自環境創造出的致病狀態，生病常常隻是環境病原體導致的最後結果。舉例來說，一個出現學習障礙的孩童，醫療模式會給予許多藥物上和行為上的處方來克服這項缺陷。但是從情境取向來看，由許多案例中可以了解，根本問題可能不隻如此，尤其是低經濟水平這個外在因素。問題可能出自誤食家中牆壁剝落的油漆而造成鉛中毒，因此，結論就會是因為貧窮而使病情惡化。
從情境取向這種觀點來解釋問題，並非僅是概念分析上的抽像變化，更提供了解決個人與社會問題極為不同的方式。這樣的分析方式有著重要的涵義，並且提供直覺敏銳的心理學家們走人大眾的生活，試圖理解為什麼人們會這樣做事、那樣做事，理解該怎麼做纔能讓生活變得更好。隻是，在個人主義當道的社會中，很少不受特質論所影響的人，每每一發現問題，首要就是觀看動機、特征、基因和個人病史。大多數人在理解他人行為時，都傾向高估特質的重要性，而低估情境因素。
在接下來的幾章，我將提供一繫列真實的證據來對抗特質論，並且擴展焦點顯示人們如何沉浸於情境中，因情境釋放的力量而改變性格。人和情境常常處於相互影響的狀態，縱使認為自己擁有穩定一致的人格，也可能不是真的。獨自工作與在團體中的自己可能不同，在浪漫氛圍中和在學校環境中不同、和朋友一起與陪伴陌生群眾時不同、旅行中或藏身自家小窩中的自己，也都可能不同。
“巫師之錘”和歐洲獵巫行動
《巫師之錘》（也稱為“女巫的骨錘”）是首先記載廣泛使用“特質論”來理解邪惡的書籍，它後來成為宗教審判的“聖經”，是宗教審判必讀的著作。書中內容起於一個亟待解答的謎團：在全善全能的上帝之下，惡魔何以仍舊存在？其中一種解答是，上帝允許它們存在是為了讓人們接受考驗，屈服於淫威之下的就下地獄，能抵抗邪惡者便得以上天堂。然而，因為亞當和夏娃的墮落，上帝會限制惡魔對人類的直接影響。所以惡魔們以派遣巫師作為中介者為策略，執行惡魔對人類的召喚，導致人們淪喪良知。
於是為了防止邪惡蔓延，處置散布各處的巫師，許多天主教國家以找出並消滅巫師為解決之道。從茫茫人海中找出惡魔的臥底，“識別”是首要工作，然後以各式各樣的嚴厲酷刑逼供，讓這些人承認自己的確為“異端”（heresy），接著便殲滅這些“異端”（也就是我們熟知的獵巫行動）。無法在這樣的考驗下存活的就如此死去，簡單且直接。
就算不提起許多精密規劃的恐怖行動、酷刑和數以千計的未知滅族行動所造成的大量死傷數目，光是這種大幅簡化復雜議題的概念，就足以教人燃起一把對於宗教審判的無名火。形成“巫師”這樣低鄙的類別框架，提供社會快速解決惡魔的方式，隻要惡魔使者的身份一被確認，就是實施酷刑、下油鍋、上火刑架。
在由男性主導的教會及國家中，我們不難想見為何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被冠上巫師之名。這些“異端”通常會因為幾種形式受到威脅：守寡、貧窮、丑陋、畸形，少數幾個特別的例子則是太傲慢和太有威權。宗教審判的工具，目前仍現形於世界各處的監獄中，在軍事或法律審問中心裡更是標準執行程序（等我們拜訪阿布格萊布監獄時，會有更多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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