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美國考古學會圖書獎獲獎作品

①作者林恩·梅斯克爾為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策展人，康奈爾大學A.D.懷特特聘教授，澳大利亞人文學院院士。作為一名資深考古學家，她曾在世界各地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各國政府及非政府機構合作，收集到大量寶貴的一手資料，接觸到許多其他學者接觸不到的檔案與信息，並基於此，展開圍繞世界遺產保護事業的深度研究。
②本書是一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機構歷史，追溯了從聯合國的前身國際聯盟時期，直至194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立，又至1972年《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及1976年《世界遺產名錄》設立、1992年世界遺產中心成立的一繫列理念與實踐上的變化演進。本書詳細考察了世界遺產項目的運作模式及其得失，論及許多著名案例，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早期的旗艦項目埃及—蘇丹努比亞、意大利威尼斯、柬埔寨吳哥窟的保護工作，又如較晚近的圍繞馬裡廷巴克圖、敘利亞帕爾米拉的爭議。
③本書以世界遺產項目為切入點，呈現了過去半個多世紀中，國際主義理念與和平夢想在人們頭腦中的起起伏伏，引讀者重新審視過去與現在的關繫，重新理解世界遺產對於人類歷史與未來的意義，並認識到“保護好、傳承好、利用好”世界遺產的重要性。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立於1945年，是一個旨在促進和平、人道主義及跨文化理解的政府間機構；其備受矚目的世界遺產項目則致力於保護對人類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文化和自然遺產。然而，在該機構的實踐中，這一使命時常遭遇困難與挑戰。
本書回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試圖拯救世界遺產的歷史，綜合考古學、政治學視角，通過翔實的史料分析及長期人類學探索，考察了該機構世界遺產項目的運作模式及其得失，尤其聚焦於文化遺產。書中論及許多著名的世界文化遺產，如埃及阿布辛拜勒神廟、意大利威尼斯、柬埔寨吳哥窟、敘利亞帕爾米拉等，這些案例充分展示了該機構全球遺產保護使命的成就與面臨的復雜國際環境。本書呼吁我們重新審視過去與現在的關繫，重新理解世界遺產保護事業，以及遺產保護對於人類歷史與未來的意義。

林恩·梅斯克爾，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藝術與科學學院人類學教授，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中東和亞洲部策展人，康奈爾大學特聘教授；英國牛津大學、利物浦大學，印度希夫·納達爾大學，南非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名譽教授；澳大利亞人文學院院士。主要研究方向為考古學理論、人種志、世界遺產等。

對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世紀40年代後期以來反復無常的全球使命，這是極具原創性且適時的重新評估。一方面，本書關注的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和不斷變化的考古實踐；另一方面，它是對國際歷史和當今世界更廣泛的遺產保護政治的重新解讀。對研究國際主義歷史、當代全球政治以及世界遺產的人來說，這是一本必讀之書。
—— 保羅·貝茨，牛津大學

這部適時且重要的作品綜合了人類學、政治學和考古學研究方法，考察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歷史及遺產……作者真誠而發人深省的論述聚焦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能力和利益，同時強調其背後復雜的政治和歷史行動……強烈推薦。
—— 《選擇》

梅斯克爾呈現了大量案例研究，並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法律框架進行了分析，為當下迫切需要的改革提供了論據。
—— 《紐約客》

第一章 烏托邦
第二章 國際主義
第三章 技術統治
第四章 遺跡保護
第五章 進入《世界遺產名錄》
第六章 衝 突
第七章 危 險
第八章 反烏托邦
注 釋
參考文獻
索 引
譯後記

第一章
烏托邦

我祈願，而不是希望，我們的政府部門能夠效仿烏托邦共和國的很多東西。
——托馬斯·莫爾，1516年

1948年11月，英國生物學家、哲學家朱利安·赫胥黎抵達貝魯特，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全球大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立於1945年，是一個政府間組織，其目標是幫助世界在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破壞之後促進和平建設、實施人性關懷以及進行文化交流。赫胥黎被委任為該組織的第一任總干事。當時的人們，尤其是整個歐洲的人們，正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破壞和暴行中醒來。於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肩負著這樣一個使命：推進世界和平、改變“人們的想法”。其途徑主要是實施基礎教育、弘揚文化多樣性，並且讓全世界不同的人進行對話。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創建者們看來，他們的使命如此重要，以至於他們其實掌控著文明自身的命運和方向。赫胥黎無疑是領導該組織的一個合格的人選，他終其一生都是國際主義者、烏托邦思想家。他的心中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著獨特的願景，也正因此，他纔會以很多種方式堅持下來。
貝魯特會議之前以及之後，赫胥黎穿越中東，進行了廣泛的遊歷，堪稱經歷了一次考古的艱難歷程，這一段經歷後來收入他的暢銷書《來自一片古老的土地》之中。在這本書中，他把自己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裡所參與的國家間合作稱作“高速的生意”，其中包括“無數的會議、工作委員會和背後遊說”。而在巴黎，總是有充滿著官僚主義作風的工作在不斷累積。1 在他關於中東的記事本上，滿是古代大事年表、參觀遺址的記錄、史前陶器的素描、關於神話英雄吉爾伽美什的注釋，以及他極具個性的鳥類學符號。2 他認為“有時大量的新發現使人眼花繚亂”。3 他遊歷了九個國家，參觀了中東的一些不尋常的考古遺跡，其中包括比布魯斯古城、佩特拉古城、傑拉什古城、帕爾米拉古城、孟斐斯古城以及吉薩金字塔群。更加值得關注的是，雖然他的專業背景是動物學，但是他對有關銘文和遺址發掘的報告以及關於這些古代遺址的公開發表的文字有著濃厚的興趣。他讀了很多考古學家頗受歡迎的書，比如弗林德斯·皮特裡、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瑪格麗特·默裡、格特魯德·貝爾、奧斯丁·亨利·萊亞德、亨利·羅林森、亨利·富蘭克弗特、C.W. 塞拉姆、V. 戈登·蔡爾德等。正是在這個基礎上，他纔寫成了那本《來自一片古老的土地》。在書中，他傾盡心力，解讀古代手跡、黏土碑牌的新發現和一些地方不間斷的遺址發掘，比如耶利哥、烏爾、塔爾·哈拉以及拉斯·沙姆拉等地。
赫胥黎是一個博學的人，從他的家傳來看，這一點並不奇怪。他的祖父是托馬斯·亨利·赫胥黎，人們稱他為“達爾文的鬥牛犬”；他的父親倫納德和他有名的哥哥—小說家奧爾德斯·赫胥黎一樣，也是一個作家；他同父異母的哥哥安德魯是一位生物學家，並且是諾貝爾獎獲得者。他本人也認識很多20世紀英國偉大的考古學家，他將他們列入計劃，請他們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未來做出自己的貢獻。他們是：倫納德·伍萊、塞頓·勞埃德、莫蒂默·惠勒、珈克達·霍克斯、凱瑟琳·凱尼恩、約翰·加斯唐、V. 戈登·蔡爾德。尤其在失去考古學家亞瑟·埃文斯和社會人類學家阿爾弗雷德·哈登以及查爾斯·塞利格曼之後，赫胥黎親自給英國著名的遺傳學家J.B.S. 霍爾丹寫信，稱蔡爾德是個“不錯的人”，並推薦他成為皇家學會會員。4 這一點並不很令人驚訝，因為赫胥黎、霍爾丹和蔡爾德都屬於理性主義者協會。該協會的成員們認為，對社會來說，宗教是一個很大的威脅。另外，H.G. 威爾斯、奧爾德斯·赫胥黎以及伯特蘭·羅素都是這個協會的成員。
1948年，當赫胥黎到達中東的時候，他的管理生涯接近尾聲。他的任期從六年縮短為兩年，其中部分原因很可能是他激進的哲學思想。然而，最終取決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美國代表團的安排。簡單地說，美國人沒有能夠把他們的弗朗西斯·比德爾推到最高職位。作為一名高級觀察員，英國外交家格拉德溫·傑布這樣說道：他們“想過把美國人放到所有重要的位置上”。而由於赫胥黎的任命，美國唐突地把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資助減少了一。5 美國代表詹姆斯·馬歇爾認為，藝術和文化對和平與安全毫無益處。6 這對赫胥黎本人來說是痛苦的，但是美國的這個決定並沒有能夠阻礙赫胥黎對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貢獻自己的智慧，亦未能阻礙他執行自己詳盡的旅行計劃，他也依然在文學方面實現了巨大的產出。在他的書中，從頭至尾，赫胥黎都強調“科學發掘”的重要性，其中包括“對地層進行仔細的發掘和保護、記錄每一件文物、進行專門的重建，還要對結果做相關分析，從而確定具體的年份跨度”。7 他還強烈建議保護遺址、建設遺址博物館、發展文化旅遊，這些都成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接下來的幾十年當中關於文化遺產研究全球計劃的標志性成就。
赫胥黎說：“寫中東就是寫歷史。”8 赫胥黎認為考古學具有物質性，他稱之為“固體歷史”。像許多同時代的人一樣，赫胥黎也認為中東是文明的發源地，但他是從進化人類學的角度下此結論的。對赫胥黎來說，歷史不僅不可逆，而且是有方向性的。他斷言，“人類必將獲得更多的知識”，我們應該對此種走勢加以利用。9 赫胥黎認為，考古學是一門科學，與其相關的知識形成了他對全球未來的全部知識願景。這一點就當時來說非常重要。有人認為，中東的考古遺址和人工制品“全部屬於該地區”，可是赫胥黎在1948年的報告中寫道：中東巨大的考古財富不僅可以讓個別國家獲益，也可以讓全世界獲益。10 他身邊有很多偉大的同時代的英國考古學家，他也能夠接觸到世界上一些最令人激動的考古遺址和發掘現場，因此毫無疑問他了解這個新的國際組織在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說這句話是他的座右銘：誰掌握過去，誰就掌握未來。
赫胥黎一直是一個令人著迷的人物，他通過很多種方式向人們展示了逝去的時代是什麼模樣。那時的人們信仰建設空想社會主義，信仰發展與進步，信仰文化國際主義以及充滿了求知欲的知性主義，而這些信仰都隨著帝國的結束而結束。他的設想經常被稱為“全球烏托邦”，那是一個理想的政治組織的全球願景，它需要人們通過建設一個世界文化的聯合體來實現。11 赫胥黎認為，過去的一切對人類物種來說就是“傳統的集合”。12 如果我們能從更廣泛的視角來看待《來自一片古老的土地》這本書的貢獻，以及赫胥黎對英國考古學的貢獻，那麼我們就會發現，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建立之初，就已經有考古學這門學科的位置。要想對將來的世界文化做出規劃，就有必要從今天以及將來的角度看一看過去的考古學是什麼情況。為了實現這個目標，赫胥黎總結了帝國的知識體繫，並且為受過教育的公眾制作出版物以及廣播節目。然而，到20世紀40年代末期，他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做的這一切努力已經在走下坡路，取而代之的是來自美國的、服務於文化與發展的專家驅動模式、技術模式以及管理模式。對於考古學這門科學及其在社會進步的新路徑中所扮演的角色來說，赫胥黎那明顯的英式知識構想，除卻其殖民以及教化的特點，乃是無法長久的。
考古學作為一門野外科學和離散學科，其在國際規劃以及世界制造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回溯到國際聯盟和國際知識合作委員會時期。在國際管理和合作的背景下，考古學如何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成為遺產研究的輔助手段？關於這個問題，如果我們能在早期歷史中做一個探究，那將是非常有趣的。為了理解人類過去的所有一切，考古學借用各種學科的研究手段，從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分裂出來。考古學的學術研究人員主要來自大學，他們都從事於長期的野外計劃以及國際合作。另一方面，從物質意義的角度來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文化遺產的理解來自古文物研究、藝術史研究以及建築研究，其目的是保護歷史遺跡、建築群和遺址的構造。13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考古研究，既是一種學科門類，也是一項野外實踐，但是在20世紀60年代之後，這種研究就基本上被人們對古跡以及古跡文化的關注所取代。14 考古學家們也參與到發現和發掘古代遺跡的工作中，但管理人員、建築師和工程師們更關注現存的遺跡結構和建築物，關注這些結構和建築物的恢復和保護情況。龐貝古城和帕爾米拉古城就是很好的例子。在這方面發展和促進古跡保護比較容易做到，考古研究就不一樣了。古跡是已存在的標志物，更易被主權國家的人們接受和利用，但是古跡發掘和調查研究工作是一片未知的領域。考古學關注的焦點原先是古跡挖掘和環境研究，而現在是古跡文化，這是因為人們更關注技術支持，而不是野外研究。這一切加深了技術統治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早期設定的關於和平建設的努力目標之間的矛盾。
在很大程度上，考古學和考古學家們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立初期所扮演的角色並不為人所知。在努比亞大規模的國際救助行動中，他們都做了些什麼？在接下來的幾十年當中，他們又是如何失去了對他們有利的工作環境？他們去摩亨佐達羅和婆羅浮屠這兩處古跡，主要是為了保護歷史遺跡，而不是進行發掘和研究工作。這偏離了考古學的研究方向，產生了重要的後果，這個後果不僅僅是針對全球遺產的研究發展工作而言的。理論和實踐都表明，在整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裡面，尤其是在後來成為世界遺產研究項目的體繫中，從考古學的偏離導致不同的利益相關者逐漸疏遠，而這些利益相關者與古代遺址、現存的古跡和地形地貌有著深厚的聯繫。關於國際主義、交流和知識的共同產出，研究和合作原本可以提供更多的可能性，然而掌管該組織的官員和專家按照自己的想法一意孤行。因此，有必要更全面地考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考古學的早期形態，包括各種國際救助和咨詢任務，以及一流的世界遺產項目，這個項目在《1972年公約》中達到了高潮。通過考察該機構從初創時期到今天所取得的成就以及面臨的挑戰，我們可以進一步理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知識政治學和廢墟上的未來所面臨的危險。這與考古學自身所揭示的道理非常相似。要想弄懂考古學更長久的歷史以及與其相關的一切，我們需要進一步往回追溯，看看歷史上關於和平、衝突、人類共同遺產以及對專門知識的宣傳的問題給一個需要戰後重建的國際社會帶來了什麼。

……

前 言

過去的一切對我們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這些夢想——
——H.G. 威爾斯，1905年

1945年11月16日，四十四個國家的代表在倫敦聚集，他們在聯合國的支持下成立國際團體，進行教育和文化合作。這項努力不亞於在廢墟上進行知識和道德的重建。在籌備成立聯合國的舊金山會議上，哈裡·S. 杜魯門總統強調了國際團體對文化和教育合作做出新貢獻的重要性。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受到了前任總統富蘭克林·D. 羅斯福的啟發，羅斯福總統堅信：“文明不是一個國家的事，而是國家間的事情。”1
英國首相克萊蒙特·艾德禮的著名言論“戰爭源於人們的頭腦”說出了20世紀30年代許多人的心聲。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成立大會上，他指出：“世界上的各個民族就像一座座孤島，隔著誤解的海洋向彼此喊話。”艾德禮首相意識到，未來“我們將生活在一個民主的世界中，所有人的思想都非常重要”。2 然而，把和平、民主和教育聯繫到一起的是一位來自新西蘭的代表，他叫阿諾德·坎貝爾。3 這個新組織從此有了一個首要的目標，那就是為世界和平與安全做出貢獻，具體來說，就是“促進不同國家之間教育、科學、文化及交流的合作，推動人們對《聯合國憲章》中規定的正義、法治、人權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4 大會主席埃倫·威爾金森認為：“我們需要一個積極的組織—積極地創造和平以及不同的和平方式。”5 但是要實現和平夢想有很多具體的困難，其中包括：什麼樣的哲學思想能夠有助於激發人們的行動，如何纔能讓全世界的人們團結起來，等等。6
如果用當下的語言來表述，當時成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初衷便是進步、發展和提高，然而，在許多評論家看來，這正是這個組織致命的缺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創立者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者和殖民大國的引領下，於帝國的暮色中艱難前行，意欲在促進文明建設的努力中擴大自身影響。當初設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是為了重建被戰爭毀掉的歐洲，但是很快他們就把目光轉向了發展中國家，想制定和推廣教育、科學和文化活動的國際標準。7 然而這隻是西方對其他國家的一廂情願，後來被證明很成問題。該組織原本的哲學訴求是文化理解與提升，當然還有和平文化，但是數年之內，這一訴求很快被短期的技術支持這樣一個功能主義的目標所取代。8 不過，如果我們忽略該組織在國際上所取得的成就，那是粗暴無禮的。這些成就包括保護難民、維護言論自由、反抗壓迫、反對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以及對教育、權利和基本自由的堅決支持。9 如果我們認為一個組織可以有效地解決世界上所有的問題，那也是一個誤解。備受尊敬的聯合國秘書長達格·哈馬舍爾德，從1953年上任開始到1961年他過早地離世這段時間裡，對這個問題做了最好的闡述。他說，成立這樣的組織並不是為了帶我們去天堂，而是為了使我們免於下地獄。
要想深入了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那些項目的誕生，就必須了解該組織自身的歷史，它的反烏托邦的開始以及對烏托邦的承諾。1942年秋天，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同盟國在倫敦舉辦了相關教育部長會議，會議聚集了來自當時八個流亡政府的教育官員們。10 他們此番聚集是為了在解放了的歐洲重建教育體繫。他們需要圖書館和書籍，還有意識形態方面的計劃，以此來對抗法西斯所宣揚的理念，而這一理念毒害了整個歐洲大陸。11 納粹組織大量掠奪和毀壞歐洲的藝術珍品和遺產，引起國際震怒，在這種情況下，文化重建也被列入計劃當中。12 到1943年，為教育和文化重建而設立永久性組織的想法開始形成。如果要用一句話來總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願景和任務，一位歷史學家說得好：“20世紀發生了這麼多的災難，我們有必要在科學的框架內進行人類的重建，最重要的是做好人類的教育。擁有不同交流途徑的人們是平等的，但同時也是相異的。我們隻有做好重建和教育的工作纔能夠保護和保衛和平以及文化的多樣性，直至最終護衛生命本身。”13 這個觀點，即便是在今天，依然很是貼切。
廢墟也被列為重建內容之一，但這不僅僅是說，那些偉大的建築、博物館和藝術品受到了戰爭的影響，需要復原；它還指對過去本身的管理，以及如何纔能夠恢復過去，而這是一種新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如何在世界範圍內對古跡進行發掘，並且對相應的發現進行宣傳，也需要重構。最終，西方國家對考古的戰利品進行分配，這也呼應了早先國際聯盟以及國際知識合作委員會所提出的建議。對過去的管理正是為了將來。針對人類遺產的世界課題早已經存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此進行了充分利用。於是，我們無可避免地需要從兩次世界大戰造成的破壞後的大量保護和恢復工作，轉向更持久的善後和復原工作。
早就有許多人寫過關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評論性文字和分析文字，同時也有一些有身份地位的內部人員寫過官方記錄以及陳述。14 這些文字記錄了一個不完美的組織的發展過程。該組織建立之初，充滿了世紀中期的樂觀主義，但是很快，它就不再是政治家的團體，而變成一個由幾個國家主宰的團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原本著眼於全球， 是為了世界和平和各民族之間的互相理解而設立的，可是現在它成了政府之間的代理機構，該組織的初衷徒留幻影。那些強權政府的過度作為已經滲透到該組織的方方面面，這一點表現在其工作和計劃當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許多備受矚目的工作計劃，包括世界遺產這個項目。這一項目是為了在全世界範圍內鋻定、保護和保存那些傑出的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正如本書所表明的，這裡有很大的問題。但這些問題不應該掩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取得的成就，它營造出了在全球範圍內對遺產保護的關注，而且盡管困難重重，它仍能夠給成員國施加壓力，要求它們履行已簽署的協議。
在工業化和相關破壞逐步升級的今天，請求全世界保護其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當然是，也隻能是該組織采取的具有積極意義的一個步驟。然而各國如何響應這個號召並且由誰來買單，是一個更加復雜的進退兩難的問題。例如，保護柬埔寨的吳哥遺址就被認為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最偉大的成就之一。然而，在保護這些廟宇的過程中，該組織使野蠻的紅色高棉合法化，並且在接下來的幾十年當中，該國政府對當地社區采取了嚴苛的限制措施。這些都是遺產保護當中的復雜情況，這些背後的情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不能做官方的打算，因為各個民族國家纔是世界遺產的命運決策者。國際社會的需求與各個國家的意願之間的拉鋸戰，形成了本書的主線。這樣一種統計學意義上的私利的算計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立之初就已經存在，而這種政治和經濟之間的互相影響，在過去的幾十年當中化的特征。考慮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設立初衷以及目標，人們對它的期待是成功地保護世界遺產，而不是對歷史做凌亂的記錄。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主要成就，也許是它在制定國際法律條例方面的前瞻性，比如1972年《世界遺產公約》。說得再具體一些，該組織取得的成就就是在文化遺產保護方面對國際法的普遍原則和常規標準做了進一步闡發。15 各成員國出於對彼此或者各自公民的善意和謙恭，共同成立立法機構，於是該組織形成了自己的架構，隻是它也有自己的局限性。當今世界，非政府行為者是該組織最具破壞性的對手，而聯合國代理機構也已經盡力對此做好足夠的準備。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調停方面的不得力，依然是一個難題。如果要舉兩個例子，那便是對馬裡的宗教遺址的毀壞以及對敘利亞持續的襲擊。指責一個個體對文化財產犯下戰爭罪行，這似乎從一開始就沒有能夠看到這些襲擊背後的更大的推動力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沒有能夠譴責對克裡米亞的非法占領和對也門的轟炸，這顯示了其更加致命的缺陷。而在這兩件事中，其成員國都違反了各種國際條例。
自從1972年《世界遺產公約》誕生以來，很多有價值的研究就已經出現，其範圍涵蓋不同的學科和視角。16 然而，學術圈、活動家、當地團體和本國人也已經表達了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理念、程序、規約、影響和排他關繫的不滿意。他們並不僅僅是對民族主義和主權問題難以釋懷，而且是對今天的世界遺產管理體制的無能為力感到憤怒。這個體制不能實現遺產諸多方面的融合，而這些遺產的內容、途徑、用處和利益等權利都需要得到實現。這個說法更好地論證了下面這個觀點：該組織不能一味地提供強大的技術支持，它應該回頭看看當初要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的承諾。有時，這個承諾並不是指把古跡遺址列入遺產名單，而是指允許不同的人自己決定如何管理遺產。如果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成員國試圖強制人們遷移、拒絕與他們合作，或者是把他們排除在世界遺產管理程序之外，又或者是沒能考慮到他們對遺址的使用與管理的需求，那麼該組織也許就是太過強行干涉了。要保護遺產並實現世紀中期的承諾，就必須努力團結那些最重要的人，因為遺產是他們的，同時考慮那些因為世界遺產的命運而可能得到最多或者失去最多的人。最後，我們必須以更好的態度對待歷史，對待帝國行為，以及那些依然掌握著遺跡和所屬地區的未來的國家，尤其應該以更好的態度對待那些持續發生和出現的衝突。若我們遺忘了那些遺產，則後果堪憂。

《廢墟上的未來》這本書是在牛津大學新學院構思和完成的。2010年，我休假時，跟我的工作伙伴、考古學家克裡斯·戈斯登坦陳了想法。我覺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會是一個令人著迷的研究課題，尤其是它的世界遺產項目。他回應了我，闡述了一種極具吸引力的矛盾。的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古跡方面享有國際聲譽，但與作為一門專門學問的考古學相比，該組織幾乎是乏善可陳。世界遺產項目也許是唯一一個真正能夠向全球公眾展示世界上最著名的考古遺址的國際平臺，但是戈斯登認為這對考古學的歷史來說幾乎沒有什麼影響。他是對的。我想知道這是為什麼。
他說服我做這個項目。我很快就發現，像其他的學者一樣，考古學家們也並不傾慕該組織。總體上來說，他們更傾向於忽略、曲解或者是批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其《世界遺產名錄》，而不是承認該組織所取得的成就。因此，在我看來，第一步便是讓我們自己了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這項計劃最初就是這樣一種實踐，其目的是理解世界遺產這個項目的工作情況，結果確實有所發現。考古學這門學問原本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早期知識體繫建設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追溯到該組織的前身—國際聯盟。阿斯旺大壩建成以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開展了著名的努比亞文物保護運動，其目的就是保護和研究埃及和蘇丹的遺址和廟宇，防止它們被水淹沒。這部分是出於考古學的考慮，但這個時間並不長。1970年，當泰巴蓋壩威脅到位於敘利亞境內的幼發拉底河上遊的考古遺跡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並沒有號召全世界行動起來，而是發出國際呼吁，建議那些對考古發掘有興趣的國家與敘利亞建立屬於它們自己的雙邊關繫。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希望將來的世界是一個烏托邦式的、全球一體的世界，這其中也包括其關於考古學的計劃，而這一計劃到了20世紀60年代以後差一點就停滯不前了。幾年以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位高級官員邀請我去給一處考古遺跡做官方的鋻定，因為該組織從未對其做過足夠清晰的描述。但是偏離作為一門專門學問的考古學，這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其後來的遺產項目的發展來說是一個損失。那個項目被認為僅僅是保護靜態的遺址和遺跡，缺少積極的研究計劃，並且經常性地忽略活著的人們和他們的做法。反過來我們也可以這樣說：考古學的歷史性發展越來越融入和依賴當地住戶的看法與參與，包括當地社區、本土居民和其他的利益相關者，是他們讓過去活在現在。
考古學作為一門現代學問，很好地把人類學和科學融合到了一起，它也因此彰顯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部門結構中的管理困境。然而，正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一任總干事朱利安·赫胥黎很快意識到的那樣，考古學能夠連接起不同的學科，並且有助於積極、長久地建立起國家間的合作與伙伴關繫。這些關繫是橫向的，而不是縱向的，也不僅僅是在一瞬間獲得的，比如，它不是因為遺址被收入《世界遺產名錄》纔建立的關繫，也不是與單一國家之間的關繫，而是與很多的機構和團體之間建立的長久關繫。來自非洲、亞洲和中東的國家都有著長久的殖民歷史，因此，在建立新的關繫和面對具有負面意義的遺產時，考古遺產研究計劃就顯得尤為重要。今天，考古學不僅僅是一項不尋常的實踐，同時它也幫助我們從不同的遺產視角去看問題。換句話說，考古學不僅僅盯著遺址本身，它還包括周邊社區、培訓計劃、學術和機構連接、學者交流等。在我看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研究計劃並沒有能夠很好地關注到這些方面。怎麼會是這樣？為什麼會是這樣？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需要了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面對其核心問題時所承受的壓力：究竟應該推動世界和平，還是提供技術支持？
本書主要關注考古學和文化遺產問題，從早期的救助運動開始，一直到1972年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一般稱作《世界遺產公約》或者是《1972年公約》。17 其他與本書主題相關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公約不在本書寫作範圍之內，包括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產權和文化多樣性等方面的公約。這些公約有其自己的內容結構、工作人員、法定會議、簽約國和法律規劃，而這一切並不一定能映射到世界遺產方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官員們通常認為所有條約都關乎完全不一樣的領域和理念：有一名高級官員在描述不同公約的發展變化時說，這就像是從固體到液體到氣體的變化。人類學家、立法學者和遺產專家們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和多樣性項目進行了廣泛的研究，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們對於什麼是文化具有重要的意義，還因為它們與原住民、權利以及法律屬性具有相關性。另一方面，隻是近一段時間，我們纔剛剛開始分析世界遺產這個項目的全球戰略問題，尤其是關繫到管理、外交、官僚體制以及文化與權利的政治經濟學等方面的問題。18
鋻於我自己的考古學背景知識和所受到的訓練，書中呈現的案例研究主要是關於文化遺產方面的，一般都是考古遺址和發掘問題，而不是自然遺產的問題。後者在《世界遺產名錄》中較少受到關注，而且人們普遍認為自然遺產收入名錄沒有那麼多的爭議—其保護問題就不同了。19 文化遺址在《世界遺產名錄》中總是占據重要地位，這些遺址與主權、民族主義、領土權以及特定身份之間的關繫，得到了人們的默認，並且都有著很好的記錄。然而，我想說，世界遺產的審核過程、政治、邏輯和後果等方面對於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是同樣適用的。在這裡，我關心的是關於過去的種種可能性，以及人們是否有可能將關注的重點做一個轉移。人們早期關注的焦點是野外考古，現在是否能更加關注在全球範圍內對文化遺產有更好的理解？這就需要我們注意從考古學到歷史遺跡現像和管理主義的轉變，我們需要弄清楚，當歷史遺跡取代了文化堆積層而成為重點的時候，將會有什麼重要的影響產生。考古學家們也需要在更加寬泛的、歷史和社會政治的語境下來看待他們的那些對像。
本書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檔案分析和長期的人類學探索。在過去的七年時間裡，我有幸成為官方觀察員，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的會議及活動。同時，我對無數的人進行了采訪。他們包括：國家代表團的大使和成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秘書、顧問團，以及從巴西到曼谷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實地辦公人員等。20 來自不同國家、擁有不同背景的成百上千的人和我詳細分享了他們的觀點和經歷。同時，我也從與大家的討論中獲益匪淺，他們是與世界遺產各個方面相關的考古學家、管理人員、遺址評估員、顧問以及學者。多年的實地考古工作讓我的足跡遍布很多國家，包括埃及、土耳其和南非。在研究世界遺產的過程中，為了完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任務，我到過印度、泰國、法國、意大利、中國、緬甸、秘魯和巴西，想弄清楚各個國家如何試圖使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後來又為什麼要對其加以利用。許多人都在為保護世界遺產而行動著，這個人數一直在增加。他們都擁有各自的專門知識、細膩的感知、政治理念以及具體的事務安排。
除了深入的采訪和長久的參與，我還研究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存在巴黎的檔案和該組織豐富的網上資料。其中也包括一些個人檔案，比如英國考古學家莫蒂默·惠勒爵士的資料（現在收藏於倫敦的國家檔案館）。在與其他來自文化經濟領域的工作伙伴合作的過程中，我們運用數據分析和網絡分析來觀察今天世界遺產的相關工作情況，比如國際政治契約、經濟利益以及選舉集團等。21 考古學是我的專業，我會通過校正那些文獻資料、歷史敘述、數據記錄，對許多人進行采訪，以及觀察和參與，來識別那些變化的持續性模式和跡像。不管是檔案，還是我的采訪，又或是國際會議，一切的指向都是政治，尤其是《1972年公約》成員國的參與動機。
2011年，我在巴黎參加世界遺產委員會的會議。我記得，貧窮的國家和小國家的代表們舉起名牌，針對他們認為重要的問題起立發言，我深受感動。我天真地以為，在遺產問題上，要達到一種平等是可能的。隨著時間的流逝，我的樂觀一掃而空，因為我清楚地感覺到強國的干涉、其施加的壓力以及猛烈的遊說。要想理解世界遺產，我們必須要了解：一些來自機構和國際社會的人似乎是在“制造”遺產。22 要研究那些來自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這樣的機構的外交官和精英官員，可不是容易的事情。關於這一點，人類學家們已經做了廣泛的論述。如果有人要接觸他們，必須出具官方證明，而且此人的所有行動將受制於復雜的安全措施。23 如果想獲得大使、國家代表團的成員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秘書處的官員們的約見，那麼需要事先寫信、發郵件以及電話聯絡。許多人從來不回復，而有些人很高興與你討論一些問題，甚至是本書中提到的一些敏感問題，但是他們並不想透露自己的身份。從倫理道德上說，我尊重他們的意願。然而，越來越多的人要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持信息透明，而且很多的文件使得大多數人的身份越來越清晰。這些文件包括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的網絡視頻以及相關文字記錄。
作為研究世界遺產政治學的考古學家，我能理解某個古跡的意義及其相關話題，同時我也理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整個體制。但我也對與制度相關的政治保持距離，人們可能時常與之打交道，並且覺得這是一個沉重的話題，不管是從他們政府的角度來看，還是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身的角度來看。作為研究人員，對這些問題我既熟悉又有距離感，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我是懷著既虔誠又謹慎的態度在做這項工作。然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秘書處的一些成員希望我對他們忠貞不貳。表達各種不同的觀點將很難做到，有時還會導致反感，甚至是威脅。研究遺產所要付出的代價真的很大。從頭到尾，我就想弄明白：過去如何演變成今天的樣子，並且為什麼會這樣；誰該對那些政治議程負責，最終又是誰贏誰輸。在進行像世界遺產研究這樣與文化生產相關聯的工作時，我們應該了解一些政治學；我們還要明白，我們永遠都不可能逃離過去—事實上，人們太過經常地重復過去。弄懂這些道理很重要。正像那位偉大的烏托邦主義者H.G. 威爾斯所寫的那樣，過去“對我們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