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治理》以“昆明治理”為研究範例，分若干專題，繫統地研究了仇和書記分別主政江蘇省宿遷市與雲南省昆明市期間的一繫列改革舉措，以期總結地方性、區域性改革的內涵、特征和價值，剖析局部地區改革經驗對於我國中西部發展中地區的一般適用性。與此同時，“昆明治理”注重強化干部問責和提升政府執行力，治理措施不僅觸動了官場“潛規則”，而且對傳統社會價值觀產生強烈衝擊。因此，《昆明治理》作者試圖從學術方面對於“昆明治理”現像給予理論分析，力求發掘其中蘊含的當下中國行政體制改革和社會改革素、新思維與新路徑。

謝慶奎，安徽省全椒縣人。1969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繫並留校任教至今。現任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政治學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大學政治發展與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長期從事中國政府與政治教學和科研工作，著有《當代中國政府》《政治改革與政府創新》《政府學概論》《政治·政府·社會》《當代中國政府與政治》等十餘本學術著作，發表學術論文60餘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教育部重大課題攻關項目等多項課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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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昆明治理”的特征、價值與思考
一、地方治理的比較
二、“昆明治理”的內涵特征
三、“昆明治理”的理論價值
四、“昆明治理”的實踐意義
五、對“昆明治理”的思考與建議

第一章 思路分析
第一節 “弓弦箭模型”：地方政府創新之思路闡釋
一、研究背景與實證調研
二、“弓弦箭模型”：地方政府創新之思路闡釋
三、政府動力繫統
四、經濟動力繫統
五、協作一執行動力繫統
六、“三階段論”：地方政府創新路徑之動態詮釋
第二節 三模式連續統一體：中國地方政府創新變遷路徑
一、地方政府創新之理論綜析
二、地方政府創新之三模式連續統一體
三、“三步走策略”之綜合評估
第三節 “鯰魚效應悖論”的交易成本政治學分析
一、爭議與民意：“鯰魚效應悖論
二、爭議中改“制”：交易成本的政治經濟學
三、爭議中樹“人”：交易成本的政治哲學
四、爭議中求解：“仇和現像”的時空維度

第二章 改革與政府創新
第一節 地方政府過程模式的創新與價值
一、從政府過程的視角考察地方公共行政的意義
二、仇和主導的地方政府過程模式的創新
三、仇和主導的地方政府過程模式的獨特價值
第二節 論民主執政的方向
一、執政為民理念與執政風格的轉變
二、民主施政
三、評價與啟示
第三節 論政府執行力的提升
一、概念分析：政府執行力的概念、要素與路徑塑造
二、實踐分析：以觀摩督查為抓手的政府執行力
三、制度提升：加強政府執行力的制度建設
四、價值提升：政府執行力建設的價值與意義
第四節 行政問責：理念、實踐及其制度化
一、仇和行政問責的理念
二、仇和行政問責的具體實踐
三、仇和對行政問責的制度化探索
第五節 “公推公選”：領導干部選撥的全新制度安排
一、“公推公選”的涵義與具體程序
二、“公推公選”是一套制度組合
三、“公推公選”對於人事制度的創新
四、“公推公選”的政治意義
第六節 政府績效：建立地方政府信用的重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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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環境保護
第四章 調查報告
附錄
參考文獻
後記

在“倒U型”制度變遷過程中，制度不僅是政府實現政治經濟目標的理性工具，隨著市場經濟所衍生的生產與交換自由秩序的形成，制度由工具理性日益轉向價值理性。
宿遷政府創新不僅是一種市場導向的經濟體制創新，而且是公共權力組織與運作方式的創新。地方政府創新是地方執政集團在既定政治、經濟、社會環境中展開，並與之互動。仇和施政思維並不存在某一僵化的固定模式，而是伴隨著歷史環境變遷而動態演進，形成內在邏輯相貫通的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強化市場型政府”階段。仇和宿遷施政體現出“強化市場型政府”思維，地方執政團隊通過“強執行力驅動”，運用企業精神重塑公共部門，完善區域市場機制，以實現後發區域的資本集聚與跨越式發展。仇和宿遷執政的政府創新對中國改革具有鮮明的樣本意義與典型價值，形成四個獨樹一幟：即落後地區跨越式發展的典型、中國干部管理創新的引領、地方政府執行力的標杆、民主公推直選的先行。
第二階段，當後發地區的市場體制經過強執行力的培育，逐漸走向成熟之後，市場經濟的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逐步成為主導性資源調節方式，並開始反過來影響和制約政府職能範疇和政府治理方式。政府權力的運行範疇與程序日益受到政府培育的“自生自發秩序”的反約束。昆明施政體現出“市場之手與行政執行力之雙重驅動”，通過有限但高效能的政府功能發揮，尊重與支持發揮市場之手的作用，兩者相互支撐，以實現昆明“區域性國際城市”的發展目標。
第三階段，當社會經濟水平發展到更高階段，隨著區域產權變革與市場制度的完善，市場經濟所衍生的生產與交換自由秩序的形成，社會自治空間不斷擴大，共同富裕逐漸實現，區域治理進入“市場之手與法治之手主驅動階段”，行政體制、政府體制、政治體制變遷通過更高層次、更為繫統的改革，以適應與服從區域“自生自發秩序”，政府回歸到“公共服務型”的角色，最終形成現代化的治理體繫。
宿遷與昆明的制度創新動態地體現出地方制度變遷過程的三個階段，目前總體上處於第二階段。三段論既體現出中國轉型背景之下地方政府改革創新的一種漸進與增量發展路徑，也體現著歷史唯物史觀的發展規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關繫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關繫，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繫。這些生產關繫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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