纔女，也可以不作
這兩年，“蕭紅”是一個關注度頗高的名字，微博、名家專欄經常提及，有的分析她作品，但更多的人都在可勁挖掘她的私生活，還拍了以她為主角的電影《黃金時代》——給人的感覺是，關於張愛玲，從作品到私生活，似乎能八的東西全都八了，現在再沒更多能驚爆眼球的料，於是轉移目標，輪到蕭紅了。蕭紅有個顯見的優勢，她和張愛玲一樣，籠罩在“民國”這個神奇的似乎能變廢為寶的黃金時代的光暈下。
民國纔女確有很多，除了上述兩位，還有李香蘭、張幼儀、黃逸梵、蘇青等一批卓越女性。奇妙的是，這類纔女引起的興趣遠不如前者持久，比如李香蘭，要不是新近去世，恐怕知道她的人並不多，或者她讓人好奇的部分原因，還來自她和張愛玲那張擰巴的合影，再比如蘇青，她所獲得的小範圍關注，恐怕也主要因為她是張愛玲的朋友。這類纔女有個共同特點：她們的生活看起來更正常、更勵志，性格中沒那麼多神經質的成分，沒那麼多“自我”需要呵護，適應性更強，更懂得如何與世界周旋，也正因如此，她們作為正常的纔女努力生活、工作的人生，少了一些戲劇性，也就少了看點。
接過張愛玲的接力棒，蕭紅繼續了纔女人生的戲劇性這個主題，在她短暫的30餘年的生命中，除了寫作，的確折騰出了一些事。私奔、懷孕、被棄、生子、孩子送人、家暴、遠赴日本、復合、離婚，其間穿插著生活的磨難、身體的病痛以及各種歇斯底裡情緒的發作，似乎她不願、也沒有能力平靜地活著。蕭紅臨終絕筆“平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當年讀到，心有戚戚，待我過了30歲，明白自己性格的邊界，也摸索出一套自己人生的規則，撇去時代的原因，蕭紅給她人生制造的種種混亂，她的折騰，她的作，我已經很難去同情。
這也是我極為崇敬唐代女詩人薛濤的原因。
薛濤，16歲被西川最高行政長官韋皋召入幕府，侍酒賦詩，因為觸怒長官、時局的動蕩，兩次被罰邊充作營伎，既而被釋、脫籍，稹發生的那場面目猙獰的愛情。薛濤前半生的際遇，可說與很多纔女沒有兩樣，纔貌雙全，經歷坎坷，遇人不淑，愛情無望。
但薛濤人生最耀眼的篇章是在她30歲以後。她僑居浣花溪畔，制箋、寫詩，既是節度使幕府酒宴的常客，也是眾多文人雅集爭相宴請的貴賓。韋皋時期，眾多文人的詩歌意像中，都將薛濤與韋幕豢養的孔雀相提並論，一句話，在西川節度使幕府這個男性精英的集結地，男人們想要薛濤扮演的就是孔雀一樣的角色：開開屏、賣賣萌。但薛濤在默然的堅守中，悄然反轉了這一角色，實現了從幕府交際花到幕僚的轉型。
從薛濤流傳下來的那些社交場合的應酬詩歌，無論是獻給節度使大人的頌揚之詩，還是幕僚、詩友間的唱和，永遠無媚態、無雌氣，不卑不亢。從16歲到52歲，薛濤長住成都，一生經歷六代皇帝，十一任西川節度使，贏衡、李德裕、段文昌等眾多節度使的尊重。所以，她在晚年獲得了為籌邊樓這棟充滿雄性色彩的軍事建築寫詩的資格，所以，當她去世，段文昌為她親題碑名：“唐女校書薛洪度墓”，所以，張篷舟先生為薛濤的一生做這樣的總結：“故歷屆蜀鎮欲悉前人治蜀籌邊故事，以濤為可咨詢之人，期亦見重於時之一因”。
與薛濤齊名的唐朝女詩人，還有李冶、魚玄機，但唯有薛濤收獲了人生的圓滿，我在書裡寫道：“李冶、魚玄機的一生，都如閑雲野鶴，脫略、風流、我行我素，她們以飛蛾撲火的速度，迅速成為傳奇。但隻有活得足夠久，纔能看清人生的脈絡，來去、始終、起筆、收筆，歷歷在目。在暴力面前，李冶、魚玄機均沒有還手之力，終生混跡幕府的薛濤，比兩人，都多出一份對時代的洞察力。”
是的，和魚玄機們、蕭紅們相比，薛濤似乎少了些情趣，少了些孩子氣，而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中，我們似乎也更喜歡纔女的作，多情、痴情、敏感、幽怨、柔弱，過度沉溺於自我，而那些像薛濤一樣的纔女，她們以纔自撥，在每一個人生轉折點拼勁全力去掌控自己的命運，好像顯得太有主見，太有行動力，太不作，太不文藝。
從這點講，不像蕭紅這類充滿懷舊情調的纔女，在氣質上，薛濤更接近李香蘭們，更接近現代意義上的纔女。她們的日子不是用來作的，而是用來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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