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圖書_大國憲制歷史中國的制度構成

精彩書摘

從國家的構成（constitution）來看，中國在世界各國中很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在於她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的古老，或獨一無二的持續至今，而在於她居然會出現。

這不可能隻是某個人的天啟，或某些人的刻意追求。在特定意義上，中國的構成一定是種種機緣巧合，因此是偶然。但巧合和偶然也不會是沒有道理，一定有其內在的脈絡或事理；其中包括了人為，因為人想活下去，出生在某片土地上，近代之前，一般也就隻能在那裡活下去，渴望能活得好一點。這片土地上的人民存活下來了，那些人為以及其中的道理、脈絡或事理，也就留存下來了。無人刻意，但因長期穩定的自然條件，即所謂“天時”和“地利”，會塑造這裡的人們，在共同適應大自然的過程中形成行為互動的基本格局，即所謂“人和”。無論稱其為不愆不忘的舊章，還是令人敬畏的祖制，甚至生長於此的普通人也未必自覺（也無需自覺），其中至少有些就是這個政治文化共同體的基本制度。就其實在意義，我稱之為構成；就其規範意義，我稱其為憲制。在諸多西文中，一國的構成和憲制是同一個詞，意思全等。

本書關注並試圖從理論上來解說中國的憲制/構成。我省略了“歷史”二字對中國的限定，因為這個憲制不僅僅屬於過去，它也一直影響和規定著近現代直至今天的中國。但更重要的理由是，我希望以此表明，即便不是所有國家，至少中國這樣的文明國家，這樣的大國，其憲制是一個結構、整合和構成的事件，是一個過程。這就意味著，本書追求一種理論敘述，而不是歷史敘述。

引論頭四節討論貫穿全書的四個重要問題。（1）有何理由特別關注中國的憲制？特別是，如今已有許多理論，還有“憲法（也寫作constitution）學”；這個“學”的意味就是說它有普遍解說力，甚至應普遍遵循。（2）如果中國憲制/構成是特殊的，又何以特殊，有何理由說這一特殊不是刻意標榜，標新立異？（3）針對西方歷史實踐塑造的憲法理論關注，挪用中國古人的“齊家，治國，平天下”，我把中國憲制劃分為相互勾連和糾結的這樣三個領域，討論為什麼中國必須同時又必須分別應對這三個憲制問題。以及（4）為什麼本書稱憲制，而不是更流行的憲法？對這些問題的分析將便利本書各章展開具體討論，或許有助於讀者整體把握中國構成/憲制問題。最後一節則概述本書的基本結構。

國家的構成/憲制難題

一塊土地上有人類活動就算有了“文明”。但這不意味著，自然而然地且必然地，就會出現一個或一繫列政治共同體，構成一個或一些國家。即便文明古老，山水相連，有共同的祖先因此屬於同一種族或族群，分享了共同或相近的文化，所有這些因素或單獨或共同，都未必足以構成（constitute）一個穩定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共同體。

中國人愛說自古以來。但時間並不天然有內在的說服力，相反這裡的時間需要解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是目前公認的古人類發源地，但古代人類的幾大文明都不源於此。甚至，直到歐洲人建立殖民地前，這裡一直基本是部落社會。在原生的古代文明中，古埃及、古巴比倫以及古印度文明都比中國文明更久遠，卻全都早就徹底失落了；基本是近代以來，靠著外來文明的努力，甚至因外來文明的記錄和保留，纔算重建了與這裡的土地有關，卻與這土地上的人民的生活幾乎無關——除旅遊外——的歷史。歐洲文明的最重要來源之一，古希臘文明，也是如此。
中國文明早熟的說法也不成立。這隻是用一些語詞來打馬虎眼，似是而非。這種說法隱含了一個經驗上不可驗證的關於社會發展普遍和先驗的時間標準。這其實是19世紀和20世紀社會進化觀的產物。

曾有學者斷言，中國大一統和歐洲眾國分立，是因為中國的自然地理條件更易於統一。
這實在錯得離譜。今日中國疆域面積是與整個歐洲相近。但若就自然地理條件而言，中國遠比歐洲復雜多了，交通聯繫艱難多了。起碼，歐洲沒有沙漠、戈壁、高原以及長江與黃河這類古代人類很難逾越的重大自然障礙。但羅馬帝國在其最強大之際也從來不曾統一歐洲，隻統治著環地中海地區。北美大平原也遠比中國的華北（黃淮海）平原遼闊，但在歐洲人殖民之前，那裡一直是部落社會。

而且，山水相連就更沒法解說那些由瀝瀝啦啦一繫列島嶼組成的國家了。不說日本，不說英倫三島，也不說當年遍及全球號稱日不落的大英帝國了。就說菲律賓吧，其疆域邊界竟然是以一繫列經緯度交彙點間人為劃定的連線構成。但這也不奇怪。看看非洲許多國家的疆界，看看合眾國中西部許多州/國（states）的疆界，甚至看看不齊整卻隔離朝鮮半島南北的以及當年隔離越南南北的北緯38°和17°線！然而，最挑戰這一斷言的會是，有些國家山水完全不相連，中間硬生生隔著他國，典型如美國本土與阿拉斯加，一戰後德國本土與東普魯士，以及二戰後俄國本土與加裡寧格勒。也並不都是強國或大國，這類疆域構成的國家還曾有1956—1971年間的巴基斯坦（由今天的巴基斯坦與孟加拉國構成，中間隔著印度），1958—1961年間的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簡稱阿聯，由埃及、敘利亞以及北也門構成，中間隔著以色列、約旦甚至沙特）。

哲人、思想家或偉人的追求和努力會起點作用，但也不能誇大。“天下大同”或“世界和平”之類的願景，即便加上政治家、軍事家的文韜武略，也未必總能頂事。古希臘羅馬有普適的自然法傳統，據說曾影響亞歷山大和凱撒大帝建立了橫跨歐亞非大陸的帝國。但為什麼隻是帝國——主要靠軍事強力將各地方攏在一起，其內部缺乏持久穩定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的整合——呢？而且，這些願景或理想其實一直都有，帝國卻如小船說翻就翻了。還不止一次。近代就有盧梭，有康德，還設想過永久和平的“世界”——其實是歐洲；也有過天驕拿破侖，或許還能掛上希特勒（？）。二戰之後，從煤鋼同盟，都走到歐盟了，但“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眼睜睜地看著英國脫歐。一代代歐洲人的努力，如飛蛾撲火，真誠且悲壯。

相比之下，至少從西周開始，中國就是個有模有樣的大國了。我不天真，不相信西周真就全面實踐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但有歷史記載表明，西周真還不隻是這兩句小雅，或一種說法。甚或，僅因後世的秦漢，界定了學人考察中國憲制的標準和參照繫，西周纔一直被標簽為“封建”，不被視為統一的王朝。事實上西周的統一程度，在我看來，可能超過羅馬帝國——想想春秋時期中原地區的“雅言”，想想更早時候周幽王的“烽火戲諸侯”！戰國時期，就有了由土地、人民和政事“三寶”構成的（諸侯）明確的國家概念，有明確的疆域（country）和文化認同（people/nation），而不隻看政事或君王（state）。特別是鋻於“天子”概念本身意味著至高無上（sovereign），可以說西周已有了完全現代的國家概念了。此後中國確實屢經變革和革命，北方遊牧民族或其他民族多次入主中原，乃至中外的文化本質論者愛說“崖山之後無中國”。但也就一說罷了。舊邦維新，自強不息，中國就是一次次舊邦新造。卻不隻是“復盤”，幾乎每一次分合，都是中國疆域的一次擴大。
但中國這個“國”，相比起西方歷史上的各種國，一直很特別。她從一開始就不是城邦，也並非歐洲中世紀的封建邦國，也不像馬其頓或羅馬或蒙古那樣沒有多少內在政治經濟文化制度整合的帝國。甚至她不是一個民族國家——一位美國學人白魯恂就曾告誡其同仁，中國“隻是一個偽裝成（pretending）民族國家的文明（civilization）”。這個說法其實還不夠味，還不貼切。為了本書讀者，我堅持用中文的“國”或“國家”，不認為中國必須符合某個西文詞的定義；但白氏的說法還是有助於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的表述：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但這個統一並不限於指疆域空間。有鋻於人類歷史上眾多國家的發生和消失，一體的中國竟不可思議地穿越了時間長河。歷代政治家思想家都曾以不同方式強調了“百代皆行秦政法”。但在許多方面，其實還不隻是秦。“蒹葮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或“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或“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這些詩句都已三千多年了，至今仍鮮活在中國社會生活中，即便沒寫進中小學課本，也沒人專門教，仍不時為普通中國人傳誦，甚至為普通人傳唱——想想鄧麗君的《在水一方》！

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究竟什麼因素促成了中國的發生和構成？因為在這個憲制問題上，並沒有什麼中國之前的“自古以來”，也沒有從一開始就在那兒熠熠生輝的中國的原點或中國原型，從此注定了中國，無論是人種的、文化的、政治的或疆域的。即便有，我們也不可能回到那個創世紀或大爆炸的原點，觀察這個沐浴著神光的起源，捕獲其精確本質，洞悉其最純粹的全部可能以及它蘊含的此後的持久同一性。這片今天稱為中國的土地，不僅經歷了很多王朝，在王朝之前也曾有眾多的部落或部落聯盟。歷代王朝中，有大一統的，也有分裂割據、並存或對峙的。統一治理整合了中國的王朝統治者，有來自典型農耕地區的（如秦漢），也有來自典型遊牧或漁獵民族、清），還有無論血統或文化上都相當混雜的（如隋、唐）精英集團。但就這樣一點點，一點點，一點點地，就從“東夷、南蠻、西戎、北狄”這些看似完全異材質中，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構成了後代的這個中國。

因此，有理由也有必要考察在東亞這片土地給定的天時地利中呈現的“人和”，也即政治學和法學視角中的中國憲制，或歷史演化視角中的這個政治經濟文化共同體的衍生和構成。這個共同體的長期存活足以證明這些基本制度有令人無法拒絕和不能低估的強大正當性。

小農與大國

任何國家的，尤其是大國的，基本制度都一定嵌在該國的天時地利中。

直觀上看，華北平原，中華文明最重要的發源地和後世中國的核心區，位於亞洲東部，面對太平洋，近海島嶼很少，相距也頗遠，加之夏秋季莫測的臺風，就自然條件而言，這片土地，遠不如古希臘羅馬及包括北非在內的地中海周邊地區便於交流和商貿。地中海位於歐亞大陸西南，不受熱帶氣旋（臺風或颶風）威脅；說是海，其實也就是嵌在歐亞非大陸之間的一大咸水湖；南歐島嶼和半島很多，與北非沿岸相距不遠；這一地區海上交通便利，成本低，自然風險小。因此，東亞大陸的人財物的交流以及文化交流都要比環地中海地區困難多了。在這種條件下，要實現跨地區的政治社會整合和治理難度也大多了。甚至同北美大陸的平原相比，在這一地區也沒有什麼理由早早就出現一個以穩定疆域為基礎的超大型政治文化共同體。

這個共同體的出現很可能首先與農耕有關。華北平原地勢平坦，水土適宜，氣候溫和，適合農耕，從關中平原一直向東，直抵大海，這片廣袤土地上早早就出現了星羅棋布的由小農構成的村落。雖然高度同質，小農經濟並不天然趨向形成大的社會共同體，更甭說大的政治共同體了。

傳統小農其實趨向於自給自足。最基本的生產消費單位大致是男耕女織的核心家庭或略大的家庭，對土地持久精耕細作，種植糧食和桑之後，逐步以棉花替代了麻），養殖不多的家畜、家禽，偶爾或還有漁獵。甚至男耕女織的描述也太粗略。至少，在中國的小農家庭中，幾乎所有家庭成員，包括老人和兒童，都會以人盡其力各盡其能的方式參加家庭財富和福利的創造。何止是“田夫拋秧田婦接，小兒撥秧大兒插”，“大兒鋤豆溪東，中兒正織雞籠，最喜小兒無賴，溪頭臥剝蓮蓬”，甚至光屁股的牧童或漁童都以特定的方式參與了家庭的“生產勞動”。這裡的引號意味著，這些行為其實無法接受現代人的本質化界定，對兒童來說，所謂的生產勞動既是農人的生產、生活和合作技能的學習和訓練，也是遊戲和玩耍。小農家庭是當時農耕社會最具效率的企業。

小農家庭還承擔大量其他社會功能，如繁衍後代，贍養父母；不隻有生產和生活，甚至有教育和文化傳承；教育涉及的知識和技能不僅有關生產勞動，而且有關社會組織交往。當家庭財政有餘力之際，父母甚至會從下一代中選擇一位在他們看來合適的男孩去讀書，學習與農耕社區無關而與治國平天下有關的知識和技能，為國家政治生活培養人纔。甚至，在中國歷史上小農家庭還一直承擔著政治治理的——如管教孩子的“家法”——以及類似宗教的——如祭祀——功能。如費孝通分析的，與現代核心家庭僅僅關注生育後代因此是臨時性社會組織不同，由於承擔了長期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宗教等社會功能，農耕家庭，即便很小，也是農耕社會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事業單位，是一種穩定的小家族。

核心家庭是基本生產生活單位，但除非在土地極端貧瘠的地區，小農的社會生活形態通常是由同姓的核心家庭組成不太大的村落共同體。聚居是人類繁衍的結果，但也還有其他重要社會功能：肥沃土地，便於鄰裡互助，相互提供治安安全，也便於必要的集體行動，如修路、蓋房、抗旱、排澇乃至漁獵。這意味著村落中要有內部治理。即便血緣隨著世代多了會淡化，但久居一地，會分享語言、習俗和文化，有心理上的相互認同。在此基礎上，為同其他村落競爭，借助親緣或族群作為符號，建立政治性的組織機構，實行有政治意味的治理，把村落生活共同體和血緣共同體轉化為一種最小的政治共同體，幾乎水到渠成。隻要商貿不發達，人員流動不大，世界各地的農耕區可能大致都會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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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讀書一直雜亂，早就想依據中國歷史的常識，順著讀書的觸動，融合多學科知識，從國家制度視角，也即憲制的視角，展示中國這個古老文明國家之構成也即憲制的固有理性和正當性。關注制度，是實在的，但也關注其中的大小道理，因此也是規範的；在事實與規範之間，其實又是兩者的整合。這纔是我認為好的、有用的並可能讓人舉一反三有所覺悟的法律/法學著作。我曾打算名為“思想中的法律史”。但不可能完整或全面描述中國憲制，也就放棄了，隻是依據我的有限知識和不全面的思考，展示為什麼這些在我看來對於中國非常重要的制度或實踐會發生，無論後人如何評判，尤其是不論旁觀者或上帝視角下的善惡評判。

有這個想法，是因為，在當今，尤其是中國法學院，法律和制度的學習和研究太容易失去社會歷史語境，失去針對性，既不針對困擾人的一般性難題，也不考慮具體時空地理。原本針對具體時空中具體問題創造、衍生發展出來的法律、制度和原則成了答案，成了信條，然後就成了教條，隻能遵循和恪守，最多略加演算和演繹，卻不能生動鮮猛地刺激當下中國
法律人創造性地思考和應對他們面對的復雜難題。但問題（question）會有答案，難題（problem）則沒有，隻能解決，創造性地解決，更多時候則隻能應對，也就是“耗”，但這時問題就成了，怎麼“耗”？對於現代以來的中國來說，如果失去了具體針對性，不關心具體時空中的那個難題，僅抽像討論法律制度，或討論抽像的法律和制度，自然就說不出什麼道理。沒有問題，又沒有道理，就一定枯燥乏味，就一定說不出歷史中國法律制度的正當性和必要性。遇上近代來自西方的說出了它們自身某些道理的理論之際，旁邊還有令人眼暈的西方的經濟繁榮，就很容易自慚形穢，“月亮是外國的圓”了。

憲制/法是其中一個非常典型的領域。如今太多法律學者，即便不是憲法學者，都可以侃侃而談，聯邦制，三權分立，司法審查，表達自由，同等保護，正當程序，甚至州際貿易。我也不反對，不認為錯。問題是，僅此不夠，太不夠了。因為所有這些被抽像表達的制度法律實踐都同特定時空語境相聯繫，其正當性、合理性、有效性以及局限性都受限於具體語境。在美國，其實，這些也都是在時間中慢慢展開的。想想，雖然美國憲法文件中早就寫了，但“言論自由”是直到1914年纔進入美國的憲法律（constitutional law）。這就是時空問題。想想，如果今人穿越到秦漢，能否用這些西洋制度法律原則有效應對匈奴襲擾或“七國之亂”？

我不是目的論者。意思是，我不認為，有誰，來到這個世界上就是奔著什麼去的，包括創立和建設這個中國。但話都說到這份上，也必須承認，如霍姆斯所言，就實踐而言，人注定是地方性的。既然我生活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我就想展示，也自覺有責任展示，有著沉重肉身而不是僅有靈魂或思想的一些人，我們的先人，在這片特定土地上，在這塊後來纔被稱為中國的土地上，為了活下去，為活得稍稍好一些，以什麼樣的智慧或“極精煉的愚蠢”（羅素語），一代代合作、演進和積累，造就了如此的中國。我力求展示，即便在一些人特別是某些今人看來的野蠻或愚蠢，也不是全然沒有理由和根據的，或是不正當的。一個群體的長期“愚蠢”，從功能主義視角看，很可能就是他們在生存的具體情境中被逼出來的唯一選項，因別無選擇，所以是智慧。制度是否智慧其實可以以種群的生存來判斷。在大致同等條件下，再怎麼矯情，你也不能說一個“敗家子”智慧吧！即便你可以誇獎，比方說戈爾巴喬夫，有善良的情懷。也因此，真正實踐性的制度智慧是很難解說的，甚或就不需要解說。“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這也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大音希聲；大像無形；道隱無名”的道理。這也是為什麼，盡管進這個行當就要40年了，我還是沒法信仰法治或憲政！

但這些前人的智慧如今需要解說了。上小學時就知道，郡縣制，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統一貨幣，科舉和皇帝，諸如此類的。這些制度對於中國的憲制意義，對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和政治文化精英來說，也許是一目了然，根本無需分析展示，無需理論邏輯來演繹。面對著緊要急迫的生存和治國難題，他們總是精煉地斷言，諸如“齊家治國平天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類的，不說理由，也不容分說。若你總不明白，那——也許你就不是這個“料”。他們不說道理，隻是一代代用歷史敘事，相互交流並傳承。

也很有道理。這個世界從來也沒法，沒打算也沒責任，讓每個人都理解歷史中國的制度，即便你也識幾個字。理解的人也不會生活得更好或更幸福。但由於現代中國的社會和文化變遷，其中最重要的或許是文化下移，教育普及，也由於當代長時段的和平，對於一直待在大學校園的起碼這兩三代法律人來說，以及對於以——甚或有時隻能以——“蘿卜多了不洗泥”方式出品的法學生來說，即便他們仍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懷和追求，隻要不置身於“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實踐語境，也很難理解這些歷史制度曾經和至今的偉大意義。真正的偉大會融入生活，成為常規，成為背景，因此不彰顯，因此看不清其發生和存在的理由——再重復一次“大音希聲；大像無形；道隱無名”。今天的學人很難首先察覺已融入日常生活的那些規矩和制度，更難經此想像性重構當初催生這些制度的、那些曾令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生離死別刻骨銘心的難題。這些難題並沒完全消失，至今仍以各種方式潛伏或隱匿在我們身邊。但有時，恰恰由於這些制度頗為有效，乃至會令我們覺得似乎從來就沒有這些難題，不會有，也不應當有；有的隻是，隻能是，當下西方憲法話語提出和講述的那些問題。乃至，可能會有人感嘆，秦始皇為何當初不試試聯邦制呢？劉邦為什麼隻“約法三章”，為啥就約不出個《大憲章》呢！

誇張了？其實未必。民國時期不就有一批大名鼎鼎的學人埋怨中國當初為什麼采取的是方塊字，而不是拼音文字？“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廢……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 錢玄同：“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新青年》卷4，第4 期。但這不是錢玄同一人的主張，胡適、陳獨秀、傅斯年等均持這一主張。並要求，還不光是他自己，而是“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今天我們不抱怨方塊字了，在“不如人”上，也不那麼絕對了；但在法學和法律上，這種心態還挺重。周邊這種嘴臉仍不時出現。

不論有多大的胸懷，真正的學術其實隻可能是個人視角。個人視角就一定有偏頗。可以偏頗，但不等於不通情達理。我想用一種不按時間排列整理事件的方式，即圍繞問題講道理的方式來展示中國憲制及其實踐，說說歷史行動者曾面對的重大約束、難題和他們的制度選擇。更一般地說，我想用中國歷史的憲制經驗，來揭示一般憲制可能或必須面對的問題。在我看來，現有的憲制或憲法律理論都過於單薄，盡管不明覺厲的高大上概念越來越多了；有時連修辭都缺乏，隻剩下口號和語詞了。非但回答不了幾十年來如歐盟的問題，而且，在美國，總愛用正當程序或同等保護等條款，看似在回應，其實是在隱藏或遮蔽一些更關鍵的憲制問題。這種高調但無用的憲法理論肥大癥正向中國法學界蔓延。

僅從法學角度解說歷史中國的些許常識，就一定會有在其他學者看來不合理的取舍、誤解和大量遺漏。但說到底，本書隻是對中國歷史或經驗的一種現代社會科學的概括復述。這種復述力求講出理由。因為，自中國近現代以來，特別是“五四”以來，我們面對的世界變了，學術話語的受眾變了。我們面對一個全球化的世界，有必要以社會科學的進路來講講中國憲制的道理；“五四”以來文化的全方位下移，令中國受眾擴展了，也必須擴展，不再隻是少數政治文化精英了。

即便努力，也不就能完成追求。這受制於我個人的狹隘視角，但更受制於我貧乏的知識和學術想像力。即便書稿完成了，我也會想，這是不是自我安慰？並因此是特定意義上的自我欺騙？！這類反省注定了我長期以來在學術上的誠惶誠恐。但任何人的視野、知識、理解力和想像力都注定有局限；我也就隻能不為自己的智力低下或智識薄弱過度羞愧了。那會誤正事。真值得羞愧的，在我看來，是為了學術的高大上或全面或政治正確而時刻關注“歷史潮流”，終身追求“真理”，並從此加入了安全的濫竽充數。中國的學術時代正在到來，一定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學人，甚至外國學人，會，且能，重新闡發歷史中國的那些有憲制意義的制度和實踐。

本書也沒打算一定要說服誰。不可能通過論辯讓一個人喜歡上什麼，比方說一杯啤酒——好像是霍姆斯說的；也不可能叫醒一個裝睡的人！留給我的選項其實隻是，如艾略特在《救生岩》（The Dry Salvages）中的告誡：“不是劃得漂亮，而是向前劃，水手們！”

得感謝這個時代，互聯網大大方便了這一追求。許多資料甚至是少年時看的，很有感觸，卻沒留心，就算知道個大概，也很難查找落實。查找的成本，特別是機會成本，會掐死查找的念想。互聯網便利了查詢，便利針對問題集中閱讀，包括核對那些不標明出處和頁碼似乎不合適的文獻。

但這種研究和寫作方式也會引發一些問題。最大的問題是另一種注“水”，即堆積大量資料和引文，看似資料翔實，卻缺乏集中的學術關注或問題，嚴謹的內在邏輯和強有力的理論論證表達。為避免“水”，一如既往，我先分專題寫作，力求每一章甚或一個附錄都能按論文的標準來寫。事實上，本書大多數篇章都曾發表，這裡就不一一致謝最先發表的各刊。但本書又絕非論文的簡單彙集。本書主題集中，各章互補，論證分析自然相互牽扯勾連。非但總體一定大於簡單的彙合；而且修改定稿中，我有大量調整、刪減、修改、增補，許多段落幾乎完全重寫，有些篇章則是全新的，不曾發表。不全是為了對得起讀者，其實更想對得起自己——畢竟人生苦短！

這至少部分解說了為什麼本書拖沓了至少兩年。就算對得起讀者了，也一定對不起許多一直關心並以各種方式令我寫作獲益的朋友，也沒法在此一一列名了。對一直以各種方式敦促我的北京大學出版社的白麗麗編輯，我更深感歉意。好在完成了，結果好，一切都好！謝謝各位朋友了！

蘇力
2017年8月31日於北京大學法學院陳明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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