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結歷史經驗歷史教訓：社會主義革命;農村改革;城市改革;國有企業改革;金融改革
解讀關鍵時期關鍵問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帶一路”;中美貿易

解讀中國經濟之作，十餘種語言版本暢銷全球
漢語、英語、德語、泰語、日語、韓語、俄語、阿拉伯語、塞爾維亞語、哈薩克語、吉爾吉斯語……

全民閱讀活動“大眾喜愛的50種圖書”/全國圖書館50種好書/“受機關干部歡迎的10本書”/推薦干部閱讀的56本書/中華全國總工會“爭當學習型職工讀書行動”推薦書目/中國書刊發行業協會“全行業暢銷書”/首批“中國高校出版社書榜”/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輸出版優秀圖書獎……

《解讀中國經濟》是解讀中國經濟之作，總結了中國與其他國家、地區經濟發展和改革活動的經驗，提出了一個經濟發展和轉型的一般理論，並以此理論分析中國在改革和發展過程中取得的各項成就，面臨的主要經濟、社會問題，探討其原因和解決問題的辦法。書中用通俗的語言和生動的實例，繫統地回顧了中國經濟的發展歷程與改革經驗，深入淺出地講解了中國經濟發展的熱點問題。
面對世界經濟不確定因素增多、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等一繫列新形勢下的新變化，新版新增了在新常態下如何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及實現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內容，探討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文化復興的深刻內涵，並對中美貿易摩擦、“一帶一路”與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等熱點問題進行了透徹的解讀。

林毅夫，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教授、院長，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院長，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1994 年創立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現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並擔任主任一職。2008 年被任命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成為擔此要職的發展中國家一人。2012 年在世界銀行的任期屆滿，返回北大，繼續教學研究工作。

第一講 中國經濟發展的機遇與挑戰
第二講 李約瑟之謎與中國的興衰
第三講 近代的屈辱和社會主義革命
第四講 趕超戰略和傳統經濟體制
第五講 “東亞奇跡”與可供替代的發展戰略
第六講 農村改革及相關問題
第七講 城市改革及遺留問題
第八講 國有企業改革
第九講 金融改革
第十講 中國的增長是否真實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第十一講 完善市場體繫，促進公平與效率統一，實現和諧發展
第十二講 新常態下如何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經濟轉型升級
第十三講 中國經濟發展與文化復興
第十四講 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反思與總結

附錄一 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遷
附錄二 前現代社會中國人均收入水平長期保持不變和人口眾多之謎
附錄三 全球經濟失衡、儲備貨幣及全球經濟治理
附錄四 中美貿易摩擦根源與中國應對策略
附錄五 我與楊小凱和張維迎在到底爭論什麼
附錄六 “一帶一路”與自貿區：中國新的對外開放倡議與舉措

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快速經濟增長對國內外均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國內方面最大的影響就是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在20世紀80年代，凡是出國即可免稅帶回“三大件”，出國半年可免稅帶回“六大件”。1987年我從美國學成回國時，國家為鼓勵留學生回國特別準許免稅帶回“八大件”。我帶回來的“八大件”中，除了彩電、冰箱、洗衣機和電熱水器，還給家裡四口人每人帶回了一臺電風扇。當時根本無法想像，有一天學校的辦公室和城裡幾乎每戶人家都能裝上空調。城市白領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農民的生活質量也普遍得到了改善。在1978年，中國農村還有將近30％的人生活在溫飽線下的所謂“生產靠貸款、喫糧靠返銷、生活靠救濟”的“三靠隊”，這部分農民的絕對數量估計有2.5億，與2017年生活在貧困線下的3046萬人口相比，減少了兩億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立了包括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聯合國開發總署、聯合國糧農組織等在內的一批國際機構以減貧扶貧為努力目標，但是到了20世紀末大盤點的時候纔發現，扣除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減少的貧困人口之後，世界上的貧困人口數量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2004年5月，世界銀行在上海召開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世界減貧高峰會議。會議一方面肯定了中國經濟發展對世界減貧努力所做出的重大貢獻，另一方面也讓與會國分享了中國在減貧實踐中的成功經驗。
中國公民絕非改革開放的唯一受益者，從世界人民的角度來看，最直接的，從中國向外輸出的主要是消費產品以及生活必需品，這些低價優質的中國產品無疑使得不少窮人的生活得到了切實的改善。中國對世界經濟的另一個大的貢獻是促進其穩定，最為顯著的例子就是中國在1997年10月開始的東亞金融危機和2008年爆發的這場國際金融危機中所做出的突出表現。
東亞在發生金融危機的時候，各國的貨幣都在大幅貶值。例如，韓國在發生金融危機之前彙率大約是7兌，金融危機時跌到了17；泰國在金融危機之前是25泰銖兌，金融危機爆發後跌到了54泰銖；印度尼西亞在發生金融危機之前大約是2203盾兌，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候曾經跌到11950盾兌(湯姆森財經數據庫)。東亞經濟的發展階段與中國相差不遠，出口產品的結構也比較類似。這些國家的貨幣大幅貶值。使得它們的產品在世界市場上的價格大大下降，給中國的出口產品帶來很大的競爭壓力。各國的政策一般都以自己國家的利益為考量，既然出口對中國很重要，那麼從中國的國家利益出發，國際金融界普遍認為中國的人民幣一定會貶值。而人民幣一旦貶值，就很可能會誘發“競爭性貶值”，使得那些陷入危機的國家未來更加風雨飄搖。東亞金融危機發生時，很多危機發生國的經濟下滑尤甚於1929年美國經濟大蕭條時的狀況，國際經濟學界和金融學界有許多人認為東亞經濟可能要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纔能恢復，在這種看法甚囂塵上的1998年和1999年，世人把目光齊對中國，人民幣是否會貶值這一問題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面對種種猜疑和推斷，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並且有遠見的大國，此時將周邊經濟的穩定放在了首位，終於頂住壓力，宣布了人民幣不貶值的明確決定，並以之後的行動兌現了這一承諾。這一舉措對亞洲經濟能夠在金融危機後的兩三年內就迅速復蘇做出了巨大貢獻，這種貢獻背後的支持則是與改革開放後中國對外貿易迅速發展所積累的充足外彙儲備分不開的。這些外彙儲備在關鍵時刻維持住了人民幣的幣值穩定，並以中國快速的經濟發展和對東亞經濟的大量進口，拉動了東亞經濟的復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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