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細節》是旅美法律學者周大偉先生繼《北京往事》後的又一本法治時評隨筆集。其中的文章是周大偉先生近年裡在中美兩地工作、旅行期間寫成的。並在《南方周末》、《法制周末》等有影響力的 報刊上刊載。讀者對周大偉先生的文字這樣評論到：“周大偉先生的文章一向直接明快，一語中的。在各種各樣的專家精英頭銜變得越來越廉價的時代，寫出文字和發出聲音並不稀缺， 最為難得的是觀點深刻且文字耐看。周先生娓娓道來的法律隨筆寫作無疑已達此境界。”
海報：

《法治的細節》一書講述了世間法治的人情世故，作者從貌似瑣碎的細節出發，去探求制度建設的原理與途徑。
娓娓道來的故事，鏗鏘有力的駁斥，看似平淡的講述，深刻分析的法理。時而淡定，時而義憤，時而慷慨，時而平靜，我們會跟隨作者的思路浮想聯翩，隨著作者的情緒喜怒哀樂。

周大偉，祖籍江蘇無錫，幼年時隨父母遷居北京。先後就學於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學(前身為崇德中學)、西南政法大學法律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美國伊利諾伊大學(UIUC)法學院。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研究學者。現在中美兩地從事法學教研和企業投資顧問工作(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北京理工大學兼職教授，紀錄片獨立制片人，投資公司法律顧問，《中國新聞周刊》、《法制日報一法治周末》專欄作家)。熱愛法學寫作，不做官樣文章，正在嘗試用深入淺出、詼諧幽默的文字敘述艱澀枯燥的法律問題，主張客觀溫和、活泛並人性充沛的寫作風格。

不久前，我在美國加州遇到一個早年和我做鄰居的美國朋友，這是個單純好學的美國中年人．他很興奮地告訴我，他最近去一個由中國政府資助的孔子學院試聽了幾次課程。我好奇地問他，你在課堂上有什麼收獲嗎？他告訴我，幾堂課下來，他學會了一個新的中國單詞：“關繫”。使我驚訝的是，他的“CUANXI（關繫）”這兩個宇發音格外清晰。他告訴我說，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孔子學院的老師反復在課堂上講這兩個字，以至於他印像太深刻了。
他還告訴我，在課堂上中國教師很直率地告訴學生們，依照中國文化傳統，一個人或一個企業如果想成功，必須要建立廣泛的人際關繫，其中的重要方式就是“請客和送禮”。他當時在課堂上就產生一個疑問：“請客送禮”的對像是否包括政府公務人員和司法人員呢？在美國，即便是給公司商業客戶送禮，也不可以超出一定規格（比如80-1），否則也會構成商業賄賂的罪名。
近年來，在美國不少著名的商學院裡，往往會開一門叫做“DoingBusinessinChina”（在中國經商）的選修課程。前來聽這門課的大多是有興趣來中國經商的MBA學生們。我自己在一所美國商學院裡曾旁聽過一位開課教師的講座，我發現，這門課並沒有多少純粹和中國business相關的東西，講的內容幾乎完全是中國的人情世故。授課教師所有選取的案例和進行的分析，最後得出的結論無非是：想要在中國經商辦事，就必須處理好各種“關繫”，包括和中國政府的關繫以及和中國民眾的關繫，等等。我注意到，課堂上的那些美國學生很積極坦率地參與課堂討論，因為在他們看來，在社會上建立network並享受一個融洽和諧的人際關繫是件光明正大、理所當然的事情。不過，我卻發現，教室裡那些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們，卻彼此面面相覷，表情上有幾分尷尬，他們似乎內心中有些難言之隱。這到底是因為什麼呢？
我隱約地感到，中文的“關繫”與英文中的“關繫”，在含義上還是有微妙的區別的。中國人在海外孔子學院裡向這些藍眼睛高鼻子的外國人講述的所謂“關繫”，顯然並不是這些普通的社交關繫，其中似乎隱含著更深更隱秘的含義，比如那些“隻能意會不可言傳”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遺傳密碼的東西，比如那些可能包含著很多超越正常邏輯、超越道德和法律界限的東西。看起來，我們中國政府投入巨資在海外設立的孔子學院的課堂裡，到底在給那些金發碧眼的外國朋友們講些什麼？說不定中國政府的那些主管部門自己也不一定很清楚。
……

細節中的法治
賀衛方
本書作者是我大學晚一年的老同學。雖然在大學時期並不相識，但是在過去十多年間，相互交往卻十分頻繁。除了常讀到他的報章文字外，平常還在老同學和朋友的各種聚會中多有交流。聽他聊天，也是信息豐富，生動有趣，見解不凡。由於他在國內讀法學，又在美國讀法學院之後，長期旅居美國，頻繁來往於不同國家，對於法治建設，既有寬闊的視野，又有深邃的思考。五年前，他就出版了隨筆集《北京往事》，頗受讀者好評，現在，他的這本《法治的細節》又將問世，我很為老同學的新成績而高興。
這本收集了他近年來的一些隨筆和評論的文集取名《法治的細節》，讓我想到劉瑜教授的那本有趣有益的《民主的細節》。大偉告訴我，要取一個好書名頗感不易，套用劉著的取名法也算是一種討巧。不過，我們也不妨“假戲真做”，為這樣的書名作一點合法性論證。民主需要宏大的理論建構，也需要豐富的微觀細節使它得以運行。法治又何嘗不是這樣？本書中很多文章就在不斷地告訴我們這類的細節：
作者告訴我們不動產征收不得通過行政強制措施征收乃是文明國家通例，但是在中國，卻賦予行政機構如此強勢的權力，導致行政權無所忌憚，也使得行政相對人喪失應有的司法救濟。他從美國電影《十二怒漢》裡揭示陪審制如何保障人權，尤其是理性精神如何奠定陪審制作為“民主的學校，自由的堡壘”的基礎。他結合親身經歷，剖析納稅人的權利得以保障的體制力量。最有趣的是，他見微知著，從房屋租賃法律關繫的演進中發現了背後隱含著的一個秘密：何以中國傳統社會農民起義此伏彼起，或許就是對於地主與租戶之間的衝突，一直沒有辦法建立一種理性、和平、有序和公平的制度。
從貌似瑣碎的細節出發，尋求制度建設的原理與途徑，這是作者的典型論證方式。本書也啟發我們反思一個問題：人類文明不同，就需要調整的關繫和遭遇到的困難而言，相互之間並無多大分別，但是所形成的制度模式卻差異甚大。這種分歧也許跟民族整體思維方式的不同有深切關聯。大偉書中也涉及隨著近代西法東漸，外來制度——例如三院，即法院、醫院和學院——在中國的變形。在我看來，之所以發生這種“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後果，跟我們對細節的忽視密不可分。
中國現代化的法治建設開始於晚清變法，尤其是1902年以朝廷下詔，任命瀋家本、伍廷芳為修訂法律大臣主持法律變革為起點，迄今已逾百年。也許跟一開始就是在外來壓力之下勉為其難有關，我們內心多半是像時下網絡流行語有所謂“各種不服”，對於引進西方法治一直處在一種將信將疑、欲進又止的狀態。外部壓力大的時候，也許就往前走幾步，否則就裹足不前。並非發自內心驅動的事實還導致一種敷衍心態。能夠在表面上作出法治的樣子，例如編纂法典，設置機構，拉起隊伍，穿上行頭，都可以有板有眼地進行。但是，制度運行的內在精神仍然是非法治甚至反法治的，其效果如何，了解近代史的人們都知道。我們是否可以說，如果晚清政府能夠真誠而非敷衍地推行法治，中國就無須走向共和，君主立憲制也完全可以達到實質上的憲政體制？同樣的道理也可以解釋後來的江山易幟。
如果我們把眼光放得更加長遠，也可以看出，法治在中華大地上難以健康成長有更為悠久的歷史根源。且不說“德主刑輔”、“刑期去刑”這類儒家信條，觀察傳統社會的具體治道與治術，就會看出，我們是怎樣喜歡宏大敘事，而忽視具體制度建構的。例如，在一個農業社會裡，土地權利及其相關制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無論是古典羅馬法，還是諾曼征服之後的英國普通法，關於土地所有、占有、保有、使用、買賣、時效、占有取得等權利及法律救濟方式，相關規範浩如煙海，各種學說百家爭鳴。無論是羅馬的那些備受推崇的大法學家，還是英國法學家布拉克頓和法官柯克，都在這方面殫精竭慮，其成果也成為學術史上的偉大經典。
但是，在古代中國，畢生致力於土地制度研究的大學者是不存在的。在古典立法裡，有關土地的規範鳳毛麟角。官員在處理這類被稱之為“田土細故”的糾紛時，壓根兒不需要引用法律（當然，絕大多數情況下也沒的可引），隻是依據一些古代故事以及司法官員的公正感——如果有的話——作出判決。春秋決獄讓這種大而化之的司法模式具有了正統地位。在閱讀一些古典司法判決書的時候，我們很少看到，州縣官員們在處理田土糾紛時會引用此前就類似案件所作的判決。司法中的這種個別主義喪失了可預期性，同時也為司法腐敗留下了巨大的空間。
從這樣的角度觀察，今天的法律人樹立一種不棄微末的精神，重視法治的細節建構，就不僅指向制度，更是改造文化。當然，在挖掘和培育細節的同時，我們還需要在每一個細節裡滲透普遍的價值，努力造就一個局部與整體相和諧的體繫，也是自不待言的。當年胡適先生倡導“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其意義也可當如是觀。
賀衛方
2013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