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理念
中國的教育思想可謂源遠流長,2500年前的孔子,他在生時和死後,一直被認為是偉大的教育家,而孔子的思想在廣義上就是一套關於人的教育的思想。孔子的人文主義的教育理念和實踐對中國的傳統教育發揮了最重要的影響。本文將圍繞“學”的觀念,以孔子為主來說明儒家的教育理想,在論述中先說明孔子對教育和知識學習的重視,然後指出孔子的教育不僅重視知識的“學文”,更強調德性的“學道”;指出“聖人可學”的觀念對解釋儒家教育思想特色的意義,特別指出儒家強調自我學習的觀念的重要性;最後論述了儒家的教育理念和目標。
一、 好學
在西方,古代希臘以“愛智”(the love of wisdom) 為哲學(philosophy) 的精神特色,對後來的西方文化起到了相當大的塑造作用。古代中國哲學當然不強調以愛智為特色,故曾有許多學者以“明德”為中國哲學的特色,以與“愛智”成為對比,這對儒家哲學思想而言,也言之成理。
愛如果是愛好、喜愛,智如果與教育或學習有關,則與希臘“愛智”的取向相比,儒家思想特別是孔子本人的思想中另有一個觀念更值得注意,這就是“好學”,英文可譯為love of learning。“好學”決不是孔子思想中的一個普通概念,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好學”是孔子思想中一個具有核心意義的基礎性觀念,不僅在他的教育思想,也在他的整個思想中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這一點在以往似未受到應有的重視。
比如孔子說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學也。 (《公冶長》5:28)這就是說有“忠信之德”者並不罕見,但“好學”之人則非常罕見。“忠信”是春秋時代的最基本的德性,而從這句話可以看出,孔子是把“好學”看得比“忠信”更為難能可貴的一種品質,雖然我不能說在孔子的全部德性繫譜中“好學”的級位一定比仁和忠更高,但對孔子來說“好學”的品質顯然是朝向於一個與道德不同的實踐的面向,即教育的活動。
另一個例子是,魯哀公與孔子談話,問及弟子孰為好學,孔子說: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6:3)孔門賢人七十,弟子眾多,可是孔子卻惟獨贊許顏回為“好學”,顏回以外,則“未聞好學者也”,這再次證明,孔子確實把“好學”看成非常重要而且難得的品質。
另一則《論語》的記述: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11:7)此段與上例相同,表示孔子對好學的重視和對顏回好學的贊許是一貫的。
仔細體會和回味《論語》中的上述三段話,我們應可知,整部論語把“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置於全書之首,並非偶然。因為,孔子對“學”“好學”的重視,確實非同一般。
這樣,我們也就知道,孔子講“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這一段話中的“志於學”的意義亦非普通。“志於學”的志亦即“好學”之志,所以“學”與“好學”既是孔子思想的發生學的起點,也是他的思想生命的邏輯起點,是孔子思想的重要基石。
現在要問，“好學”是否為一種德性或美德呢?表面上看,好學與一般孔子所說的德性如仁、智、勇不同,似乎不屬於德性,不過,這如何解釋孔子既稱顏回為惟一的“好學”者,又把顏回歸在弟子中的“德行”一類?如果好學屬於德性,那麼它與仁智勇的德性有何區別?亞裡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認為:德性分為兩類,一類是理智的,一類是倫理的。理智德性大多數由教導而生成培養起來的,所以需要經驗和時間。倫理德性則是由風俗習慣熏陶出來的。……我們的倫理德性沒有一種是自然生成的,因為沒有一種自然存在的東西能夠被習慣改變。理智德性的養成和教育有關,而好學也應當是屬於教育的範疇,這樣看來,從與教育的關聯來說,好學與理智德性是有一致之處的。當然,理智德性是恰當運用理性的德性,與好學作為一種優秀的能力有所不同,同時孔子也不認為倫理德性與教育無關。但無論如何,孔子是把“好學”看成與“倫理德性”有別的重要品質和活動。
“好學”在孔子思想中的這種重要性,在他關於“六言六蔽”的論述中最突出地表達出來:子曰:“由也,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汝。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陽貨》17:8)這一段話很重要,從德性論來說,它表示每一個別德性對人的意義,不是獨立的,而是與其他德性相輔相成地發揮其作用的,諸德性的相輔相成纔能造就君子或聖人的中和不偏的人格,而在德性的相輔相成的結構裡,“好學”無疑占有其突出的地位。仁、智、信、直、勇、剛這六種德性都是倫理德性,但是孔子強調,對倫理德性的追求不能離開好學,所有的倫理德性若要中和地發揮積極的作用,不能離開好學的德性,不能離開好學的實踐,否則這些倫理德性發生的作用就會偏而不正。這種思想認為,各種德性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互相補充,因為每一單獨的德性都可能在實踐中有弊病。同時,還可看出,好學不僅是一種優秀的能力和特長,也是一種心智的取向,而這種能力和取向明顯指向於知識的學習與教育過程。這樣就把倫理德性和理智德性結合起來了,把倫理德性與教育(學習)活動結合起來了。
不管孔子這裡所說是否有其特定的針對性,對照前述孔子一生對“好學”的高度重視,就可以看出“六言六蔽”之說並不是孔子的偶發之見,而是表達了孔子對倫理與理智,德性與學習的整體的、平衡的了解。有仁有智有勇有剛,但不好學,則德性仍不圓滿而易產生偏差。因此,每一倫理德性都必須與好學的理智德性聯繫起來,相互補充,並且要用學習的實踐成果去補益它,否則這一德性在實踐中就會導致偏差,從這裡可見孔子對教育及知識學習的重視。
自然，“好學”在這個結構中也並非獨立自足的,但是,如果沒有“好學”,而隻有好仁好信,孔子就不成其為孔子,不成其為教育家的孔子,不成其為“學而不厭”的孔子。在孔子留給後世的形像中，“好學”始終是一個重要的側面,這在唐以前的儒學中是不曾有過疑問的。
二、 學道
好學是孔子思想中一個重要的價值,也是一種德性,好學體現於人的一生的無休止的過程,這也表示學習的實踐是終生的,體現了孔子關於終身學習的理想。
如果說孔子提倡“好學”,那麼,孔門所學的內容是什麼呢?宋代儒家就曾提出過孔門“所好何學”的問題。程頤說: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二程集》，史書說孔子以六藝教人,以六藝為“禮樂射御書數”;孔子曾致力整理六經,六經即“詩書易禮樂春秋”。根據《周禮》和《禮記》可知,詩書六藝在孔子以前的春秋後期已經是貴族教育的基本內容。《周禮》地官之大司徒有雲:“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禮記》王制則雲:“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鼕夏教以詩書。”《史記》說孔門“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這裡所說的通六藝即是禮樂射御書數。漢代以後的儒者則把六藝解釋為六經。在孔子的時代,他把以前貴族教育的詩書六藝擴大為有教無類的一切人的教育,使得詩書六藝成為孔門教育的一般內容,極大地推動了知識的解放。不過,作為技術的六藝和作為經典的六經有所不同,後者完全是經典教育,前者則是實踐性的技藝,孔子在二者之間更重視經典的教育。“好學”的對像當然包含這些內容,這說明孔子把經典為核心的人文教養與文化傳承視為教育的基本內容。
但六藝、六經隻是孔子教學的知識教育的範圍,並非是孔子教育的全部內涵,甚至於《論語》中的孔子教誨幾乎都是詩書六藝以外的內容。據《論語》,孔門以四教,“文、行、忠、信” (《述而》7:25)，後人還把先進篇的“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稱為四科(《先進》11:3)。看來,技術的六藝是基礎課程,經典的六藝是專業課程,而德行是通識教育的核心,因此四教和四科的說法,比六藝之說也許更全面地反映了孔子教育的理念與實踐。更重要的是,孔子之為孔子,以及孔子的教育與周禮六藝的貴族子弟教育的不同之處,不僅在於他把六藝教育擴大為全民教育,而且在於他的教育理念已超出周禮的六藝,甚至超出周代的經典教育,而是以人文知識為基礎發展為一種全面的自由人格教育。在《論語》中，“成為什麼樣人格的人”變成了教育最重要的核心意識,這在孔子以前的春秋時代是沒有過的。也正是在此基礎上孔子提出了“君子”理念為核心的“學道”教育。
教育或受教育對於孔子意味著什麼?可以說,這個問題在孔子更多地是以“學”的形式提出來。就是說,在孔子思想中,“學”不僅是學習,“學”這個概念在孔子本身還意味著“教育”的意義。換言之“學”在孔子和儒家思想中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學”是學習,與“思”相對,所以，“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衛靈公》15:31)亦可與“修德”相對:“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述而》7:3)廣義的“學”則可以說就是對人的整體教育。狹義的“學”孔子又稱為“學文”,即知識的學習,所以孔子教人從孝悌信仁的踐行開始,主張“行有餘力而學文”(《學而》1:6)。廣義的學則不僅是知識的學習,而以德行之學為基礎,因此,正如子夏所說,“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學而》1:7)這可以說也反映了孔子的思想。這裡的“未學”的學當指學文;而把能行孝悌忠信“謂之學”,這個“學”就不是學文的學,而是道德教育、人格教育,這裡便體現了孔子的整體意義的“學”的概念。所以,孔子說“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之,可謂好學也已。”(《學而》1:14)一個不追求物質享受,而追求精神完滿和人格完美,能勤敏謹慎,向掌握了真理的人學習,這就是好學了。這裡的好學都不是狹義的學文的學,而是“君子”之學,即成為一個有人格追求的人、有精神理想的人的“學”。從教育的角度說,這裡的“學”都具有一般人文教育的意義,不限於學文。相對於學的廣狹二義，“好學”應當也有兩重意義。
就學文而言,學是指知識的學習,尤其是禮樂知識和經典知識。孔門中所謂“文學”是指此，“讀書”之學是指此 (《先進》11:25)，“多學而識”的學也是指此。所謂“博學於文”是指此種學文之學(《雍也》6:27)，學而不厭的學,也應主要指學文之學,與“德之不修”相對的“學之不講”的學也應指學文之學。經典的學習,在《論語》中提到的有學易、學詩、學禮。孔子對於經典的學習與傳承極為重視,“文”是學和好學的標志性內涵。這不僅成為後來儒學的主要特點,也深刻影響了中國的教育實踐。
但是,如前所說,孔子主張的學不僅指此,經典和知識學習而外,還要“約禮”“修德”,在德行上、政事上實踐有成,這些也都包含在學之內。所以孔子在回答哀公問時也說:“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雍也》6:3),好學在此意義上即指學道、學德,這樣的“學”是品質德性的獲得和提升,所以這樣的學亦可稱為“學道”,君子、小人都要學道。相比於技術的學習,孔子強調:“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子張》19:7)所以,君子之學的要點在於學道，《禮記》稱之為“修德學道”。這樣的學當然不注重特殊的技能(如稼圃),故“君子不器” (《為政》2:12),君子所代表的是一完整的人格,不是某一專門技術或技藝。這樣的學實際上更多的是指領導者之學,學作領導者。這種學作領導者的學,並不是把領導作為一門技術,而是通過學“好禮好義好信”來得到領導者的素質和能力。 (《子路》13:4)
從整個孔子思想體繫來看,最重要的是，“學”的目標是學為君子,這是全部《論語》的宗旨。後來唐代的儒學家和教育家韓768—824年),明確提出教育者的第一位任務是“傳道”,其次纔是知識的“授業”和“解惑”,所以從教的方面說，“傳道”是第一位的,從學的方面說，“學道”是第一位的。
孔子主張君子要“學道”,普通人也要學道,學道與學文相對。從政治上說,君子學道是為了成為好的領導者,普通人學道是為了成為好的公民(《陽貨》17:4)。所謂學文是學道的餘事,人能行孝悌忠信，“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1:6),這可能更多地是對普通人而言。但無論如何,道是最重要的,所以“朝聞道,夕死可矣”(《裡仁》4:8),而好學的意義之一是“守死善道”(《泰伯》8:13),維護道的正義。所以學的首要任務是“志於道”,最後纔是“遊於藝”(《述而》7:6)。“君子學以致其道”(《子張》19:7),道的追求始終是君子之學的目標。
《禮記·學記》也說“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這也突出了學的目的是“知道”,學是使人成為君子,而君子的榜樣可以化民成俗,具有社會政治的功用。在這個意義上,儒家的教育理念往往與社會政治聯繫在一起,接近於實用主義的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