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明中西翻譯史/高等學校翻譯專業本科教材》是為配合翻譯專業本科階段的翻譯史教學專門編寫的，共十一章。《簡明中西翻譯史/高等學校翻譯專業本科教材》旨在為學習者提供一條簡介清晰的中西翻譯史發展脈絡，並由此帶出中西翻譯史上最主要的翻譯事件、翻譯組織結構和重要的翻譯家及其思想。

謝天振，上海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學院教授，博導，多年從事翻譯學研究，已出版多部專著；何紹斌，上海海事大學副教授，博士，主要從事翻譯學研究，發表過多種相關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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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佛經翻譯對中國思想文化的影響
佛教在中國的翻譯、傳播和接受並非一蹴而就，但隨著它在中國不斷地被翻譯、傳播和接受，它對中國文化產生了幾乎是全方位的影響，在中國人的宗教、哲學、倫理、語言文字、藝術、文學、天文歷算及醫學方面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中國本土宗教首推道教，它最初是在漢末五鬥米道和太平道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原始道教既沒有成熟的理論體繫，也沒有繫統的儀軌戒律。晉代開始，道教借助儒家和佛教的一些觀念對原始道教進行改造。道教經典《太平經抄》中關於老君誕生的奇跡——九龍吐神水——就是模仿了釋迦牟尼降生的故事。道教的理論家之一、北魏的寇謙之創立了道教的戒律，實際上是模仿了佛教的戒律繫統。道教本來宣揚靈魂不死，但又借佛教的輪回說宣稱有罪的人死後將轉世為牲畜蟲孑。道教為攻擊佛教，曾偽造《老子化佛經》和《西升經》，稱佛陀乃老子轉世，這也從反面說明佛教對道教的影響力。
中國傳統哲學注重倫理實踐，缺乏對宇宙本體、生命的根源和死後歸宿的形而上追問。佛教傳人後，中國哲學思維方式得以豐富，並通過體用相即、時空無限、心性染盡、見性成佛等具體命題拓寬了中國哲學的研究領域。佛教雖講出世，但也強調孝，雖講人生解脫，但要求禁欲，從而為儒家的道德學說作了有益的補充。
漢譯佛經對我國語言文字的影響涉及詞彙、音韻和句法等諸方面。佛教畢竟是外來文化，許多概念都無法在漢語中找到直接對應的詞語，所以譯經師們特別關注“名義”問題，創立新詞語勢在必行。梁啟超總結了兩條：一是給已有的漢語詞語賦予佛教含義，如“真如”、“無明”、“眾生”、“因緣”等；二是采用音譯法，久而久之，也變成了熟語，如“涅粲”、“般若”、“瑜伽”、“剎那”等；從數量上看，這樣構成的漢語新詞彙多達三萬五千條，“即增加三萬五千個觀念也”。語言學家王力則從漢語發展史角度對佛經譯詞和借詞及其重要程度進行了分類：第一類是佛教專門用語，如般若（智慧）、菩提（覺）、閣梨（規範）、摩訶（大、多、勝）、優婆塞（男信徒）、優婆夷（女信徒）、伽藍（佛寺）等，這些詞語對日常語言影響不大；第二類佛經詞語則成為全民日常語彙，非常重要，如和尚、僧、尼、塔、菩薩、羅漢、閻羅、地獄等；第三類佛經譯詞則已深入漢語的血液，人們甚至意識不到其來源，如世界、現在、因果、結果、莊嚴、法寶、圓滿、魔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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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專業正式進入我國高等院校的本科專業目錄後，近年來已經成為國內外語院繫學科建設的一個新增長點，獲得了非常迅速的發展。相應的，翻譯史的研究與教學也已經引起國內翻譯教學界和學術界的高度重視。眾所周知，一個學科，尤其是一門新興學科的確立，離不開三個最基本的“支撐點”——學科史、學科理論和學科批評。對翻譯學科來說，也即翻譯史、翻譯理論和翻譯批評。由此可見，翻譯史課的設置及相關教學對翻譯專業學科的確立和發展至關重要。
回顧最近二三十年來，國內在翻譯史的研究領域，尤其是翻譯文學史和文學翻譯史類著作的編撰方面，還是取得了不少業績和成果的，出版的著作總數已經超過了七十本，堪稱碩果累累。但就翻譯史的編撰而言，除馬祖毅等著的《中國翻譯通史》（五卷本）、譚載喜的《西方翻譯簡史》、黎難秋的《中國科學翻譯史》而外，其他值得一提的作品就為數不多了。至於專供教學用的翻譯史教材，那就更乏善可陳，較有代表性的包括外研社推出的MTI翻譯繫列中的《中西翻譯簡史》（謝天振等著）、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西方翻譯簡史》（譚載喜著）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出版的《近代西學與中國文學》（郭延禮著）。這也許跟翻譯這個專業的特殊性有關，這個專業特別注重實踐，因此在翻譯教學中對學生的翻譯實際操作能力的訓練自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少出版社都把眼光瞄準了跟口筆譯技能訓練相關的教材，諸如《英漢口譯教程》、《英漢筆譯教程》等，而甚少關注甚至忽視翻譯史教材的建設。然而，就像中文繫的學生除了學習中文寫作以外，必然還要學習中國文學史、文學理論等課程一樣，翻譯繫（而不再是外語繫）的學生，如果沒有翻譯史、翻譯理論等課程的學習和訓練，那麼他所受到的專業訓練同樣是不完整的。這樣的本科畢業生，其專業素質和學識修養與一般的翻譯培訓班的結業生也就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區別了。
不要以為翻譯史課僅僅就是向學生流水賬似的梳理一下歷史上的翻譯事件和翻譯人物，翻譯史課教給學生的遠不止這些。
首先，翻譯史課可以讓學生全面了解翻譯專業發生、發展的歷史及其未來的發展趨向。翻譯史課向學生非常具體、生動地展示了翻譯這門古老職業的發展歷程，從而增強了學生的專業自豪感。然而，盡管翻譯有著如此悠久的歷史，但是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時問裡，翻譯的兩大基本類型，即口譯和筆譯，它們的基本形式、方法、手段等卻沒有根本性的變化：口譯基本上總是由譯員在現場完成；而筆譯則由譯員獨自一人或數人分工合作，進行外文與本族語之間的相互轉換並形成書面文字。從20世紀40年代中期開始，口譯從原先單一的交替傳譯發展出了新的口譯形式——同聲傳譯，而筆譯則從原先單一的紙上筆耕進入到了電腦寫作時代。這裡的電腦寫作不僅是指從紙上筆耕改為在電腦的鍵盤上打字，更重要的是指翻譯時還借用了互聯網和機器輔助翻譯軟件等現代化翻譯手段和設施，從而可以實現異地同時進行合作翻譯，大大提高了翻譯的速度和效率。更值得一提的是，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也使口譯的手段和形式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遠距離的、譯者不在場的口譯服務也已成為可能。
其次，翻譯史課可以讓學生深入了解人類的翻譯理念是如何產生、演變、發展的，這對於當前翻譯專業的學生而言尤其重要。目前，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國家，都已經進入了翻譯的職業化時代，翻譯的理念也隨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通過對中西翻譯史認真深入的梳理，我們發現人類翻譯觀念的形成與特定時代的主流翻譯對像密切相關。目前仍在國內翻譯界占據著主宰地位的一些翻譯理念，實際上是在中西翻譯史的第一階段（以宗教典籍為主流翻譯對像的階段）和第二階段（以文學名著和社科經典為主流翻譯對像的階段）形成的。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了翻譯史的第三階段，即以實用文獻為主流翻譯對像的階段。我們的翻譯活動需要負責的不光是原作文本，還有“客戶”和“市場”，我們需要考慮的因素不光是“忠實（原文）與否”，還有“（是否有利於）傳播、接受與影響”，還有“功能”與“效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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